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兵分四路，“办窃号之贼”

既然图皖，就要筹划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当时在太平天国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有清军将领与之作战，这些清军将领，有的还算会打仗，有的只是草包一个。无论会打仗不会打仗，这些将领大多只顾自己这一块地方，若稍为吃紧，便马上向朝廷告急。比较起这些清军将领来，除了以全新的制度创建一支军队外，曾国藩的最大优点，便是善于规划全局。这一点，不仅是当时清军其他将领所不及，便是朝廷中也绝没有他这样的战略家。

曾国藩于1859年11月11日上奏咸丰，他告诉这位只有二十九岁、根本没有军事经验，只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年轻皇帝：“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所谓“窃号之贼”，是指建立了政权，有根据地，政治纲领明确，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造反者；所谓流贼，是指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的，缺少稳定的根据地，经常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造反者。对付这两种造反者，所用的方法应该是不同的：“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现在，“洪秀全居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就不同了，石达开由浙江而福建，走江西，奔湖南，处处受挫，再回广西，已成“流贼”之象，难成大气候。皖、豫之间的捻军，虽然相当活跃，但是股数众多，分合无定，也属“流贼”一类。现在最为要害的，是占金陵称王的洪秀全。自从太平天国洪、杨内讧，其势力已大大下降，只是陈玉成往来江北，与捻军联合，在庐州（今合肥）、浦口、三河等处多次击败朝廷的军队，占有安徽，金陵的粮饷不能断绝。要想把各路造反者镇压下去，首先要攻破金陵，消灭洪秀全，而后才可以分兵剿灭其他造反者。要进攻金陵，必先驻重兵于金陵西北的安徽滁州和金陵西南长江北岸的和州（今和县），隔断从芜湖到金陵的粮道，去掉金陵的屏障。但是若驻兵滁州、和州两处，必须先得安庆，攻破陈玉成的根据地。安庆是陈玉成的根本，进取安庆是攻敌所必救，这样可以迫使陈玉成进行战略决战，利用湘军擅打阵地战的长处，消灭陈玉成的有生力量。因此，进攻安庆就成了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关键所在。进攻安庆确实是击中太平天国要害的一着棋，后来太平天国败灭以后，洪仁玕在自述中就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这从反面可以证实曾国藩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曾国藩和胡林翼筹划四路进兵安徽，由南往北依次是：第一路由宿松、石牌直攻安庆，曾国藩担任，实际主力是曾国荃所部，因曾国荃攻占景德镇后又回老家，暂无统将；第二路由太湖、潜山取桐城，多隆阿、鲍超担任；第三路由湖北英山、安徽霍山攻桐城，胡林翼担任；第四路向北绕河南的商城、固始取庐州，由尚在湖南的李续宜部担任。之所以有北绕的第四路，是因为在淮北督办军务的署漕运总督袁甲三担心淮北的胜保、翁同书等兵力单薄，若湘军在西路大举进攻，可能导致陈玉成联合捻军向北突围，胜保等无法抵御，故上奏清廷请往北分一军。因为兵力有些不敷分配，曾国藩和胡林翼本不愿向北绕路进攻，但皇命难违。不过，曾国藩在奏报中还是安慰咸丰帝说，此次进攻重点，一是安庆，一是庐州，如确能围攻两处，兼及旁县，陈玉成备多力分，不但不敢北向攻山东、河南，也不敢东攻江浦、六合。“盖窃号之贼，未有不竭死力以护其本根也。”曾国藩这份奏折很有名，他的计划充分吸取了李续宾孤军深入致败的教训，又可水陆互相支援，保证战争的胜利。以后湘军就是按这个方略进攻安庆的，虽然在具体战斗时有所变通。这里面只有第四路曾国藩很勉强，他认为湘军对淮北地方、人情都不熟，作战困难。他在家书中说，“一渡淮水，共食麦面，天气苦寒，必非湘人所能耐”，困难必多。

这四路，曾国藩分析，是第二、第四两路最为吃重。第四路李续宜尚可独立支撑，第二路为陈玉成所必争，势必苦战不休，多隆阿、鲍超又有些不和，紧急之时，恐怕难以支持。为此，他致函左宗棠，请拨在湖南的萧启江部来助战，但广西巡抚曹澍钟却一再挽留萧军抵敌石达开，当萧启江能够从湖南抽身来皖时，太湖之战已经结束，曾国藩便从咸丰帝令让萧部赴四川。兵力既然不足，所以后来第四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