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注朝局，“虚望太隆”

咸丰帝临死的时候，命他唯一的儿子、只有六岁的载淳继承皇帝位，由于新皇年纪幼小，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也是咸丰帝姐夫景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首席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军机大臣匡源、军机大臣杜翰、军机大臣焦祐瀛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人们又将其称为“赞襄政务八大臣”、辅政八大臣或“顾命八大臣”。八大臣的核心，实际上是咸丰帝生前非常宠信的肃顺。这一安排，可以说是咸丰帝的政治遗嘱。

奕

《懿妃遇喜档》

但是，这份政治遗嘱却有不少问题。

首先，八大臣中没有皇室中血缘最亲的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也没有另一个弟弟奕。当道光帝在位时，咸丰帝曾和他的异母弟奕暗中争夺将来的皇位，奕比咸丰帝有才气，但锋芒太露，有些浮躁；咸丰帝则在他的老师杜受田的指点下，尽量作出老成持重和忠厚长者的样子。最后咸丰帝胜利，他得到了皇位。咸丰帝即位后，虽然他们兄弟也曾十分友好，但咸丰帝对这位比他聪明的老弟始终不太放心。咸丰帝病重时，拒绝奕前往探望，辅政大臣的名单也将奕排除在外，咸丰帝是想避免奕专权甚至夺他儿子皇位的机会。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做事后诸葛亮式的观察，奕丝毫没有夺取皇位的野心，但把他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他却实在是不能满意，何况他早与肃顺有矛盾。而在这时，以奕与洋人议和成功为契机，在他的周围，以留守北京的大臣们为中心，已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

慈安太后便服像

第二个问题是，咸丰帝太小看了那拉氏也就是他儿子——唯一的皇位继承人的生母的政治能量。咸丰帝死之前，那拉氏是懿贵妃。她生于1835年，此时不过26岁，但她的权力欲却比当时任何一个中国女人都要大。她是幸运的，因为她给咸丰帝生下他唯一的儿子载淳，这给她以后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机会。咸丰帝生前，似乎有时很喜欢这位比别的妃子们都要聪明的那拉氏，他把那拉氏的妹妹指婚给自己的弟弟奕；但有时好像又担心太过精明的她以后会专权。因此，咸丰帝的做法也就前后矛盾。咸丰帝死前，赐给他的正妻皇后钮祜禄氏一方刻有“御赏”的印，赐给那拉氏一方刻有“同道堂”的印，规定凡是八大臣所拟的谕旨，要在起首处盖上“御赏”印，结尾处盖上“同道堂”印，才算有效。咸丰帝可能是想以此防止八大臣权力过大。他认为两个年轻女人手上掌握这两方印章，最多不过是起到监督八大臣的作用，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那拉氏会利用这机会，把皇后笼络起来，最终战胜了八大臣。咸丰帝死后，钮祜禄氏自然成为皇太后，即慈安太后，又称东太后；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的生母，也成为皇太后，即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她们在咸丰帝生前就已对肃顺不满，咸丰帝死后，矛盾就更加尖锐。其实，咸丰帝的正妻钮祜禄氏是个并没有政治欲望的普通女子，她与八大臣的矛盾，绝对有那拉氏推波助澜的成分。

奕和两宫皇太后都与八大臣尖锐矛盾，而肃顺依仗咸丰帝的信任，长期以来独断专行，又严刑苛法以待人，得罪了不少人，使自己很孤立。当奕和两宫皇太后找机会联合起来的时候，一场最高权力的角逐开始了。

1861年10月26日，热河行宫的小皇帝和大臣们陪着咸丰帝的灵柩（当时叫梓宫）启行返北京，这在当时叫做“回銮”。回銮的队伍分成两拨，一路是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在送咸丰帝的灵柩上路后，由近路先回北京，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等人在这一路；另一路是咸丰帝的梓宫，由肃顺护送，走大路，后到北京。实际上，这时候慈禧太后和奕早已将政变的事周密策划，准备妥当，八大臣还被蒙在鼓里。

少年光绪帝及其生父奕

慈禧太后便服像

11月1日，小皇帝和两宫太后抵达北京。第二天，两宫太后立即召见奕和留守北京的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状，并马上逮捕载垣和端华。肃顺这天才走到密云县，被奕深夜拿获。11月8日，载垣、端华被赐自缢死，肃顺则被押赴刑场斩首。八大臣中的其他五人也都被革职。这一场变故，历史上被称为“北京政变”或“祺祥政变”，这一年是中国旧历辛酉年，所以也被称为“辛酉政变”。

因为奕早已控制了北京，并且掌握军权的僧格林沁和胜保都支持太后和奕，所以政变极为顺利。从此以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辅政。而真正的实权，渐渐落到慈禧太后手中。

垂帘听政之纱帘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发生的内讧比比皆是，这种斗争常常会削弱现存统治，甚至导致一代王朝的灭亡。但是也有不少例外的情况，那就是权力斗争或者政变的结果不但没有削弱现存统治，反而加强了统治者的力量。这次辛酉政变正是如此。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控驭权力的能力和自信心远远超过了咸丰皇帝。奕虽然有些浮躁，但他的眼光、气魄和对国情的了解，也远远超过咸丰帝和他的宠臣肃顺。因此，他们的掌权和合作，对于清政府平灭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造反，度过英法联军侵华后的政治和外交危机，有着相当的意义。

经过政变，不仅咸丰帝的人事安排被彻底改变，连他的政治方针也被改变。咸丰帝极不愿与外国人打交道，也不愿去了解西洋各国的情况，他宁愿隐身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在这方面，奕本来也与咸丰帝差不多，但经过在北京的议和，他一方面深受战败耻辱的刺激，一方面又发现外国人也是人。有了这两样感受，奕一方面主张与外国人交往，早在1861年初，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中国以前没有外交机构，总理衙门虽然还是个不伦不类的外交机构，但有总胜于无，它的设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奕主张，让西洋各国强盛的那些东西，如洋枪大炮，远洋轮船，机器工厂等等，中国都要学，学了以后可以自强。因为奕有这些想法，以后当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兴办新式企业时，得到了奕的支持。

对于湘军集团，慈禧太后和奕也一改咸丰帝那种过于谨慎的态度，大局稍定，11月20日，清廷即发出上谕，上谕写道：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并着曾国藩速饬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剿办贼匪，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钦此。

让曾国藩全权指挥四省的军事，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在此以前，清廷从来没有给予一个地方官尤其是汉族官员这么大的权力。这显示，慈禧太后和奕急于扑灭太平天国，以证明他们这些新统治者的英明，同时也是借此拉拢地方上的实力派。

曾国藩向来绝不介入朝廷党争，因此虽然肃顺在任用曾国藩一事上曾出过力，但曾国藩与肃顺并无私人来往。他不是靠走后门荣升高位，而是凭自己的本事干出一番业绩来的。不过这样一来，曾国藩对京师的政局动向，消息也就不大灵通。北京的政变是11月2日发生的，8日肃顺被砍头，可是一个月以后曾国藩还丝毫不知道这些变故。直到12月15日，他收到命他节制四省军务的上谕，同时收到清廷将肃顺等正法的上谕，才得知此事。这令他十分意外，甚至是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恰好李鸿章来，两人谈论“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惶”。

曾国藩得到节制四省军事之权，不但没有志得意满，反倒十分惶恐，担心位高权重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思陆放翁谓得寿如得富贵，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跻高年。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这时候，湘系集团已有不少人做了大官，胡林翼虽已去世，但李续宜接替做湖北巡抚，彭玉麟是安徽巡抚，刘长佑是广西巡抚，骆秉章当了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长江两岸，到处是湘军的部队。如今他自己又受命节制四省军事，权位太高太大，虽然与没有权的时候性质不同，但他觉得都不是好事。他刚刚开始做官时，祖父曾星冈教训他“满招损，谦受益”的话，如今又在他的耳边响起，他时时提醒自己，不可自满，不可骄傲。他曾两次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免去节制浙江军务一条，而让左宗棠单独负责，只因清廷坚持，方才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