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重整河山”，勉力为之

按曾国藩最初当官时的性情和理想，他本不应做个军事统帅，他有宰相之才，本来应该在政事上作出成绩，换句话说，他的才能本是在政事上而不是在军事上，但是现实却让他选择了一条治军之路。现在，太平天国已经被他的湘军镇压了，他该实现他生平的宿愿，在治理国家上下功夫了。1864年10月初，曾国藩把两江总督衙门从安庆迁到金陵，10日正式入署办公，因为总督衙门并没有修好，所以是借地办公的。按清朝惯例，两江总督驻金陵，江苏巡抚驻苏州，自太平天国占领金陵以来，两江总督衙门四处流浪，有时两江总督被太平军追逐，简直就像丧家之犬，隔了十一年后，现在终于又迁回金陵。

迁到金陵后，曾国藩便着手善后事宜。

但是，重新恢复统治秩序，并振兴残破的经济，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十余年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都是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战场。尤其是江南这从前最富庶的地方，遭受的破坏尤其严重。古人用以描述战争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篇，完全适用于现在的这三省。有外国人记述当时他观察到的苏州一带情形：“沿途所历各村，每三、四处，必有一完全焚毁者；亦有三村相连，外二村未动，而其中一村仅余焦土者。”过去，南京到苏州一带，“皆富饶殷实，沿运河十八里，廛舍栉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现在，则“房舍、桥梁，尽被拆毁，十八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曾国藩当湘军围金陵时就曾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感叹：“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见炊烟。”曾国藩日记中也多次记载民间的惨况，如有的地方没有粮食，将人肉标价出卖，有时甚至人肉还涨价。整个中国因为战争死亡的人口，有的人估计为二千万，有的人估计为五千万。江苏战前人口为4300万，战后十年即1874年，还没有恢复到两千万。至于金陵城，经过惨烈的攻守战，再加上湘军入城后的抢劫，几乎成了一座废墟。

湘军攻占金陵前，曾国藩曾在田地多荒芜的皖南试行过这样的办法：每县给三千两银子，选择公正廉洁而又勇于任事的地方绅士负责组织农民开垦，这三千银子用于买牛买种子，招集民众开荒。收成后，将牛和种子的本钱还回官家十分之七，另十分之三让给农民；然后再给三千银，续买牛、种，如是循环数年，据说民众已渐复旧业。还回官家的钱，也不再收回，而是给各县兴学校、立书院用。

现在，为了恢复经济，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乔松年一起，分别各地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奏请清廷减免钱粮赋税，设法召回流亡人口，以便恢复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曾国藩在金陵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马上修复举行乡试的贡院，以便当年能够举行乡试。按照惯例，金陵的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不仅有江苏省，还包括了安徽省。特别是江南文化发达，几百年来都是人文荟萃之地，整个清代，江南科举中进士的人数一直居全国榜首，所以江南乡试也就比其他省的乡试都要显得隆重而且影响大。但是自从太平天国占领金陵以来，已有十一年没有开科考试了，中间应该有四次考试，全告空白。咸丰九年（1859年），曾借地浙江杭州考过一次，但毕竟很不方便，而且没有录取足额。江南士子早盼望有参加科考的机会。抢时间修复贡院，争取按时举行科考，不仅是为朝廷选拔人才，而且对于争取从前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的知识分子拥护朝廷，以及恢复社会秩序，都是十分重要的。曾国荃攻占金陵后，在军务、善后的繁忙工作之中，曾国藩就视察了贡院，见原贡院规模狭小，虽说没有完全毁坏，却也所存无几。曾国藩把修复贡院作为头等大事，不仅修复，还扩大规模。修复贡院的事，在曾国藩正式将官署移驻金陵以前，就由曾国荃主持开始了。曾国藩非常在意此事，指示曾国荃，“规模不可狭小，工程不可草率”，不可视为一朝一夕的事，而要作百年之想。当两江总督衙署迁到金陵时，贡院修复工作已接近完工，曾国藩十分满意，立即奏请于旧历十一月举行乡试，并奏准把从前安徽省少录取的36个名额加入此次乡试中。苏、皖两省士子听说举行乡试，非常高兴，踊跃参加，参加考试的竟有一万三千人，不愧为历来人文繁盛之地。临近考试，士子们云集金陵，商贾们闻风随之而来。而恢复科考，意味着局势稳定，原居住金陵的民众也渐渐归来。无意之中收到了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效果。旧历十二月十五日（1865年1月12日）揭榜，共有273人中举。据说录取的举子们的文章都写得很好，为三十年来所无，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是“闱墨声光并茂，不似丧乱后气象”，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也都很得意。这件事就算顺利办成了。

提起这年的江南乡试，还有一段与曾国藩有关的小插曲。安徽桐城的吴汝纶，少有文名，这年二十四（周）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曾国藩本来喜欢读书人，自任两江总督以后，更加招贤纳士，他的幕府人才之盛，天下无与伦比。这年轻的吴先生早知道曾国藩的胸襟，仰慕曾国藩的学问，也很想与曾国藩结交，但他偏偏又有中国旧时读书人的那一种傲气，假如曾国藩是一介布衣，他早就自荐上门了，但当时曾国藩是堂堂的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吴汝纶不愿意攀附权贵，也就不好意思自荐上门。当时吴汝纶的同乡方存之（宗诚）正在曾国藩的幕府，他搜罗吴汝纶的文章，不由分说便拿给曾国藩看，这还是在旧历五月份，湘军还没有攻下金陵。曾国藩读后在日记中写道：“阅桐城吴汝纶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证、词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清代以桐城籍文人为核心的桐城派古文非常有名，方苞、姚鼐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国藩非常喜欢姚鼐的文章。所谓义理、文章、考证不可偏废，就是姚鼐提出来的。现在曾国藩说吴汝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就是说吴的成就将来会超过桐城派。吴汝纶随即参加了这年的江南乡试，以第九名考取了举人。当时凡考取的举人，都要拜会“座主”，吴汝纶这才拜见曾国藩。第二年，吴汝纶参加会试，又以第八名考中了进士。中举之后紧接着中进士，这叫做“连捷”，很不容易。吴汝纶授内阁中书后告假出都，又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对吴说，你不必急着进京当官，就在我的幕府中专心读书，多作古文。曾国藩又问吴汝纶的老师是谁，吴汝纶说没有其他老师，就是父亲辅导，曾国藩听后，立即聘请吴汝纶的父亲为自己儿子的老师。吴汝纶此后就入曾国藩幕府，并成为曾国藩座下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果然不负曾国藩所望，不仅大有文名，后来还当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总教习。严复翻译《天演论》，也是吴汝纶为之作序，向社会介绍。

曾国藩要办的第二件事修浚秦淮河。金陵为六朝古都，自魏晋以来，其富贵繁华天下闻名。秦淮河绕金陵而过，河中画舫灯船，来往如梭；笙歌曼舞，彻夜不绝。江南文人才子，更在秦淮河留下许多动人的遗闻轶事。同时，秦淮河两岸商贾云集，也是金陵城繁华的象征。太平天国占领金陵后，禁止男女来往，分别男行女行，再加上战争不断，秦淮河一片萧条，大非往日景象。为了恢复金陵城的商业和经济，曾国藩命守金陵的湘军士兵挑浚秦淮河。理学气浓重的曾国藩，又亲率僚属乘船游览十里秦淮。到同治十年，曾国藩再次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又一次游秦淮河，他见到商民的游船，能张三四十号灯，有的甚至张挂八十多盏灯，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喜复略见太平景象矣。”

在曾国藩的努力下，逃亡外地的商贾们渐渐回来，据说连逃到上海的商贾绅士们也有不少回来的。为了招徕商民，曾国藩又于1865年3月奏请将从前在江宁城外所设的两个税关暂缓征税。这两关的货税向来由朝廷直接派来的江宁织造征收，收上来的银两也不入地方财政，而是直接解到京师，供皇家挥霍。现在暂停这两个税关，也好减轻一些商人的负担。

除了恢复经济外，在文化建设上，曾国藩也作了不少努力。

这里必须给读者介绍的，是曾氏兄弟刻印王船山文集的事。

王船山，本名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算是曾国藩的湖南前辈和乡贤，本书卷二曾说过此人。王船山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因为晚年他隐居在家乡衡阳的石船山，所以世人又称他为“船山先生”。王船山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学者、思想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朝衰微，清兵入关，天崩地解，河山变色的大动荡时代。王船山一生坚持抗清，后来清朝的统治渐渐稳固，王船山的抗清事业败局已定，但他决不肯臣服清朝。他避入穷乡僻壤，甚至苗徭山洞，发愤著述，虽贫病交加而丝毫不悔。他把亡国的惨痛，缜密的思想，都融入他的著作之中，成就了一代伟大的学者。但是，由于王船山强烈的反清思想和夷夏之辨观念，在清朝政府严酷的压制下，他的著作二百年来一直湮没而不显。直到1839年（道光十九年），才有湖南新化学者邓显鹤和邹汉勋以及湘潭学者欧阳兆熊主持刊刻了王船山的部分著作，计一百五十卷。1854年太平军重入湖南，刻版又毁于战火。欧阳兆熊恰好是曾国藩挚友，当年曾国藩任职翰林院时，曾染重病，多亏懂医道的欧阳兆熊照料，才得痊愈。曾国荃攻占安庆后，曾氏兄弟决定重刊王船山文集，专门设立书局，请欧阳兆熊负责搜集、校勘。曾国藩对印行船山遗著非常关注，在这次印的三百二十卷中，他亲自校阅了《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等各经书的稗疏考异十四卷，计达一百一十七卷。王船山后人家已经散佚的《书经稗疏》、《春秋家说序》，曾国藩又特地托朋友在京师文渊阁抄出寄来。湘军攻占金陵后，刻印船山遗著的书局也随着迁到金陵，直到1866年，刻印方才完成，曾国藩又亲自作了序。至此，王船山的学说才得以面世。印行王船山文集时，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王船山生前曾说，我的书要二百年后才能显于世，让他的子孙妥善收藏他的书。欧阳兆熊致书王氏后代索求船山著作底稿，当信到的前一天，守王船山祠堂的人听到堂内有响声，开门一看，原来是王船山的灵位从神龛中自行跃到案上，并且直立不倒。这传说当然无法验证，但王船山若泉下有知，也应该为他的著作终于传世高兴吧。王船山是坚决反清的，曾氏兄弟却是拼命维护清朝的，他们为什么要刊印王船山的遗著？这确有些耐人寻味。不过，曾氏兄弟既然不打算反清，应该不会是让人们读王船山的书而产生反满民族意识，而是欣赏王船山其他方面的学说和思想。比如王船山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这话的意思是说，读史者，写史者，都要经世致用，让人知道古往今来政治的得失，为后人提供借鉴，否则写史就是没有用的。这类语言，一定会在曾氏兄弟的内心引起共鸣。也许曾氏兄弟没有料到，船山学说在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清末革命党领袖黄兴，一直到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都从船山学说中吸收养料。笔者的恩师、晚年研究近代湖湘文化的著名学者林增平曾总结船山学说对湖南的影响说：

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与之相应的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恰当其时，湮没百余年的船山学说开始广泛传播，其哲理和反清、一定程度反封建的学说思想和经世致用的主张，为湖南士人辗转传习，前后师承。从而进入近代就形成了有别于他省，具有湘人在若干方面异于他省的气质的湖湘文化。此一文化的延伸外铄，遂在近代经世——维新——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上，造成了令人瞩目的形势和成就，导致湖南获得近代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

刊刻王船山遗著的书局原是设在安庆的，后来迁到金陵。刻印王船山遗著完成后，书局一直留存了下来，先是校刊四书、十三经、《史记》、《汉书》，到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曾与浙江、湖北等几省的书局合刻二十四史。在书局中工作的，除欧阳兆熊外，还有汪士铎、刘毓崧、莫友芝、李善兰等著名学者。

莫友芝

曾府家眷纺织图（选自《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

作为文化建设的措施，曾国藩还札委工程局修复江宁城的钟山书院、尊经书院。钟山书院聘李小湖为山长、尊经书院聘周缦云为山长，其中周缦云曾为曾国藩幕僚。两书院修复之后，曾国藩曾于1865年3月亲往视察，并主持聘定书院山长的典礼。

湘淮系集团领袖中，除曾国藩外，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丁日昌都很重视文化建设，在他们的统治地区，都努力做恢复书院、建印书局等事情。

由于曾国藩办的这些恢复文化的事业，所以不少台湾学者赞扬曾国藩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使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一方面要保存和发扬中国的旧有文化和国粹，使中国人不忘为中国人。

至于举办洋务新政，学造外国武器和轮船，是曾国藩尤为重视的头等大事，但我们留待后面专章来介绍。

然而，修复两江总督衙门的事情却放到了最后，继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官员，也学曾国藩，不将修复衙门放在优先位置。直到1871年底，两江总督衙门才修复，1872年1月2日，曾国藩第三次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才正式迁入新衙门。这时距湘军攻占金陵已经八年了。

不过，曾国藩正式进驻金陵不到一年，捻军声势大振，曾国藩又奉命北上剿捻。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还有一些趣事可述。曾国藩向来提倡节俭，又主张他虽做了大官，但家里必须保持农家本色，他要求他的儿媳、女儿不可忘了女子做衣、做鞋等传统的“女工”，他穿的鞋子，就常常是儿媳、女儿做的。他的夫人欧阳氏出身于学者之家，自幼家教很好，虽然丈夫贵为一品大官，但她始终能保持勤俭的美德。在安庆、金陵的督署中，欧阳夫人率儿媳刘氏（即刘蓉之女）纺纱，每日定量四两，一般到二更后才休息。有一天不知不觉已纺到三更，曾纪泽已经就寝。欧阳夫人说，我为你说个笑话提提神：“有一家，婆婆常常率儿媳纺纱到深夜，儿子嫌纺车声音吵得难以入眠，说是要将他妻子的纺车打碎。其父在房中应声说：‘如能将你母亲的纺车一起打碎，最好。’”第二天早餐时，曾国藩把这故事说给幕僚们听，直惹得众人大笑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