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朝野奏起，重返军营

曾国藩在丁忧家居期间时刻关注着前方战局的变化。咸丰七年七月，为曾国藩十分称许的刘腾鸿在攻打瑞州府城时阵亡。八月初，王珍卒于乐安营次。而周凤山在此前又打了一次大败仗，曾国荃统领的湘军吉字营也全军后退。江西形势的变化引起了朝野的重视。

兵科给事中李鹤年上奏清廷，请命曾国藩前赴军中。咸丰帝对这一上奏，没有采纳，但玩弄了双面手法，既说“军务夺情，原属不得已之举”，又说“移孝作忠，经权并用，公论自在人心”；既说现在江西军务有杨载福统带，无须曾国藩前往，又说湖南逼近黔、粤，“贼氛未息，团练、筹防，均关紧要。该侍郎负一乡重望，自当极力图维，急思报称。”命将李鹤年原折抄给曾国藩阅看。这就是说：曾国藩也可以移孝作忠，但地点限于湖南。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上谕将使曾国藩更为尴尬，因为按照上谕，曾国藩得一切从头开始，回归到咸丰三年初的团练大臣位置上。曾国藩对此当然不能接受。因此九月上奏清廷，于剖白心迹之余，在文字上颇下工夫，暗寓对咸丰帝之不满：

臣初奉暂准守制之旨，因军势未定，恐有后命，是以未及遽行复奏。闻江西军务，办理得手。批谕饬令缓急赴营之处，揆度时势，自可无庸前往。兹复钦奉谕旨，饬臣在湖南本籍办理团防，力图报称。圣主使臣以礼，因时制宜。跪聆之下，感悚曷胜。目下湖南全省肃清，臣当仍遵前旨，暂行守制。如果贼氛不靖，湖南告警，所有应领团练筹防之处，届时商之湖南抚臣，再行奏明办理。臣自到籍以来，日夕惶悚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世之清议。惟盼各路军事日有起色，仰纾宵旰之忧，即微臣恪守礼庐，寸心亦得以稍安。

玩味通篇文字，意思是说湖南已经全境肃清，无“贼”可剿，而且自己非有才之人，所处又非得为之地，而“使臣以礼，因时制宜”八个字，等于揭了咸丰帝的短。

果然，十月十二日奉到朱批：“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大臣出处以国事为重，纾忠即为全孝，所云惧清议之訾，犹觉过于拘执也。”曾国藩仍须在家守丧。

在此前后，公开奏请清廷起用曾国藩的还有胡林翼等湘系骨干。

咸丰七年闰五月，李续宾给胡林翼写信说：“东南大局所关，在公与涤公两人之身。有涤公在军，前路乃可无虑；有公在鄂，后路乃可无虞。若中枢不畀涤公以柄，是涤公决不可出。宜急亟商秀、吁二帅奏起之，而畀以疆寄，庶不至如四五年间动遭侮辱。”秀、吁二帅即官文、骆秉章，畀以疆寄就是做总督、巡抚。七年十月初，胡林翼上《请饬曾国藩统领水师并沥陈进剿机宜折》，内称：水军万余人，江面千余里，若无总统大员节制调度，则号令不一，心力不齐，终必危殆而不安。湘军水师建议于江忠源，创造于曾国藩，而整理扩充至近年而始。现在即将是出楚入吴，必须与吴皖统兵将帅互相策应，但此军既非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所能咨商，亦非他省将帅所能调遣。因此奏请曾国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浔，即日督同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水陆各军，会合都兴阿长驱东下，必可直捣金陵，预操胜算。

由于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最早获得实权的胡林翼表了态，咸丰帝不得不“重视”一番。但态度仍是拒绝。咸丰帝说，曾国藩离营日久，于现在进剿机宜能否确有把握，尚未可知。若待其赴浔督办，恐有需时日，转懈军心。胡林翼久历戎行，于军务尚为熟悉，著将省城公事赶紧料理，即行驰赴九江与都兴阿、杨载福等会商妥办。

曾国藩因为已清楚清廷的用意，因此劝胡不要再上疏。十月初四日他写信给九弟说，胡林翼来信，仍欲奏请自己出东征。自己回信具陈其不宜，不知可劝止否？从曾国藩此一阶段的信件看，他希望早日奔赴战场。六天后，他收到胡的信，信中说胡已于九月二十六日专折奏请曾国藩赴九江总统湘军。曾国藩将信的内容告诉曾国荃，并认为他难免再次出山，只是时机问题，并说：“圣意虽许暂守礼庐，而仍不免有后命。进退之际，权衡实难也。”但其后江西的战事越来越顺利，曾国藩也就没有必要出山了。至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攻克九江城，江西全境（仅余吉安）不为太平军所有。曾国藩甚至认为金陵也会很快收复，因此给曾国荃的信中有“吾为其始，弟善其终”的话。

此间，曾国藩仍在密切关注前方战事的变化及清廷的部署，从细微处观察自己的起复。这时，李续宾补授浙江布政使，曾国藩称此“军兴以来一仅见之事”。大概意识到他会很快出山，由此于五月初六日给其九弟写信：“龙翰臣方伯与弟信，内批胡中逐奏折，言有副本，勿与他人看，是何奏也？并问”。此时，浙江战事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促使曾国藩再度出山。

浙江一直是清政府的财赋重地，也是长江下游清军筹饷的主要基地。石达开于咸丰八年（1858）年初由赣东率二十万太平军精锐进入浙江，很快兵临衢州，攻克处州府城，这使浙中为之一震。处州府位于衢州东南，与衢州、金华互为犄角，旋即攻克金华府的武义、永康两县。石达开扼制了皖、赣、浙三省交通的枢纽，使清廷朝野一片恐慌。当时在浙江统兵的大员福兴、周天受、明安泰、饶廷选等，没有一人能担当大局。湘军本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如今他麾下的将领都得到了提升，他却被削除兵权，在家守制。这在战事不紧急时尚可，而战事一紧就意味着曾国藩迟早会重新出山。胡林翼认识到这是曾国藩复出的绝好机会，于是，上奏说自己正欲用兵安徽，根本无力分兵去援浙。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上奏《筹议分兵援浙折》，向咸丰皇帝指出：石达开狡猾、凶悍，既已入浙，必会引带东南不稳，惟有起用曾国藩统率江西湘军，才有可能收到追击石达开取胜的结果。

咸丰皇帝环视周围，的确无人可用，于是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不过，咸丰皇帝起用曾国藩的谕旨，颇能反映他此时的心态：

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现在江西抚、建均经克复，止余吉安一府，有曾国荃、刘腾鹤等兵勇，足敷剿办。前谕耆龄饬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化开等驰援浙江。该员等皆系曾国藩旧部，所带丁勇，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着骆秉章即传旨令该侍郎迅赴江西，督率萧启江等星驰赴援浙境，与周天受等各军力图扫荡。该侍郎前此墨绖从戎，不辞劳瘁，朕所深悉。现当浙省军务吃紧之时，谅能仰体朕意，毋负委任。何日启程？并着迅速奏闻，以尉廑念。

此时的曾国藩，用翘首以待来形容他对清廷的希望十分恰当。他生怕自己历尽千辛万苦甚至身家性命而播下的种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却颗粒无归，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近在军营亦获虚誉。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誉望一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务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弟当趁此增番识见，力求长进也。

曾国藩在羡慕昔日部下所建功业的同时，盼望皇谕一出。终于接到复出谕旨，他像被困的猛虎被放回深山一样，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于是，他再不敢提统兵大员非任巡抚方可成功的话，六月初三接到谕旨，三天后就整装由家启行，再次踏上了茫茫征程。十天后曾国藩上奏清廷，除报告立即起程及沿途军事部署外，又一再表示：“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旰忧勤。所有军务一切，俟行抵河口后，再行详悉陈奏。”咸丰帝对这位拘执的臣子今天如此朝令夕从大为嘉悦，朱批称：“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匆匆踏上征程的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他大展宏图的时机到来。行前，他补写了三四月间的若干篇“日记”，在悔疚中透出一种新的希冀：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

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

孝致祥，勤致祥，恕至祥。

大病初愈，戕树重生，将息培养，勿忘勿助。

朝闻道，夕死可矣。

三月廿二日，作札记立誓。

四月廿三日，戒棋立誓。

廿六日，窒欲立誓。

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

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饰庄敬。

威仪有定，字态有定，文气有定。

曾国藩向来相信人的运气，对命运之说也有三分相信。六月四日在写给其九弟的信中，谈起他们的父亲衡山抽签的往事：先大夫少时在南岳烧香，抽得一签云：“双珠齐入手，光采耀杭州。”先大夫尝语余云：“吾诸子当有二人官浙。”他对九弟说：“今吾与弟赴浙剿贼，或已兆于五十年以前乎？”并表示此次之出，“约旨卑思，脚踏实地，但求精而不求阔。应办事宜及往年不合之处应行改弦者，弟一一熟思，详书告我。”

曾国藩此次复出，据他给其九弟信中透露，骆秉章上奏起了相当作用。骆出奏前，郭意诚来到湘乡曾家，将骆奏请之事告知。六月三日曾国藩接到廷寄，“与骆奏适相符合。骆奏二十五日发，寄谕二十日自京发也。”骆的出奏与左宗棠又有很大关系。而在恢复曾、左关系上，曾国荃起的作用颇大。曾国藩也清楚，左宗棠作为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至亲好友，作为声名与才略比骆秉章还高出许多的幕僚，他曾国藩以后还要多多仰仗于此人。因此，在接到廷寄的次日，曾国藩写信给左宗棠，告之起行时间、路线，并称“应配何支劲旅、应用何将，统俟鸿裁”，“应筹事宜，俟面晤再行熟商，仍求先赐复示，惠我南针。”到长沙后又专程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联表示敬左虚己，并请左书篆联，以后携挂军营辕室，二人的疑忌完全冰释。同日，曾国藩又致信巡抚晏端书与浙江绅士，申明“国藩之来，敬求阁下指定一处，俾国藩得专力以图，庶免纷心旁骛、意见参差之失。”“近日军情贼势，亦望随时详悉示知，俾获指南，是所深祷。”

六月五日，曾国藩又分别致信李元度、胡林翼、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麟等，再次表示：“所有应办事宜及前此错失，应行改弦更张者，敬求一一详示”（致李元度）。“现已定期初七日起程，一切事宜，多须缕晰奉商，藉资针指”（致胡林翼）。

对重权在握的满族贵族、湖广总督官文，曾国藩更不敢怠慢，十七日在致官文信中极尽曲心：“九江克复，全楚肃清，杨、李两军，仰赖大力陶甄，悉心保护，俾得尽其所长，所向成功。夫君子广揽群英，休休有容。天恩褒嘉，青宫晋秩，殊勋懋赏，允惬人心，不独两湖士民遐迩讴思也……国藩从军数载，毫无成效。此次复出，专辖陆军，精力亏弱，深惧弗胜。尚求示我南针，俾免陨越，至感至荷！”在致江西巡抚耆龄信中也一再表示，“尚冀南针指示，俾免陨越，是所企祷。”在致龙启瑞、刘于浔、袁甲三、胜保、和春、李孟群、李桓、恽光辰等人的信函中也表达了同样意思。曾国藩的幕僚欧阳兆熊在所著的《水窗春艺》中，称曾国藩一生三变，此次即是一变。曾国藩真的到处乞惠“指针”，仿佛自己“全无是处”，曾国藩重新出山后的这种转变，可谓是“有的放矢”，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对曾国藩的工于应酬，日趋圆适，很多人也看出来了。胡林翼批评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沈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社会是个染缸，官场也是如此，曾国藩既然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又离不开这种场合，因此只好向官场风气屈服，并进而学习这一套，以求适应“环境”。正像他后来所表白的那样，“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这似乎表明曾国藩做官的本领大有提高，更善于做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