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韬光养晦，留淮裁湘

清廷对曾国藩最不放心的，也是其他人和政敌对曾国藩最为猜忌的，是他手里的军队。曾国藩要推让权力，首要的便是减少手下的军队。当时湘军、淮军加起来已有三十万人，但是左宗棠部湘军四五万人，在左任闽浙总督之后已经完全脱离了曾国藩的指挥，而且清廷现在又极力抬高左宗棠以试图压抑曾国藩的权势，所以左部湘军可以不管。其他进入四川、广西、贵州等地脱离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也不必管，他首先要裁减的，是自己直接指挥的十二万人，尤其是清廷最为担心的曾国荃直接指挥的五万余人。

当时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除曾国荃围攻金陵的五万人外，还有安徽长江两岸的朱品隆部、唐义训部、王可升部，以及原为张运兰部下的老湘营刘松山、易开俊部（张运兰赴福建按察使任时，皖南战局吃紧，曾国藩让其另募军队入闽，将刘、易两部留在安徽），在江西作战的鲍超部和周宽世部。此外，李续宜病死以后，无人能够统一率领他的部下，遂将一军分为四支，萧庆衍部随曾国荃攻金陵，金国琛部驻防皖南，成大吉和蒋凝学两部驻防湖北，其中萧、金两部由曾国藩指挥，成、蒋两部暂由湖广总督官文指挥。此外就是水师了，水师的创办和维持，比陆师更难一些，所以不准备裁撤，而是改为朝廷的正式军队长江水师。水师向有两个主要统领，杨载福已受命任陕甘总督，虽尚未赴任，但势已不能统带水师；另一统领彭玉麟是一个奇人，他对曾国藩忠心耿耿，然而朝廷让他担任安徽巡抚，他却说自己不能胜任，并不愿做官，力辞巡抚职，朝廷只好给了彭一个兵部侍郎衔，这时曾国藩就仍让彭玉麟专管长江水师。

8月14日（七月十三日），距离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二万五千人，其中主要有原为曾国荃部属的一万余人，萧庆衍部九千余人，降将韦志浚（韦俊）部二千五百人。恰好攻占金陵后，曾国荃手下两员大将李臣典病死，萧孚泗因父亲去世丁忧开缺，再加上有些军官士兵已厌倦了终日厮杀的生活，裁减比较顺利。没有裁的军队，留一万余人由张诗日、彭毓橘统带守金陵，另一万五千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统带作为皖南皖北游击之师。

一下子裁去这么多人，连清廷都担心裁遣过快，兵勇会闹事，甚至起来造反。因为从前嘉庆年间白莲教造反，用兵勇镇压，事后裁遣兵勇，就出过乱子。清廷还提出变通办法：一个办法是先淘汰部分老弱，把精壮留下来继续与残余的太平军及捻军作战，等到将太平军残部和捻军肃清以后再裁撤归农；一个办法是挑选勇兵补充绿营兵额。但曾国藩坚持一定要裁撤，他说湘勇在招募时，都是选的乡里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只要发足欠饷，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补绿营兵额，因为湘军饷银多，绿营饷银只有湘军的三分之一，根本不足衣食之需，没有人愿意补绿营兵额。曾国藩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既无恃功揽权之意，更无靠军队造反之心，以便让清廷放心。同时，为国家考虑，既然不能把湘军改为正式军队，那也必须裁撤，以节省经费，减轻民众过重的负担。所以，在以后的数年里，虽然已不存在清廷对他疑忌以及关系紧张的问题，但他还是坚持继续裁撤湘军，后来除了刘松山部随左宗棠远征西北外，几乎裁得一个不剩。

但是，这时候捻军还非常活跃，太平军余部还在，清朝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没有丝毫改善，一旦有紧急事情或大规模战事发生，清政府还有曾国藩靠什么呢？这一点，曾国藩也已考虑成熟。这就是李鸿章的淮军。当初李鸿章组建淮军赴上海时，曾国藩就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将来淮军能够承担重任。早在李鸿章刚赴上海时，曾国藩就将上海所出的饷银，先给淮军，其次给镇江冯子材的江南大营残部，最后才给曾国藩指挥的湘军，并要他一定待训练好之后再出战，战则必须胜。又写信反复告诫：“湘淮各营官，志气甚好，战守则除程学启外，皆太生疏，难当大敌。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告诫。俾淮勇皆成劲旅，皆有誉望。目下可使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李鸿章在上海打了几次胜仗之后，曾国藩又致信说：“鄙人所期望于淮勇者甚大，寄语珂乡诸君子，努力图之，不可以目前立功自足。”当然，李鸿章去的上海是四战之地，在李之前，历任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及带兵统帅，放着上海如此优厚的饷源，都无所作为，甚至连上海都无力保卫。李鸿章不但保住了上海，还出兵攻取了苏南，又派兵援浙、援闽、援皖，这充分体现了李鸿章的才干。正因为对淮军寄厚望，曾国藩当初才把他视为打仗能手的程学启交给李鸿章。虽然此时程学启已经战死，但淮军其他将领已经成长起来。淮军各将之中，曾国藩特别赏识刘铭传。现在，淮军不但已经颇具规模，而且因为淮军较多地装备采用新式枪炮，其战斗力甚至已经超过湘军。这样，凭着他和李鸿章的关系，一旦有事，可以用淮军。裁撤湘军，保留淮军，既避免了拥兵自重，又做到缓急可恃。所以曾国藩的策略是湘军可裁，淮军不可裁。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又多次嘱咐：“将来勘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虽然湘军仍然存在，但淮军基本上取代了原来湘军的作用。其开端，就在曾国藩裁撤湘军的时候。

对于曾国藩迅速裁撤湘军，不少人强调湘军暮气已深，曾国藩要把纪律已经败坏、战斗力下降的湘军裁撤，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也持此观点。曾国藩确曾多次说过湘军暮气已深的话，但他不过是为裁撤湘军找借口。实际上，自湘军创办以来十年的历史上，历来是一旦兵老疲弱、纪律败坏、战斗力下降就裁去，然后再招募新兵补充。将领不能打才会把该将领所属的整支军队裁撤。湘军初起时曾国葆（曾贞干）被裁，皖南相持时李元度被裁，都是例子。这种办法维持了湘军的战斗力。湘军大将，虽然江忠源、塔齐布、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相继死去，但后起的曾国荃、鲍超以及水师杨载福、彭玉麟都在，而且曾国藩又发现了刘松山这样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1862年曾国荃初围金陵时，太平军以数倍甚至可能十倍于湘军的兵力，又携带洋枪洋炮，却始终攻不破曾国荃的濠墙，充分说明湘军的战斗力之顽强。而且太平天国败亡后，湘军（刘松山部）又参加过左宗棠平定西北驱逐阿古柏侵略集团的战争、中法战争，都取得相当好的战果。所以湘军暮气已深的说法是不尽可信的。况且即便是湘军确已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更换兵员甚至将领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曾国藩裁撤湘军，根本上还是避免拥兵自重，避免清廷的疑忌。

曾国藩觉得，光裁撤湘军是不够的，曾氏两兄弟统率大军，权大势大，要让清廷放心，兄弟两人须有一人暂时离职，韬光养晦。就目前情形看，暂时离职的，应以曾国荃为宜，因为清廷最不放心的是蛮勇且直接带兵的曾国荃。曾国藩仍然握有两江总督大权，清廷至少暂时离不开他，这样便可保持相当的权势和地位。等到时过境迁，清廷不再猜疑曾氏兄弟时，自会想起曾国荃来，并命他出来任职。这种策略，可以叫做以退为进之计，既可以维持清廷的信任，保全两兄弟，又能为老九的东山再起埋下伏笔。曾国藩劝解老九说，现在外间虽有闲话，但随着老九的隐退，必然消解，“弟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吾言之不谬也”。让曾国荃暂时离职（当时叫“开缺”）的理由，自然是身体欠佳，这是中国官场的老习惯。曾国藩巧妙地分两次奏报，第一次说曾国荃劳累过度，病重需要休息。第二次再正式奏请开缺回籍养病。实际上曾国荃此时并无大碍，而曾国藩在奏折中却写得活灵活现：“一月以来，延医诊视，日进汤药，病势有增无减……每至举发之时，粥饭不能下咽，彻夜不能成眠……渐至心神摇动，头晕目眩，平地有颠仆之虞。医者云，症由内伤，必须静养数月，医药始能见功。”清廷按惯例慰留一番后，准许曾国荃开缺回籍养病。曾国藩这以退为进之策果然灵验，曾国荃回籍不到半年，清廷就发下谕旨询问曾国荃是否痊愈，如病已愈，即来京师陛见，以便安排一个职位。但数日后曾国藩发现京师发来的上谕中没有议政王（即奕）三个字，料定恭亲王奕不是生死大变，便是朝局大变，恭亲王遭到斥逐，叫曾国荃暂时不可出山。不久因为僧格林沁为捻军所杀，清廷更急于催曾国荃出山。到1865年8月7日，更直接授曾国荃为山西巡抚，但曾国荃还想再练习作奏折。直到1866年初，捻军冲进湖北，清廷授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湖北官绅也盼这位攻下太平天国天京的大将立即上任，好驱逐捻军出湖北，曾国荃这才出山。

除了军权外，财权也要推让。湘军兴起并逐渐扩张后，提供湘军军饷的，除了最初的湖南、湖北外，以后又有江西、广东、四川诸省的协饷，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以后，两江辖下自然也都成了饷源地。其中广东的厘金是同治元年即1862年开办的，由曾国藩奏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晏端书办理，将广东厘金的七成拨给湘军，到1864年阴历八月底，提供湘军的军饷已达银一百二十万两。1864年8月30日，曾国藩奏请从阴历八月三十日起，不再拨广东厘金给湘军。同时请给广东增加文武乡试的名额各四名，以为奖励。奏上以后，清廷考虑湘军欠饷很多，裁撤时要发给欠饷，需要大笔经费，因此没有同意曾国藩的请求，而是命广东继续拨厘金给曾国藩。后来因为太平军余部冲到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处，广东防务吃紧，经两广总督毛鸿宾奏请，将广东厘金改为七成归广东自留，三成拨给驻安徽的湘军。到年底，曾国藩再次奏请将广东厘金全部归广东，清廷终于同意。以后曾国藩又先后奏准停拨江西厘金、湖南东征局厘金。这样，曾国藩使自己手里控制的财权也有所减少。

甚至攻占金陵的奏报，曾国藩都细心地早作安排，湘军虽然是他指挥的，而且离湖北已经很远，但他还是推那位在武昌坐享其成的湖广总督官文领衔，他甘居其后，再署上杨岳斌（杨载福）、彭玉麟、李鸿章的名字，而有意把浙江巡抚衔却是攻占金陵的直接指挥者的曾国荃放在最后。这样从僧格林沁、官文到镇守镇江的绿营将领冯子材等都得到赏赐，落得个皆大欢喜。

一方面推让权力，一方面要做一些让清廷高兴的事，这就是修复旗营。清朝自入关以后，为弹压各地的反抗，将八旗兵驻防全国各要地，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将军统辖，不受督抚节制，成为清代的特殊制度。金陵所驻江宁旗营、镇江所驻京口旗营都是八旗兵重要防地。八旗兵不事生产，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的职业军人，他们的家属也随同他们一起驻在各要地。但是早在太平天国造反以前，八旗兵就已经腐败失去战斗力，但作为清朝的特殊体制，还是一直予以维持。太平军占领金陵的时候，江宁旗营包括士兵及家属在内三万余人大部战死或被太平军杀死，现存只有八百余人。京口旗营，因为镇江大部分时间在清军手里，损失较少，并且已经挑补足额。虽然旗兵战斗力早已不行，但体制攸关，况且旗营还是可以对当地官员民众起某种监视作用，所以清廷对此非常关心。曾国藩奏明，江宁旗营人数较少，可以马上发全饷；京口旗营，人数较多，可以照前数年办法，暂发半饷。曾国藩把金陵的善后工作排了次序，第一是裁减湘军，第二是修复科举考试用的贡院，第三就是修复江宁旗营，第四是修复京口旗营。其他的事情甚至重建衙署都排在后面，表示他对此事的重视。

经过一番努力以后，曾国藩终于度过了他与清廷关系的危机，赢得了清廷对他的信任，保留了权势和地位，也赢得了他的家人和后代的安康，间接也算保持了政局和全中国的稳定。

多年以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惶逃难，他们大体沿我们今天去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的路线出京向西逃去，这条路尽是大山，再加上败兵抢劫，根本无物供给“圣驾”。他们一路风尘仆仆，困苦艰难，有时连一碗稀粥都喝不上；睡觉时也是两人坐一个板凳背靠背熬到天明。好不容易到了直隶怀来，正巧是曾国藩的孙女婿（曾纪泽之婿）吴永在此当县令，吴永竭力供应，使一路颠沛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有了饭吃，有了地方睡觉，也有了稍微好一点的衣服穿。慈禧太后非常高兴，当她听说吴永是曾国藩孙婿——忠臣的后裔后，爱屋及乌，真是备感亲切。见面后五天，慈禧太后就将吴永从知县提升为知府。不到一年，又将其升为道台。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以退为进，削减自己权势，不但得到了清廷的认可赞许，甚至惠及他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