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署理江督，“天意岂有转乎”

就在洪秀全努力振兴陷于困境的太平天国时，他的族弟洪仁玕于1859年4月22日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仁玕是洪秀全拜上帝教最早的信徒之一，也参加了洪秀全造反的密谋，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他没有来得及参加，此后避难香港，他在香港接触了许多西方的新的先进的东西，其见识、才学已非过去可比。洪秀全这时正缺乏可靠的人辅佐，两个哥哥又不争气，见到洪仁玕到来，极为高兴。洪仁玕一到天京，就被封为福爵，接着又封义爵加主将。5月11日，也就是洪仁玕到天京的第二十天，又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秀全还宣布：京内之事问干王，京外之事问陈玉成。洪秀全这一举动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洪仁玕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忠心耿耿，会全心全意辅佐洪秀全；但是另一方面，洪仁玕寸功未立，太平天国很多将领不服，洪秀全为平息诸将功臣的不满，开始大封王爵，先是陈玉成封英王，李秀成封忠王，后来越封越滥，竟封了上千个王爵，有的太平天国将领后来回忆，甚至说有二千七百多个王。

洪仁玕上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出主意击破江南大营。

本来1856年太平天国已经击破江南、江北大营，但清将和春、张国梁乘太平天国内讧之机，再建江南大营。当曾国藩和胡林翼在西部战场向安徽太湖进兵时，江南大营乘虚加紧了对金陵的围攻。1860年2月1日，和春攻占九洑洲，九洑洲是金陵南北往来和水陆出入的咽喉，江南大营得此地后，便形成了对金陵的合围。咸丰帝得报极为高兴，他命令各路军队加紧进攻，说是“洪逆如槛兽釜鱼，必早授首。惟在各将帅不分畛域，协力同心，以期迅奏肤功，同膺懋赏”。

咸丰帝高兴得太早了！

他过高估计了江南大营的作战能力，过分看低了太平天国。

就在咸丰帝得意洋洋的时候，太平天国已制定出“围魏救赵”、击破江南大营的计划。这计划大致是：先出奇兵攻击浙江的杭州、湖州，江南大营必派重兵往救，使其兵分势单；随后攻击金陵附近州县，迫使江南大营再度分兵；最后，出全力攻江南大营，一举奏功。这主意是谁出的呢？洪仁玕在自述中说，计划是他先提出的，李秀成赞成。可李秀成的自述却说是他提出的，并一句也没有提洪仁玕。考虑到在太平天国的战史中，曾一再使用过这种战术，也许他们是不谋而合吧。

与三河之役主要执行者是陈玉成不同，这次战役的主要执行人是李秀成。李秀成先在芜湖召集各路将领会议，部署一定，便以轻兵直袭杭州。其时杭州兵勇再加旗兵，总共也不到五千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浙江巡抚罗遵殿求援的事。李秀成只用了十天，便攻破了杭州城。等到证实江南大营援兵来到，李秀成便悄悄退出杭州。1860年的4月底，太平天国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五路大军齐集天京城外。4月28日，分十路向江南大营发起进攻。经过七日六夜的激烈战斗，江南大营六、七万骄兵被打垮，残兵败将逃到丹阳和镇江，营内所存的白银十万余两和军火粮草，全为太平军所得。本来，江南大营被攻破时，死亡人数并不多，但这些骄兵庸将，一溃即不可收拾。随后太平军兵锋直指常州、苏州，江南大营副帅张国梁落水死，主帅和春自杀。

与江南大营溃灭的同时，是何桂清集团的垮台。何桂清是云南昆明人，1854年任浙江巡抚，开始与太平天国作战。1857年任两江总督，驻常州。他仗着江南财富，供给江南大营，又得到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支持，不仅可以和在西面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湘军集团分庭抗礼，甚至处处占在上风。当江南大营败报传到北京时，彭蕴章还向咸丰帝说，何桂清是能臣，张国梁骁勇，东南大局不会有大问题。可这何桂清偏偏不给支持他的彭蕴章争气，李秀成在丹阳再次击溃清军时，在常州的何桂清惊惶万状，立即便以到苏州筹饷为名逃跑。当时常州清军兵勇尚有二万，常州士绅拦住去路，跪求何桂清守城勿走，何桂清竟命亲兵开枪，再加以刀矛，结果绅士们十余人死，百余人伤，士兵又趁势抢劫，其情形实在令人发指。何桂清逃至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关闭城门，不让这位胆小如鼠、丧心病狂的总督进城，何便逃至上海。徐有壬在太平军进攻时自杀死。待到6月8日，咸丰帝命将何桂清革职拿问。稍后，彭蕴章也被免去军机大臣职。两年后，已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执政的时候，何桂清被处死。

江南大营既不复存在，清政府也无力将它重新建立起来，放眼东南半壁，再也找不出一支可以进攻金陵，消灭太平天国的力量，甚至抗衡太平天国都已困难。这时候，除了用湘军外，咸丰帝别无选择。于是，1860年的6月8日，也就是旧历咸丰十年的四月十九日，一道上谕从北京城中心的九重宫阙中传了出来：

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

曾国藩自率湘军出征以来，一直都盼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地盘，不再是那个不伦不类的“前兵部侍郎”。父丧家居时，他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致信在前线带兵的曾国荃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再次出山后，虽然他的心态已经大幅调整，但没有地盘，毕竟十分不便。他援浙援闽援川皆未成行，其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地盘，寄人篱下，多有不便，同样没有地盘，还不如在湖北、安徽与胡林翼联军，事事能得到照顾。他在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二更，阅《左传》数篇。思身世之际甚多，抑郁不适于怀者，一由偏浅，一由所处之极不得位也。”没有地盘，最难的是军费问题。养兵打仗是个极为费钱的事，自太平天国到南京以后，各省陆续实行了厘金制度，厘金的征收虽然影响商业流通，但是对清政府的财政可谓是一剂强心针，提供补充了清军的战费。而厘金大多掌握在各省督抚手里，曾国藩自兴兵以来，几乎是靠人施舍过日子，别人用到他的时候愿意给，不用他的时候就不愿给。打了胜仗还好，打了败仗则从朝廷到地方一片嘲讽。现在，这块地盘终于有了！

曾国藩书信手迹

真是历尽艰辛，方有立足地！

曾国藩得以署理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肃顺起了很大作用。

肃顺，字雨亭，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的后裔，因此也算是宗室。肃顺精明、能干，以敢于任事著称。咸丰帝不信任他的异母弟奕，专用肃顺。这时候肃顺是户部尚书，没有任军机大臣，但咸丰帝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尤其是彭蕴章出军机以后，肃顺的权力和对咸丰帝的影响超过了军机大臣，这也算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肃顺主政，除了敢于任事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治吏极严；一是敢于打破传统的习惯，重用汉族大臣。肃顺甚至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所以“汉人有才学的，必罗而致之”。湘潭王闿运曾在他的家里教书，有时在政治方面也向他进言，郭嵩焘也与他来往颇多。平时与座客谈论，常赞赏曾国藩和胡林翼。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后来把这叫做“肃顺推服楚贤”。当咸丰帝准备把何桂清免职的时候，他还是不想任用曾国藩，他宁愿用曾国藩提拔起来的人，因此，最初两江总督的人选是胡林翼。肃顺建议说：“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这样才有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谕命。

曾国藩署理两江，令湘军集团的成员们非常高兴。

胡林翼对曾国藩早就极为推重，他1859年给袁甲三的一封信中说，曾国藩“有诸葛之勋名，而无其位；有丙吉之大德，而无其报”。江南大营溃败的消息传来时，胡林翼表示：朝廷若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左宗棠听说江南大营溃败，更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问其故，左进一步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疲，不足成事，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

当得知朝廷终于命曾国藩署江督后，胡林翼觉得“气息为之一壮，耳目为之一明”，他写信叫曾国藩放手大干，对皖、赣、苏三省事务“包揽把持”，让刘蓉、左宗棠、李鸿章各独当一面，从杭州和淮、扬数路进兵，曾国藩自己则自皖南进军，太平天国不难一鼓荡平。

但是，曾国藩却没有那么洋洋自得，因为他知道，自太平天国军兴以来，这两江总督并不是个好干的差使。1853年太平天国破金陵城时，总督陆建瀛被杀。之后暂署江督的杨文定被革职交刑部治罪。继任的怡良总算做得安稳，1857年因病免职，算是得了个善终。继怡良任的何桂清做了三年总督，最后闹了个如此下场，虽说这是何桂清能力不够、德行不备，但也说明在这特殊的年代，两江总督不好当。

当曾国藩得知江南大营溃败，无锡、苏州失守的消息后，自度必受命援浙，援浙又不可带走攻安庆之师，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他又看到江南大营败兵一路焚掠，便嘱咐曾国荃训诫兵勇勿扰民：“兵犹火也，弗戢自焚，古人洵不余欺。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与弁兵说及，庶胜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此时若死，除文章未成之外，实已毫发无憾。”他又在家信中叮嘱曾国潢：“家中之事，望贤弟力为主持，且不可日趋于奢华。子弟不可学大家口吻，动辄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习于骄纵而不自知。”又叮嘱儿子曾纪泽：“江浙贼势大乱，江西不久亦当震动，两湖亦难安枕。余寸心坦坦荡荡，毫无疑怖。尔禀告尔母，尽可放心。人谁无死，只求临终心无愧悔耳。家中暂不必添起杂屋，总以安静不动为妙。”从这些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曾国藩甚至做了一旦兵败则身死的心理准备。

当得知署理两江总督的任命时，曾国藩也并没有显得特别的高兴。他给两个带兵的弟弟曾国荃和曾贞干写信说：“本日得信，余以尚书衔署两江总督。余之菲才，加以衰老，何堪此重任。”给曾国潢的信也说：“余以二十八日奉署理两江总督之命。以精力极疲之际，肩艰大难胜之任，深恐竭蹶，贻笑大方，然时事如此，惟有勉力做去，成败祸福不敢计也。”稍后，当他实授两江总督后，他的两个带兵的老弟曾国荃和曾贞干写信祝贺他，他回信说：“兄膺此巨任，深以为惧。若如陆、何二公之前辙，则贻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侄亦将为人所侮。祸福倚伏之几，竟不知何者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勘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得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虽然总算舒了一口气，但可以说是亦喜亦忧，他不是以兴高采烈的心情上任的，而是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做这个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