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津教案，震动朝野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绅士、民众与西方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轻则谩骂、斗殴，重则发生流血冲突，拆房毁屋烧教堂，直至人身伤亡。

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要追溯到明朝末年。1601年，意大利籍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到了明朝的首都北京，他受到了明朝皇帝的礼遇，并准许他们在中国活动、传教。利玛窦进京之前，传教士已在中国活动了几十年。那个时候，西方还不够强大，传教士们都必须遵从中国政府的旨意，否则便无法在中国立足。中国人是个信奉多神的民族，当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对宗教大多不太相信，或在若信若不信之间。当中国对待基督教传教士好一些的时候，中国人不过认为他们是众多劝人为善的宗教中的一个而已。从明末到清初，传教士曾与一些士大夫甚至皇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且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对中国人扩展科学知识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前六卷；一是清代康熙皇帝请法国传教士白晋等负责测绘，编成《皇舆全览图》，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全国地图。康熙朝后期，开始禁止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乾隆以后实行闭关政策，对天主教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取缔措施。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传教士们又卷土重来。近代的中国人，习惯上把基督教旧教称为天主教，将派别复杂的新教统称为基督教，其实近代传入中国的还有沙俄来的东正教，但影响较小。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法《北京条约》时，正式规定准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准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准许传教士建礼拜堂。谈判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又私自在条约的中文本中添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字样，中国方面在大炮的威胁面前，没有仔细审查便签了字，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传教士的权限和活动范围。从此以后，便发生了无数次的教案（在此以前也有，但还不多）。大体上，中国民众与天主教教士及教民发生的冲突较多，而与基督教新教教士教民发生的冲突较少。法国以天主教为国教，所以民众与天主教教士的冲突多发生在法国教士身上。

1869年由法国传福音负责修建的望海楼教堂，以几经毁建的方式诉说近代中国的沧桑历史。天津教案中它第一次被焚毁。甲午战争后重建。1900年义和团再次将之焚毁。1904年修复。1976年唐山地震时严重受损。1983年重修。

天津当北京的门户，也是北方最重要的出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曾到天津海口威胁，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及大沽更是重要战场，英法联军并且占领天津一年又九个月。所以天津的民众早就对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不满。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天津条约》规定，战后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经法国领事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将三岔河口北岸望海楼一带的十五亩地租给法国传教士。这望海楼是什么地方？是当年乾隆皇帝巡幸之地，乾隆帝还曾在此宴请盐商，所以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现在法国传教士竟将这块地方租占，令天津的绅士民众都大为不满。这还不算，由于中国人有传统的信仰，大多还不明白天主教是怎么回事，信徒难以发展，尤其读书人更不信。于是传教士就不分良莠，凡是表示愿意信教就都拉到教会中来，并且袒护他们的不良甚至不法行为，弄得天津民众怨声载道。据美国传教士记述说：“在法国政府的鼓励之下，天主教徒们的确形成了‘国中之国’，漠视当地的法律和习俗，压制不信教的邻人，践踏中国的法度。每遇教徒与非教徒发生争执，不论问题的性质如何，神父立即赞与（教徒）。如果他不能胁迫官吏使教徒胜诉，他便以被迫害者之一的身份出现，诉之于法国领事。”这记述虽然包含了美国人与法国人、新教与旧教（天主教）的矛盾，但基本上是事实。所以，不管下面要叙述的天津教案具体是怎样发生的，但其根源可说是由来已久的。

1870年入夏以来，直隶、天津久旱少雨，人心惶惶，天津一代渐渐有多起关于教士教堂的半真半假的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的说，教堂专门给人用药迷拐幼孩送到教堂，然后挖眼剖心，用来做药；有的说，教堂里有地窖，迷拐来的幼孩就幽闭在地窖里；还有的甚至说，被挖下来的幼孩眼珠已装满一坛子。

这些传言，好像有根有据，不由人不相信。

于是，天津民众、绅士的情绪越来越激昂。

用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来分析，显然这些传言都是无稽之谈，是误解。

但是，这误解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除了前述的因素外还有不少文化习俗上的问题，正如后来曾国藩解释的：

第一，教堂大门终年关闭，本来就不满的外界人往往就怀疑教堂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第二，教堂大量收养无依无靠的幼童，生病的、将死的，都照样收留不误。然而当时的医疗条件，会有相当多的人无法治愈，死亡率很高。第三，天主教有施洗之说，人将死时，神父用水洗其前额，又在一旁为其祷告，这种宗教仪式，在中国人看来，不免过于神秘甚至于鬼鬼祟祟。再加上人们早就对两次鸦片战争攻击中国的洋人不满，谣言就是这样传开的。

1870年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地方的居民抓住一个诱拐儿童的人犯，人犯叫武兰珍，当时他正诱拐一个名叫李所的儿童。村民将这名拐犯送到天津知县刘杰处。经刘杰审问，武兰珍供称，迷药系教堂中教民王三所送，又说教堂内有席棚栅栏，他白天睡在那里，晚上出来诱拐儿童。消息传出，天津民众群情激动。刘杰以事关重大，与天津知府张光藻一起请示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便派天津道周家勋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教士谢福音商议，约定21日带武兰珍到教堂对质。

6月21日，周家勋、张光藻、刘杰带武兰珍到望海楼教堂。结果教堂中既没有王三，也没有武兰珍所说的席棚栅栏，武兰珍也不认识教堂中的人（教案发生以后，民众捉到一个名叫王三的人，供称迷药是教堂神父提供，但是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翻供，并且捉住的这个王三到底叫王二还是王三也没有弄清）。

当周家勋等去教堂的时候，有许多民众围着教堂看热闹。午后，有教堂内的人与围观的民众发生口角，并互相扭打。崇厚派了两个巡捕弹压。正在此时，法国领事丰大业来到，他不问情由，便殴打中国巡捕，随后又到崇厚官署。崇厚后来奏报当时的情形说，丰大业进官署时，“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飞奔前来。未及进室，一见即口出不逊。（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经人拉住，奴才（崇厚自称——满族官员奏报时自称奴才——著者）未便与之相持，暂时退避。该领事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奴才复又出见，好言告以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丰大业是个典型的把中国人看成是野蛮人的殖民主义分子，看他的行为绝不是一个外交官所应该做的，倒像是个流氓地痞。崇厚是主张尽量与洋人搞好关系，免得发生意外事端的，所以他的报告对丰大业的作为绝不会有夸张之处。

丰大业不听崇厚的劝告，盛怒而去。这时周围还有许多民众，听说丰大业枪击长官，无不愤怒异常。但丰大业从崇厚官署出来的时候，民众还算克制，他们为丰大业让开一条路，只是怒目而视而已。不料路上丰大业恰好遇到劝导民众回来的知县刘杰，丰大业二话不说，举枪就向刘杰射击，刘杰见丰大业举枪，急忙闪避，结果打伤了刘杰的家人。这下围观的百姓再也忍耐不住了，立即一齐动手，将丰大业和随他而行的秘书西蒙乱拳乱脚打死。暴怒的民众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冲向教堂和其他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将望海楼天主教堂、法国领事馆、仁慈堂（即收养幼童的地方）、英国讲书堂、美国讲书堂尽皆焚毁。在这场骚乱中，总共有20名外国人被打死。其中除丰大业和西蒙外，还有法国传教士谢福音，法国领事馆翻译汤吗辛和他的妻子，仁慈堂修女十人（其中法国6人，比利时2人，意大利1人，爱尔兰1人），法国商人查勒松和他的妻子，俄国商人巴索夫，俄国商人普罗波波夫和他的妻子。

教案发生，京津震动。在此以前，也曾经发生过教案或者中外人民纠纷事件，但一次打死这么多的外国人，并且打死外国外交官，从来还没有过。第二天即6月22日，法国、俄国、美国、英国、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七国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抗议。过了三天，法国公使罗淑亚又单独照会抗议；俄国公使也为俄国无端有三人毙命要求惩办凶手。与此同时，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方向集结，真可谓剑拔弩张。这个时候，处理若有不慎，后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惨祸，很可能提前三十年发生。

6月23日，清廷发出上谕：

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如精神尚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曾国藩等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此时的曾国藩，正病魔缠身，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不好。自四月十六日（1870年5月16日）起，患眩晕之症，据他自己在日记中的记述，是“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到四月二十一日（1870年5月21日），曾国藩只好请假一个月。五月二十二日，身体还是没有复元，又续假一个月。假如他以患病为理由，完全可以不去解这道难题。谕旨说“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也正是留了余地。左右幕僚也纷纷劝他不要去。但这不是曾国藩的风格，深受理学熏陶、脑海充溢忠君爱国观念的他决不会逃避。即便是死在天津，他仍然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