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反躬自省，全无是处

咸丰帝的上谕使曾国藩感到自己是一个弃妇，需要上战场卖命的时候没有什么商量；不需要的时候就弃之如敝屣。曾国藩感到天大的委屈。他想不通，地方的绅士、官僚不容他，处处刁难、讥讽他，自己吃尽了苦头，这些他都忍下去了。但他不明白，“一门忠义”，将身家性命都交付给大清朝爱新觉罗家族，为什么还换不来起码的信任呢？他越想心里就愈郁闷，愁肠百结，理也理不清。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什么“以天下为己任”，看来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行得通。

他想到了老庄。这似乎是中国的士大夫身处艰厄时最好的精神慰藉品。西汉贾谊在谪居长沙时，作《鸟赋》，不是用庄子的人生变化无常，不必以生为乐、以死为哀来安慰自己吗？什么“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既不惜生，也不怕死，生死都不入胸次，那么何必忧患于得意失意呢？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被贬流放时，也从庄子中吸取精神力量，在《读庄子》一诗中写道：“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记得无何是本乡。”这种身处逆境而“少忧伤”的开朗豁达，显然是得之于庄子的。曾国藩对老庄也不陌生，早年时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绝不是像他这样发脾气，弹劾人，处处树敌，它要做到全无形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天下万事万物，归根结底，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祖父竟希公“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他发现自己竟片面理解了。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觉得胸中的郁结解开了许多。他又拿起《庄子》来温习。这是他最爱读的书，已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那汪洋恣肆的文笔，奇谲瑰丽的意境，曾无数次地令他折服，令他神往。过去，他是把它作为文章的范本来读，从中学习作文的技巧。思想上，他不赞同庄子出世的观点，一心一意地遵循孔孟之道，要入世拯世，建功立业，泽惠斯民，彪炳后昆。说也奇怪，经过暴风骤雨冲刷后，曾国藩再来读《庄子》，竟有了另一番发现。甚至，他还悟出了庄子和孔子并不是截然相对立的，入世出世，可以而且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曾国藩为自己的发现而高兴，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

曾国藩手迹

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老庄深邃的哲理，如一道云梯，使曾国藩从百思不解的委屈苦恼深渊中，踏着它走了出来，身心日渐好转了。这一切使他认识到：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通过吸取古代先贤及同时代优秀人物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这时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从老庄一直到李白、陆游，他发现人的心灵是相通的。而这些“有道之士”自己仅从文章角度欣赏，实不知他们还是“有道之士”。按照这种思路，他反省五年间办理军务的得失，似乎别有境界。这种“境界”先在给九弟的信中袒露了。由于曾国荃所统的湘军吉字营全军退守安福，江西巡抚耆龄奏请起复曾国荃，因此清廷令曾国荃总统吉安各军。曾国荃的率先夺情，为曾国藩重新启用铺就了一条道路。因此当九弟行前，曾国藩反复训诫，告以和辑营伍、联络官绅之法。曾国荃到吉安后，曾国藩的“格致”功夫也更有成效，反省自己愧对江西父老，他请九弟为之救正补苴。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信中说：

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万篪轩是也。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然此只坐不应驻扎省垣，故生出许多烦恼耳。弟今不驻省城，除接见官员一事无庸议外，至爱民、联绅二端皆可实心求之。现在饷项颇充，凡抽厘劝捐，决计停之。兵勇扰民，严行禁之。则吾夙昔爱民之诚心，弟可为我宣达一二矣。

他带着十二分的歉意和十分的诚意，希望他的九弟向江西父老表达：

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今年丁忧奔丧太快，若恝然弃去，置绅士于不顾者，此余之所悔也。若少迟数日，与诸绅往复书问乃妥。弟当为余弥缝此阙。每与绅士书札往还，或接见畅谈，具言江绅待家兄甚厚，家兄抱愧甚深等语。……余在外数年，吃亏受气实亦不少，他无所惭，独惭对江西绅士。此日内省躬责己之一端耳。弟此次在营境遇颇好，不可再有牢骚之气，心平志和，以迓天休。至嘱至嘱。

曾国荃

曾国荃的性格本来属于刚烈一类，他对乃兄受到的种种不公早已不满，因此当长兄反躬自责时，曾国荃写信说老兄大可不必。曾国藩却去信与之“理论”：弟昨信劝我不必引前事以自艾。余在外立志爱民为主，在江西捐银不少，不克立功，凡关系民事者一概不得与闻。又性素拙直，不善联络地方官，所在龃龉。坐是中怀抑塞，亦常有自艾之意。

由于曾国华已出嗣给他的叔父，因此为生父守丧一年后曾国藩的这位弟弟也很快赴九江军中。羁留家中的只有曾国藩一人，他对国华也有一番劝诫，希望自己的阅历之语弟弟们不要当成耳边风。

曾国藩守制期间的又一反省是认识到自己“万不如人”。八年正月初四写给九弟的信说：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出于对九弟的深刻了解，曾国藩劝他不要学长兄，遇事要忍要让，并说忍让又耐得住就会有成。“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兄之短处在此，屡次谆谆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来书，有云‘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此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将来恐不免于龃龉。去岁握别时，曾以惩余之短相箴，乞无忘也。”

曾国藩把“强毅”与“刚愎”加以区别：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曾国藩还总结了自己“长傲、多言”之失，这也是他多年的老毛病，多年想改掉，但均不彻底。八年三月初六日致沅弟的信中说：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地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有怪人差帖之意，急宜惩之。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同月二十四日又曰：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第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数月，声望颇隆，总须始终如一，毋怠毋荒，庶几于弟为初旭之升，而于兄亦代为桑榆之补。至嘱至嘱。

当曾国藩得知曾国荃声名极好时，于“愁闷之际，足以自宽解者也”。不过，以自己的阅历，他还是提醒九弟：“只是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近在军营亦获虚誉。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誉望一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务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这就是说，善始善终才能保持声望不减，否则一有不善，以前的力都化为乌有，而且挽回起来相当不容易。曾国藩还告诉九弟，说他“夜间总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他对人生也有了许多体悟：

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弟现在上下交誉，军民咸服，颇称适意，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于敬字无工夫，是以五十而无所成。至于恕字，在京时亦曾讲求及之。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弟于恕字颇有工夫，天质胜于阿兄一筹。至于敬字，则亦未尝用力，宜从此日致其功，于《论语》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强行之。临之以庄，则下自加敬。习惯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场话说，四十五十而无闻也。

这就是说，要有所作为，要成就大事，还必须有一番内省的功夫。曾国藩把这种功夫主要归结为“敬”、“恕”二端。告诫曾国荃以他为戒，日日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