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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传
1.9.4 四 身在纯庐,心系军旅

四 身在纯庐,心系军旅

曾国藩不待朝命即离开军营,使他受到了江西官绅的攻讦,因为这毕竟与他平日所倡言的“担当”二字不相符合。他弃军而归,同样引起湘系内部一些人的不满。其中,声闻天下、稳操两湖实政的左宗棠的攻击,最令曾国藩头痛。曾国藩弃军而归后,左宗棠立即写了一封长信严厉批评曾国藩。从当时左宗棠致其他人的信函中,可见此信内容之一二。如在与曾国荃的信中说:“昨接涤公(二月)二十五日醴陵来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即如营中兵勇有父母之丧者,不俟允假即行回籍,带兵官能听之乎?况涤公受命讨贼,金革之事无避,古有明文。当此世局艰危之时,岂可言去?……已详作一函,力陈其不可。”曾国藩在居忧期间本来内心已痛苦至极,现在又有左宗棠的批评,曾国藩感到更加委屈了。因此收到左宗棠的信后,采取不理不答的态度。左宗棠久未接复信,亦渐有感触。他在致刘腾鸿的信中说:“涤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事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之。”又在致王珍信中写道:“涤帅自前书抵捂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其后左宗棠在致胡林翼的信中也写道:“此公(指曾国藩)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

但这段期间,左宗棠一直与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保持着亲密关系,还曾向骆秉章建议奏请起用曾国藩率驻赣湘军援浙,在曾国荃的调解下,至八年四月,二人又恢复了关系。曾国藩在与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这里,曾国藩承认自己对左宗棠有“傲”气。而左宗棠,在接到曾国荃转来曾国藩的信后,“喜慰无似”,并复信作了诚挚感人的自我批评。四月初九,曾国藩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并请曾国荃代为转致,他说:“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以后曾、左的关系又得以恢复,这对曾国藩再次出山也很重要。日记载,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重新出山后,于十二年当天夜里,“与左季高兄谈”。十六上,又至左宗棠家赴宴,午刻归。当日申刻,“季高诸君来”。此后二人来往密切,分别后还有多次互相往复通信。

曾国藩骤然而去,丢下了昔日患难与共的一帮兄弟,他对李元度尤为歉疚。他决定奔丧后,即写信给李元度,说“足下系因国藩而出,辛苦磨折,誓不相弃。今国藩迫于大故,不克相依共命,实深愧负。抚州各战,尚未保举,并负麾下士卒。临风无任歉仄,统惟心鉴。”当他上奏陈请终制后又致信李元度说:“江右军事,刻不去怀。……即足下去年之枵腹从事,自捐自养,而其不见亮于人者亦已多矣。至口食不继,谓以国藩相处较久之故,欲以甘言抚慰众心,尤属可暂而不可常。反复思维,纵使迅速赴军,实不能有裨于军国之万一。”在这封情真意切的信中,他还历数无以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说他常常想起李元度与彭玉麟,皆有“三不忘”:

雪芹当岳州败时,正棹孤舟,搜剿西湖,后由龙阳、沅江偷渡,沉船埋炮,潜身来归,一不忘也;五年春初,大风坏舟,率破船数十号,挈涓滴之饷项、涣散之人心,上援武汉,二不忘也;冬间直穿贼中,芒鞋徒步,千里赴援,三不忘也。足下(指李元度)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六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曾国藩家居期间,李元度的母亲年事已高,更为儿子的安危而忧虑,为此写信给曾国藩,请元度回籍省亲。这又勾起曾国藩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他在致李太夫人的信中说他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至于先合而后离,我水而彼陆,进退分合之际,则二人皆不能自主。并说此种结果“人事居其半,天事亦居其半”。曾国藩还表示,可以向江西巡抚婉商李元度回籍省亲之事,并愿两家结成秦晋之好。

失去的东西才知道它的珍贵,远距离地看,才能体味它的价值。这一期间,曾国藩刻刻不忘检讨自己对昔日部下照顾、提携不够。八年三月致书郭昆焘说:

目光昏花,自丁未年已用增光镜,近则虽有镜而无甚裨益。或看书作字,雾里采花,蒙蒙无似,何其惫也。往事之悔,盖亦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他还从李续宾等后起之辈发展很快这件事上,反省自己的缺陷,劝诫前方的曾国荃时时留意,向他们学习,并请九弟帮他沟通与将帅们的联系,修复过去的龃龉,这些都表现了他对前方战事的关注。他在谈及曾家兄弟俩官场相交时说:

至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庵(李续宾)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彭玉麟)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王,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他还问曾国荃:

长沙官场,弟亦通信否?此等酬应自不可少,当力矫我之失而另立途辙。余生平制行有似萧望之、盖宽饶一流人,常恐终蹈祸机,故教弟辈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

由于曾国荃在坚忍、毅力方面不如其兄,有时还发发牢骚,怨天尤人。曾国藩嘱咐他,全神贯注,将带兵打仗的事做好,说:“弟宜以李迪庵为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