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兴修水利，防杜河患

直隶处于华北平原北端，这里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们的祖先。但是在清代，这里又是水旱灾害最常发生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因为直隶毗连京师，水旱灾害所造成的民生和社会问题又与清朝的统治是否稳固密切相关，所以清朝统治者对直隶的水利工程比较其他地方要格外重视，常常不惜动用巨资整修。但是从咸丰初年直到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之前，因为连年的战争，包括内战以及与英法联军的战争，耗尽了政府甚至民间的财力，对水利工程的修建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现在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该是治理多年为患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水灾的时候了。这也是曾国藩上任前奏报的直隶应办三件大事中的一件。

作为北方省份，直隶的水旱灾害有它的特点。这里雨水稀少，十年九旱，但是一旦有较大的雨又会造成洪水肆虐。直隶的河流与黄河的情况非常接近，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河床常常比堤外的民田和平地还要高，变成了像黄河一样的“地上河”。一遇大水，河水或者漫溢而出，或者冲垮堤坝，造成巨大的灾害。最让人气馁、棘手的是，在同一个时间，直隶一省竟又有的地方大水成灾，有的地方大旱为害。曾国藩上任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

据曾国藩的分析，直隶共有九条大河，发生水患主要有两条河，北面是永定河，南面是滹沱河。永定河发水的时候，河水常向南窜入大清河，导致新城、安州、雄县等地受灾。滹沱河发水的时候，会向北改道，导致深州、饶阳、任邱、文安等地受灾。水旱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就在同治七年也就是曾国藩上任的上一年，永定河于三月、七月两次多处决口，滹沱河也向北改道。据曾国藩自己的研究，仅在束鹿县境内，自清代顺治到乾隆年间，一百余年的时间，滹沱河已经迁徙25次。一个县已经如此，整个流域可想而知。朝廷也很重视治理直隶的水患，特别是永定河，由于靠近京师，朝廷特设永定河道（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厅、司级或地区级）负责该河的治理。

如何对付这日益严重的水旱灾害？在当时的技术、交通以及财力条件下，有时简直是束手无策。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要勉为其难，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减少灾害。所以人们一面祭拜水神，希图神灵保佑，一面却又尽一切力量兴修水利工程。水旱灾害是否治理得好，甚至与王朝兴亡等政治变动有相当大的关系。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历史。

前面说过，曾国藩上任途中首先顺路视察了永定河。他首先到灰坝地方查看减河。所谓减河，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溢洪道，当正河水位过高时，可以把水泄到减河中，以防止洪水冲垮堤坝。但是曾国藩看到的是，由于泥沙淤积，正河河床已经高出减河之堤，造成河水不从正河走，反而在本来以备万一的减河中流淌。接着又查看去年决口的地方，其中一处去年决口一百五十余丈，相当于500多米，上年冬天修复了七十余丈，其余的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修好。上面所述，都是曾国藩第一天看到的情形，第二三四五天都是连续查看河工。几天下来，除了疲倦外，曾国藩已经深深感到了永定河修复工程的难度。

曾国藩原当京官的时候，对治水问题是曾经研究过的，现在经过实地考察，再与官员们研究，曾国藩制定了一个方案：第一，加固堤坝，这现在主持河工的官员们已经在做，但是有许多地方不能令人满意，曾国藩在视察中甚至觉得有的地方的工程马虎得就像是儿戏，令他十分生气。所以加固堤坝必须加紧进行。第二，作为根本的措施，曾国藩决定疏浚河道，这是传说中的大禹就曾应用过的办法。视察中，他看到许多地方泥沙已经在河床中积成了小山，使河道又窄又高，这样堤坝再高再坚固也禁不住河水的冲刷。曾国藩计算，每年除雨季及冬天土冻不易施工外，尚有五个月的少雨季节，或叫旱季，可以施工疏浚河道。疏浚一段就少了一段危险。但是这需要时间、毅力和经费。曾国藩打算先试办一、二处，见效之后，再全面推广。在上任途中视察时，他已经命将河中最影响河水流通的部分淤塞段疏浚，并追加经费。除以上两点外，目前最急的，是要赶紧把去年决口的地方修复。几处决口的修复，需要银十一万两，由此可见河工需用经费的浩大。

实际上，若要从根本上杜绝水患，除了河道河堤工程外，还须保持好上游的植被及整个流域的生态平衡，良好的植被可以有较大的蓄水能力，不会一下雨就弄得河水盛涨，也不致使过多的泥沙随水冲入河内。此外最好能够修建一些能够调节河水流量的水库，既可以在干旱季节放水灌溉农田，也可以在雨季蓄水有效防止水灾。但是，当时人的科学知识还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施工修建水库，也是当时的物力财力和技术条件所难以做到的。

阴历四月初，永清县境内永定河去年决口的地方大坝合龙，曾国藩抱病亲自去查看验收。一路上，他看到因天大旱，冬小麦只有两、三寸高，节气已近收割，但吐穗的极少。个别地方用人力取水灌溉，麦苗达到六七寸高，已经抽穗。但能够人工浇灌的毕竟极少极少，不过百分之二、三。即使三日之内下一场大雨，也挽救不了这些小麦了。小麦没有收成，影响到的会很多很多。此情此景，令身为地方官的曾国藩“目击心伤，不忍细看”。合龙的这段永定河堤，本是曾国藩上任途中已经查看过的，他看到有的危险地方已经按照他的指示办了。但是能否经受得住将来的洪水，曾国藩还是毫无把握。他向朝廷奏报说，现在是枯水季节，此时合龙，叫做合旱龙。永定河合旱龙，是民间最不放心的。曾国藩说，这就如同新练之兵，没有上过战场，能否取胜，指挥官没有把握。要经过一次涨水，才知道堤坝是否牢靠。

转眼到了阴历五月，雨季来临。五月初三日第一波洪峰到达新筑的堤坝之处，至初六日洪水汇入凤河。曾国藩接到报告，总算松了一口气。五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将洪水通过新筑堤段，堤坝无恙的事情上奏。不料就在他发出奏折的第二天，传来了永定河再次决口的消息。这一天，曾国藩觉得既难过又难堪，他“忧愤愧悚，不能自释。旁皇绕室，不能治事”。原来永定河新成的大堤最险的地段，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此，事先做了比较周密的准备，洪水来时，大家并力奋战，勉强渡过了危机。但是因为连年战争，永定河河堤多处失修，顾此失彼。当大水来到的时候，从北四上汛十三、十四号地方，到北四上汛三、四、五号地方，二十余里旧堤，一片汪洋，水势直漫堤岸。这里不是去年决口的地方，人们开始没有注意到，待到发现险情，当地地方官和负责河工的官员赶紧招集士兵和当地村民堵御，但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五月二十一日，正是曾国藩出奏永定河新筑堤坝遇水无恙的同一天，大水冲垮了北四下汛五号地方，大堤崩塌三十多丈。好在垮堤的这一段河床经常南北迁徙，附近人口较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曾国藩只好奏请将自己交部议处（就是让吏部讨论如何处分自己），并按惯例将负责河工的官员和地方官予以处分（除特别失职外，堤坝修好后再恢复职务）。

大水冲毁堤防，虽然令曾国藩相当难过，但更增强了他疏浚河道的决心。以往堵塞垮堤和漫口的地方，只是将漫口堵住，将“引河”即河道中平常流水的地方挖通就算完事。这次修复堤坝，先从下游河道的疏浚着手，让河水能够畅通，并将原来弯弯曲曲的河道挖成直河。他发现原永定河道不能胜任，便请朝廷另行任用，而由熟悉河工的候补道蒋春元署理永定河道，负责堤坝的修复。直到十月，才将大坝合龙。合龙时，曾国藩又一次亲临检查，半年多的时间，他已是第三次检查永定河了。永定河的决口处大坝虽然合龙了，但水患的威胁还远远没有解除。曾国藩奏请增加经费，先疏浚下游河道。他听说洋人有机器，能用于疏浚河道，命上海江南制造局询问是否真有这种机器，如果费用不高，他打算使用这种机器。

永定河水患虽然难防，但总还有个方案，而对付滹沱河的水患，却更让曾国藩伤脑筋，因为连一个方案都难以确定。前面说过，滹沱河百年之内曾迁徙二十五次，可见治理难度之大。直隶有五条大河，子牙河为其中之一。滹沱河就是子牙河的上游。滹沱河发源于山西，从平山县入直隶境，河水一到晋州（晋县），就不老实起来。本来河道是由晋州一直向东，在武强会合滏阳河，经过献县以后名为子牙河，然后汇入海河入海。但是两年前，河水改道，向北绕了个大大的弯，跑到了现在的白洋淀一带，并且极不稳定，十几个县都受到它的祸害，尤其是文安县成了沼泽地，当地百姓称之为“文安大洼”。在新河道与旧河道之间，留下了许多像河道又非河道的沟沟。说它像河道，是这些沟沟曾经是河道，说它不是河道，是因为泥沙的淤积，这些旧河道只是沟沟而已，已经无法再成河。曾国藩与下属们反复研究，拟订一个方案，准备将滹沱河引向南，经晋州、赵州（赵县）、宁晋等地的一条滹沱河故道，导入滏阳河。但这样需要二十万两银的巨款，曾国藩一面上奏朝廷，希望懂水利的官员们讨论，以便集思广益，一面筹备款项。但是他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就已调离直隶总督的职务。

如果说在练军、清理积案和整顿吏治两方面曾国藩都办出了成绩，至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的话，那水利工程方面的成绩就大为逊色了。这是因为治水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毅力。而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科学知识条件下，根治水患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河北省也就是过去的直隶修建了许多水库，修整了堤坝，基本上杜绝了大规模的水患，但是由于人口太多，土地负荷过重，生态平衡的问题还是没有很好解决。在曾国藩的时代，人们的主观努力只能做得好一点、减少一点水患而已，可是还没等曾国藩做出进一步的努力，霹雳一声，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爆发了。曾国藩只好拖着已经生病的身体，去天津处理教案，不久就结束了短暂的直隶总督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