二 不吝一死，再立遗嘱

去是必须去，不能回避，不能推诿。

但处理教案的难度，曾国藩非常清楚。

因此，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

赴天津之前，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即公元1870年7月2日，曾国藩再次立下遗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正式立遗嘱了。这遗嘱是写给他的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我们从这份遗嘱中，能看到老年曾国藩的理念和思想状况，所以把遗嘱的大部分内容录在下面，让读者一读：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黎庶昌）抄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抄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余平生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以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遗嘱最后还有《忮求诗》两首。忮即忌妒，求即多欲、贪求。曾国藩教子孙要做到不忮不求，也就是不忌妒，不贪欲。“不忮”诗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不求”诗说：“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这份遗嘱，让子孙克勤克俭，不忮不求。其中克勤克俭是曾国藩一生所信奉和身体力行的，但不忮不求，却反映了曾国藩从早年的锐意进取、疾恶如仇的儒家风格转变为顺其自然、不争不怒的道家处事态度。

7月8日（六月初十日），曾国藩抵达天津，正式开始了对天津教案的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