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需报销，为部费发愁

曾国藩丁忧期间还为办理军需报销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按照清朝的规定，行军打仗所用军需银粮，有一套严格的报销制度，当时称为“奏销”。由于奏销过程中，要经过户部严格的审核，甚至锱铢必较，毫末必驳。为了能在户部顺利通过，奏销者要缴纳一笔费用，称为“部费”，实际是约定成俗的陋规。一般而言，奏销的数目越大，需上缴的“部费”也越多。自厘金制度推行后，奏销制度虽不如以前严格，但程序还是要走的。因此，曾国藩在家中开始筹备奏销之事。湘军自打仗以来，已经五年多了，军需报销的数目当在几百万，故“部费”数额也不少。当时军中尚嗷嗷待哺，好在胡林翼已握大权。

曾国藩于咸丰七年十二月初七上《酌拟报销大概规模折》，提出了报销的大概思路：

臣处一军，未经奏派大员综理粮台，亦无专司之员始终其事。初在衡州造船、募勇，冒昧从事，条理未精。厥后越境剿贼，用银渐多，历时渐久。所募概系勇丁，将领多系绅士。官事非其所娴，册报间有未备。而又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总局相交涉，有先在臣处粮台领饷，而后在他处支领者；有本在臣处领饷，而他处亦时为接济者。又有由江援鄂，由鄂援江，忽分忽合，中间并无饷可领者。臣处办理报销，比他军尤觉散漫难清。臣之愚见，拟将统辖较多者，分为数大款。将臣处领饷之月日，及他处领饷之月日，先行具奏。俾眉目清楚，起讫分明。

曾国藩提出了七大股支出：即塔齐布所统为一款，罗泽南所统为一款，杨载福所统水军为一款，彭玉麟所统为一款，李孟群所统为一款，李元度所统为一款，周凤山所统为一款，“以上七款，皆为日较久，用银较多”，又与各省相交涉，因此算清这笔账十分不容易。由于水陆两军营数很多，或先分后并，或因败撤遣，加之经理粮台的人已换了好几批，因此要查清此账就更难了。曾国藩提出：自咸丰四年到七年正月经理粮台的，除郑德基业经病故外，裕麟、厉云官、胡大任、甘晋、李瀚章、陶寿玉六员，现在分处两湖、江西、安徽四省。俟江西军务将毕，即行设局，由该六员办理报销事件，遵照定式，造册送部。据曾国藩估计，大约水陆数年之饷糈，船炮各厂之经费，通共用银在三百万两内外。考虑到军需报销，如有数额不符，必须由经办人及统兵将帅追赔，即“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曾国藩遂将全部责任由自己承担，他说：“该六员者，并非总理，本无专责。自始至终，皆系穷窘之境。劝捐挪垫，委曲维持。或因败挫迸散奔走于危地，或因空乏屡屡受侮于弁兵。廉谨将事，艰苦备尝。而九江一败，又有烧劫饷船、遗失文卷之事。将来如有款目不符，着赔追缴之处，皆系臣一身承认，不与该六员相干。是否有当？谨拟大概规模，请旨饬下该部核议施行。”朱批命“户部议奏”。曾国藩将可能出现的责任一人承担，表明他的一种态度。由于报销手续严格，甚至抄家、问斩之事也很多，因此曾国藩的这一“说明”是很必要的。清政府同意了曾国藩的奏销方案。

八年三月三十日曾国藩将这一消息告诉给他的九弟，并说“部费”也大体有了眉目：

余所奏报销大概规模一折，奉朱批：该部议奏。户部奏于二月初九日。复奏言“曾（国藩）所拟尚属妥协”云云。至将来需用部费不下数万。闻杨、彭在华阳镇抽厘，每月可得二万，系雪琴督同凌荫庭、刘国斌等经纪其事，其银归水营杨、彭两大股分用。余偶言可从此项下设法筹出部费，贞阶力赞其议。想杨、彭亦必允从。此款有着，则余心又少一牵挂。

由于湘军的粮台一直设于水次，隶属于内银钱所。曾国藩回乡后，由彭玉麟兼理此事。故此，曾国藩觉得应在报销前，将死难者的抚恤金发下去。于是，他于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致信彭玉麟，说：

仆读礼山中，简寂无似。每念数年在外，愆尤丛集。官事私事，不乏未了之局，死者生者，犹多愧负之言。昨得润芝中丞书，报销局部费，渠可代为设法，此亦稍释微虑之一。尚有前后殉节者，未曾给予恤银，拟即在水师银钱所存项下一一发给。

两天后他又致信胡林翼，将在何处报销、由谁经手等项向胡林翼详细咨商，并请胡巡抚为他弥补“缺歉”：

敝处报销，似宜设于水次。若设局鄂垣，痕迹太重。耆中丞去岁请国藩赴江，其辞甚挚，又请霞仙代渠草奏，其意甚诚。因仆固守不出，始变而恼怒。余自有歉于彼，彼固无歉于余也。能设于武穴等处，痕迹较为浑融。总揽大纲之人，拟请伯符、莲舫、筱泉三人。筱泉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往年余拟专折保之。曾为罗忠节两次言之，忠节亦极力赞成。厥后因循不果行。国藩之保举稍吝，不过局度较隘。至于次青、筱泉之不得优保，毕金科之不成功名，则国藩实有蔽贤之咎。中夜以思，如何可赎？今毕金科则长已矣！次青、筱泉二人，万乞阁下大力设法优保，或留鄂补用。以私言之，则国藩内有补于歉衷，外有益于报销；以公言之，则二子存心爱民，必有裨于吏治，必有赞于高深。务乞留意承允。敝处部费，代为设法，豁如之度，感佩曷极？

胡林翼确实在曾国藩需要援手的时候鼎力相助，曾国藩的报销方案细节胡林翼表示完全照办。但当时江西战事仍很吃紧，也无法专注于此。直到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于当年八月上奏清廷，决定在江西湖口设立报销局，由李瀚章负责，办理咸丰三年九月至六年十二月军费报销事宜。九年正月正式开局办事，地点从湖口移至吴城。七月又从吴城移至湖口，十年五月事竣撤销。这是曾国藩领湘军出战后的第一次报销，数额大体在三百万两内外，竟至忙碌一年半之久。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之后，统兵多至十万，军费收支超过千万两，报销当然更加困难。户部亦深知按往常惯例报销脱离实际，于是寻求变通办法。

这时，户部郎中王夔石“灼知将来报销万无了局，因创请免册报私议”。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大臣倭仁即采纳王夔石的“免册报私议”，立即领衔上奏《请免军需造册报销疏》，为了避免各处书吏和粮台委员的营私舞弊，为了免除各位“劳臣战将”可能遭受的“追赔”之苦，奏请“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需未经报销各案，拟恳天恩，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这实际上是将此种糊涂账一笔勾销。倭仁此疏立即得到皇上谕旨的允准。有人盛赞此举，以为“凡在事之获保身家者，不下数千万人，而州县得免于流摊，部书失望于需索，开国二百二十年所未有也”。“诏书既降，都中人士欢声如雷，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此同治朝旷典也。”倭仁变通成例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也使曾国藩摆脱了可能发生的抄家抵产困境。曾国藩得知这一确切消息后，如释重负，立即将部文告知李瀚章，共谢“皇恩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