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追思先人，改葬父母

曾国藩丁忧家居期间，还为其父母改葬之事四处奔波。本来，曾氏家训中，不信地仙是其内容之一。地仙即是风水先生，不信地仙，也就是不信风水先生。曾国藩也曾说过：“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但由于其父母去世时，都因“兵事”、“公务”缠身，皆匆忙安葬。而他后来遇到种种“事机不顺”之事，又怀疑自己是“福浅命薄之人”，因此对原来安葬父母的两处墓地“实不放心”，“而苦自己不善看，又苦无最贴心之人。”

最初，曾国藩只是想把其母的坟地改葬，并打算自己亲自寻觅风水好地。但由于“脚力太弱，而地师又无一可信者，难以下手耳”。由于对改葬之事，“常常在念”，故曾国藩于八年正月请刘为章到湘乡察看。曾国藩觉得猫面脑这个地方很好。正月十九日，他去信给曾国荃，说此地“必须渠（指刘为章）与尧阶等一看始可放心。此外寻新穴颇不易得，然余决志在今年办妥。新宁知县许九霞过此，自言于风水颇精，许来帮同寻觅。惟渠新被劾，未便在乡久住。弟在外亦尝闻有明眼人可延至家者否？若无其人，不必为此更纷心也。”不久，曾国藩又请丰城杜秀才、东阳叔祖二人去看了两块地，但都不理想。曾国藩打算“自往亲看一次”。四月初，刘为章等看地后，认为周壁冲是凶地，因此曾国藩打算将父母坟墓一同改葬。朱尧阶是曾氏亲家，但他对曾氏改葬之事并不尽心，因此曾国藩说此人以后“似宜疏而不宜密”。他于四月十七日写信给曾国荃：

刘为章在白果看地，余与尧、霞不以为然。第二次往看岳龙，则飘然不反，回湘潭筱岑家去矣。顷有杜茂才者，丰城人，避难来住永丰，至我家投效，因留其看地。据刘与杜二人言，周壁冲有凶煞，是宜速改。余杜之识似胜于刘，并胜于近处诸人，不知视东阳叔祖何如耳？余心时时未忘改葬一事，而苦自己不善看，又苦无最贴心之人。弟意以乐以祖为主，渠亦难于远出寻求，且上等者自须先自为谋。日夜念此，至焦灼耳。

到了曾国藩即将重新走向军旅时，改葬之事尚无着落。他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余意欲王父母、父母改葬后，将神道碑立毕，然后或出或处，乃可惟余所欲”。他还向郭昆焘说明改葬之意：“先严、慈葬地，自须急求改卜。来示所云，盖古人所称：‘利不什，不变法；害不什，不易制’，先君葬域，人多谓其凶煞。果若所云，是在‘害什’之科；而‘利什’者，又不可以卒求，斯亦疚心之一端耳。”曾国藩于六月赴军后，也念念不忘于此，同年八月初十日写信给三位弟弟说：“为二亲求一佳城，不必为子孙富贵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生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其中。”可见其择地求的是略尽孝道。十月初十日，其弟曾国华在安徽三河镇战死，曾国藩便更怀疑为未尽孝道所致，改葬之心亦更迫切。他在十一月十二日《致澄弟沅弟季弟》的信中说：“要改葬二亲之坟，如温弟之变果与二坟有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同年冬，其弟曾国潢与曾国荃在家经过多方寻觅，找了好几处地，其中湘乡二十九都台洲之猫面脑，因与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九峰山山脉相连，又在其亲家罗泽南故里，故曾国荃最为满意。但这里是洪姓与夏姓争讼之地。据风水先生言，这处猫面脑形地在夏家，而“结穴”在洪家地头。曾国潢与曾国荃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很高兴，立即复信说：“先考妣改葬事决不可缓。余二年、七年在家主持丧事，办理草草，去冬今春又未能设法改葬，为人子者第一大端，问心有疚，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总求沅弟为主，速行改葬，澄弟、洪弟帮同办理，为我补过。至要至祷！洪、夏争地，果可用否？吾不得知。兹亲笔写二信与洪、夏二处，以冀或有所成。”后经曾国藩兄弟的周旋，夏家答应将猫面形之地卖给曾家，曾国藩又写信给弟：“夏家之地既经买得，可否即于三月改葬？贼（太平军）氛方盛，人事之变不可知，早改一日，即早放一日心。”

但后来曾国藩考虑再三，不愿在洪夏两争讼地改葬，又去信给曾国荃等说：“八斗冲屋后及周壁冲三处皆不可用，子孙之心，实不能安。千万设法，不求好地，但求平妥。洪夏之地，余心不甚愿。一则嫌其经过之处山岭太多，一则既经争讼，恐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秘惜，不轻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沅弟之明，谅能了悟。”由于曾国荃什么都不怕，曾国藩只好用另一思路开导这位更倔强的九弟：

沅弟言“外间訾议，沅自任之”。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而乱世之兵燹不可不虑。如江西近岁中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闳丽，则传播尤远。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则乱世恐难幸免。望弟再斟酌，于丰俭之间妥善行之。改葬先人之事，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若存一丝求富求贵之念，必为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续寻得大地者。沅弟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

曾国藩在筹划改葬父母的同时，又考虑建立家庙，即为父亲建祠堂（后称竹亭公祠）。他与叔父各捐银五十两后，又动员几个弟弟也尽一份力，曾国荃表示赞成，并很快寄去银两。不久，曾国荃护送曾国华灵柩回乡，改葬之事主要由他负责。曾国荃正式确定建祠墓后，亲自画绘屋样并送曾国藩改正。咸丰九年曾国藩对几位弟弟说：“沅弟所画屋样，余已批出。若作三代祠堂，则规模不妨闳大；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盖吾邑带勇诸公，置田起屋者甚少，峙衡家起屋亦乡间结构耳。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望沅弟慎之慎之，再四思之。祠堂样子，余亦画一个付回，以备采择。”

到咸丰九年八月，曾国荃将改葬、建祠等一切办好。曾国藩特地去信致谢说，沅弟到家后，雷厉风行办理改葬大事，为功甚大。父母亦当含笑于九泉也。

曾氏家庙以后又续有扩建。其地址是曾国藩最初选定的二十四都大坪雷家湾。完全建成时，曾国藩已位至两江总督，他亲书“曾氏家庙”四个大字，刻在四块上好麻石之阴。至今仍存“家”、“庙”二字。曾氏家庙共有四十八间，除正庙安奉其父母灵位外，还辟有藏书、藏珍品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