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曾、左龃龉，留百年谜底

金陵打下来了，李鸿章指挥淮军把江苏其它部分攻了下来，左宗棠也将浙江的太平军大部驱除。曾国藩也比较顺利地解决了与清廷关系的新问题。但这时，湘系集团内部，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又发生了问题。

事情出在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漏网上。

湘军攻占金陵后，得知洪秀全已死，但幼天王洪天贵福不知去向。1864年7月26日，曾国藩奏报破城和生擒李秀成时说：“据城内各贼供……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这时说的还比较含糊。8月8日，曾国藩又奏报说：“伪幼主洪福瑱，绕室积薪，为城破自焚之计，众供皆合。连日在伪宫灰烬之中，反复搜寻，茫无实据，观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战时所夺，又似业已逃出伪宫者。李秀成之供则称‘曾经挟之出城，始行分散’。然此次逃奔之贼，仅十六夜从地道缺口逸出数百人，当经骑兵追至湖熟，围杀净尽……洪福瑱以十六童，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实际上，幼天王已经脱逃，并且到浙江湖州与洪仁玕、杨辅清等会合，然后由洪仁玕扶持到江西，准备会合太平天国现在实力较强的侍王李世贤。曾国藩的奏报，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然而这时候，左宗棠却已得到了太平天国幼天王已经脱逃的可靠情报。按照曾国藩的想法，左宗棠应该先将此事通知曾国藩，商量一个解决办法。不料左宗棠却先奏报清廷，虽然他同时也写信告诉了曾国藩，但因清廷事先知晓，并要求从重严办防堵不力的人员，弄得曾国藩十分狼狈。如本卷开头所说，曾国藩虽然把清廷的要挟顶了回去，但对左宗棠甚为不满，他觉得左宗棠是有意让曾家兄弟下不来台，是“以怨报德”。两人随即在奏折中互相指责，曾国藩曾说左宗棠攻占杭州时有十万太平军逃出，并没有受到处分。左宗棠就上奏说，你凭什么说有十万太平军逃出？意思是说是你亲自数的吗？并且太平军自杭州逃出的事我已奏明，不像你公然奏报已经搜杀净尽。虽然后来洪仁玕与侍王李世贤会合并没有成功，在江西为沈葆桢部下湘军席宝田部击败，洪仁玕与幼天王都被俘处死，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怨却已经结下，私交宣告断绝。从此以后，曾国藩和左宗棠再没有私人通信往来。

对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绝交，人们有许多说法。最为奇特的一种是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故意闹矛盾做给外人看，因为此时清廷非常疑忌曾国藩，假使曾国藩和左宗棠湘军内部翻了脸，会使曾国藩的实力大损，对清廷的威胁就小得多，清廷的疑忌心也就会小得多。所以曾、左二人就演了一出互相攻讦的双簧戏，故意让人以为湘军内部不和，而且时间也是不早不晚，正好选在湘军攻破金陵的时候。然而这种说法虽能提出一些理由和现象，却嫌证据不足。多半是那些既喜欢曾国藩又赞赏左宗棠的人的良好愿望。因为曾国藩在家书中，还曾屡次提及担心左宗棠向清廷说他的坏话，造假不会造到当时不公开的家书中。

我们同意左宗棠研究专家、对曾国藩也有深入研究的刘泱泱先生的说法，曾国藩和左宗棠是“失和”了，即断绝了朋友关系。

失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曾、左二人都是有才干的人，但性情差异相当大。曾国藩深受理学熏陶，办事待人，都有一种深厚的理学味，常说是以“诚”为本。但是，曾国藩又是十分注重实际的人，带兵打仗，在朝为官，都需要灵活性，需要用权术，这在左宗棠等人看来，不免有些作伪。但这实际上是曾国藩治学办事的一种内在矛盾，如果说虚伪，只能说是理学的虚伪，就像倭仁号称理学大师，却大力支持慈禧太后执政，压制恭亲王奕，这最不合传统理学的规矩。对于曾国藩的做法，胡林翼可以理解，左宗棠不能理解。左宗棠有才干，有谋略，有胆识，但个性太傲，太自负，缺乏容人之量，他在樊燮案中闹得如此狼狈，便与他的性格有关。曾国藩打仗求稳持重，很少用奇兵险着，这在左宗棠看来，是缺少才干，如失和前左宗棠致骆秉章的信就说：“涤相（曾国藩）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近日议论多有不合，只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亦难矣。”论建立一支军队的影响，当时任何人都不及曾国藩，但要说指挥打仗，可能左宗棠的确比曾国藩胜一筹。而在左宗棠的内心深处，很可能对湘军首领的曾国藩并不服气。如世上流传的曾、左二人戏联，曾国藩联说：“季子敢言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联说：“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虽不尽可信，但决非空穴来风。

应该说，曾、左二人虽然龃龉，但并不互相仇恨，所以用“失和”二字最为恰当。而且他们在公事上，还颇能互相配合、支持。

1867年5月，也就是曾国藩剿捻失败刚回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曾纪泽来信说左宗棠又密奏弹劾李元度，曾国藩在回信中说：“余于左（左宗棠）、沈（沈葆桢）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换句话说，就是与左宗棠只是不通信而已，不得有其他的互相攻击、无端猜测等类事情，子女们更不可掺杂到里面来。

也就是这一年，左宗棠受命为陕甘总督，路过湖北，与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相见，提起与曾国藩矛盾的事，左宗棠承认自己过错有二三分，曾国藩过错有七八分。后来莽撞的曾国荃贸然弹劾官文，湘军集团中包括曾国藩都不以为然，只有左宗棠表示赞赏。

左宗棠做了陕甘总督后，担当着平定西北的重任，而用兵西北又需要大量的经费，除了设法向外国银行借一点以外，全靠富庶的两江地区筹划。左宗棠曾一度担心两江总督曾国藩不支持他，事实证明左宗棠的顾虑是多余的，曾国藩不仅努力为之筹饷，还将湘军中最得力的刘松山部交给左宗棠指挥。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评价说：“季高有陕甘之行，则较我尤难（指与捻军作战），渠精力过人，或足了之。”左宗棠和李鸿章配合平灭捻军后，在奏陈刘松山的功绩时说：“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当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奏折中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这封奏折曾国藩似乎并没有看到，如果看到，当时为剿捻失败而烦恼的他一定会大为欣慰。左宗棠平定西北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当时有位名叫吕庭芷的侍读，刚从在甘肃作战的刘铭传军中归来，在回故乡常州途中拜见了曾国藩。谈起曾、左矛盾，曾国藩说：“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彼乃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显然此时的曾国藩心气已经平和多了。曾国藩又问左宗棠在陕甘的一切布置，请吕庭芷平心而论，吕庭芷“历言其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又说：“以某之愚，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听了这番评论，曾国藩作出反应是：

公（曾国藩）击案曰：“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显然，曾国藩一直对左宗棠的才干和进取、吃苦精神评价非常高，以至有“天下第一”的赞语。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为撰挽联，说的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原来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而挽联上左宗棠却署的是“晚生左宗棠”。

事实上，到了晚年，两人心中的那股怨气已经平和了，不过两人性情都有一种超出常人的傲气，谁也不肯打破僵局，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也还是没有书信往来。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儿女非常照顾，以至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录中感念不已。而曾国荃和曾国华的后代又和左宗棠的后代连为婚姻。怪不得有人认为左宗棠和曾国藩是假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