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援浙援闽，均未成行

曾国藩此次出山，本是以援浙为名的。当石达开最初脱离洪秀全出走时，声势极为浩大，所以清廷才肯让曾国藩出山，并指定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支军队归曾国藩直接指挥。待曾国藩与骆秉章、左宗棠、胡林翼等面商后，确定曾国藩直接指挥统带萧、张及曾从湖南带出的吴国佐部，又从李续宾处要来朱品隆、唐义训两营。曾国藩计划再加上在江西作战的李元度及曾国荃两部，各部经汰弱留强后，可得一万多人，再调水师近千人支援，便可够拒敌石达开之用。

1858年8月10日，曾国藩从武昌乘船东下，一路上，他的弟弟曾国华以及李续宾、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唐训方等湘军大将先后来拜见，这些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在曾国藩丁忧乡居期间，都仍然把曾国藩看成是他们的最高统帅，当时曾使曾国藩感到非常欣慰，现在见到他们，心里着实愉快。8月19日，船到九江府，九江修建有塔齐布的祭奠地塔忠武公祠，曾国藩在九江只停留了一天时间，还是抽时间到他的这位老部下的祠庙祭奠了一番。20日夜半，座船抵湖口。

两天来，经过当年的战场，曾国藩的眼前不禁浮现出三年前血战大败的情景，又想起在江西两年半时间的苦苦支撑，心中的感慨，真好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来。21日，他病了，夜不成寐。水师统领彭玉麟准备在湖口修建湘军水师昭忠祠，李续宾又想在湘乡建湘乡昭忠祠，再加上李续宾已建成的塔齐布祠，曾国藩答应将此三事一并上奏。以后，曾国藩又亲自撰写了《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和《湘乡昭忠祠记》。曾国藩作文的速度并不快，常常需要冥思苦想，但是文章一旦写好，大多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文字，这两篇也是如此。

《水师昭忠祠记》中写道：“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其在江西艰难困苦之状，可谓跃然纸上。《湘乡昭忠祠记》则既生动，又有理论色彩。《湘乡昭忠祠记》写成已在湘军战胜太平天国以后，他认为湘军的胜利就是因为“忠诚”：

《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

当其负羽远征，乖离骨肉；或苦战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残骸暴于荒原，凶问迟而不审；老母寡妇，望祭宵哭；可谓极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困厄无所遇而不悔者，何哉？亦由前此死义数君子者为之倡，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之效与？

石达开离金陵后，本是向浙江进军的，但他在入浙江的门户衢州遇到了一个会打仗的清军将领饶廷选，曾国藩估计石达开很难攻破这道防线，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石达开久攻衢州不下，不得已放弃浙江，转向福建，并沿着福建江西交界一路向西南行进，其军队一部分进入江西。曾国藩本拟由江西东部赴浙江，他在南昌拜会了江西巡抚耆龄后，便乘船东下，当行抵江西东部的河口时，接到上谕，命其改而援闽。曾国藩遂于9月21日折回弋阳，准备由云际关入闽。随后又改定由杉关入闽，10月15日（九月初九日），抵达建昌府城。

曾国藩在建昌驻扎了近半年时间。这时在江西与福建交界随曾国藩作战的，除了原随他来的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外，还有原驻江西的刘长佑部。由于石达开并无斗志，因此曾国藩并没有什么硬仗可打，可是他的军队却一度遇到另一个难题，那就是疾疫流行。八月底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张运兰部二千七百人，患病的竟一千有余；吴国佐部一千三百人，病了四百多人；刘长佑部四千人，患病一千多。各部因病而死的已近五百，病殁者远比战死者多，曾国藩自率湘军出征以来，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当然，这才只是头一次，以后他又遇到比这次还厉害的流行疾疫。

曾国藩驻建昌前后，围困江西吉安太平军一年的曾国荃，终于在阴历八月中秋之日（9月21日）攻陷吉安。这以后，江西省除景德镇一带以外，已没有太平天国的地盘，战局发生了更有利于湘军的变化。占吉安以后，曾国荃把所部兵勇大部裁撤，只留一千二百人作为曾国藩的亲兵营，曾国荃自己到建昌见过曾国藩后，暂回湘乡老家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