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委曲心事，委军守制

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和他的弟弟曾国华自江西大营启行奔丧，二十五日抵湖南境，二十九日回到湘乡故里。几天后，曾国荃也从吉安奔丧回籍。

曾国藩此次奔丧，是没有等待清廷的上谕而直接回籍的，他上奏中有恳请终制的话，也有“赏假数月，仍赴军营效力”之语，实际上对于清廷如何安排，他心中实在无数。从他二月十二日即上奏清廷前写给李元度的信中，有“行止大局，现尚未定，日内再当专使奉告”来看，他对于委军奔丧，即不待朝命而旋车故里，心里是有矛盾的。十六日，即上奏清廷的第三天，曾国藩将行程告之李元度，“定于二十日匍匐就道”。曾国藩行前及回到家乡后，又请骆秉章向清廷代奏。清廷于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初一日，先后廷寄上谕。前一上谕称：

兵部侍郎曾国藩之父曾麟书在籍病故，该侍郎现在江西督师，军务正当吃紧。古人墨绖从戎，原可夺情，不令回籍。惟念该侍郎素性拘谨，前因母丧未终，授以官职，具折力辞。今丁父忧，若不令其奔丧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国藩着赏假三个月，回籍治丧，并赏银四百两，由湖南藩库给发，俾经理丧事。俟假满后，再赴江西督办军务，以示体恤。

三月初一日的上谕，针对曾国藩对军务的安排，作出部署：

湖南兵勇，暂交其弟曾国华管带。惟曾国华职分较卑，仍须有大员统带，方能得力。所有曾国藩前带水师兵勇，着派提督衔湖北郧阳镇总兵杨载福，就近统带；广东惠潮嘉道彭玉麟，协同调度。所需兵饷，并着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济，毋使缺乏。该侍郎假满后，着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办军务，以资统率。

这两次上谕，都明确了三个月后曾国藩仍回军中的意思，曾国藩为此率领阖家大小，望阙叩头。称自己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表示“惟有殚竭愚诚，效图报称。战战兢兢，常怀履薄临深之义；子子孙孙，永矢衔环结草之忱”。

五月二十二日，曾国藩以三个月的假期将满，而他的父亲还没有安葬，再次上折恳请终制，并说“前代及我朝夺情之案，被人弹劾者，层次迭出。而两次夺情，则从古所无”。曾国藩还向咸丰帝坦露他的矛盾心理：“臣到籍以来，辗转思维：欲终制，则无以报吾君高厚生成之德；欲夺情，则无以报吾亲恩勤鞠育之怀。欲再出从军，则无以谢后世之清议；欲不出，则无以谢患难相从之军士。进退狼狈，不知所裁。”

以忠孝构筑的传统礼制，让曾国藩颇感为难。这也是许多有作为的官员遇到的难题。但曾国藩还是倾向于守制的。他还乐观地认为，近日形势，“实已换回十分之七八。以大局言之，河北荡平，洪、杨内乱，武、汉肃清，水师精劲，迥非咸丰二三年气象可比。”他还援引上年大学士贾桢丁忧，皇上赏假六个月，令其回籍治丧。旋因贾桢奏请终制，又蒙谕旨允其所请之例，准其在籍终制。

闰五月初五日清廷发布上谕，称赞曾国藩“数载以来，战功懋著，忠诚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书，因闻水师偶挫，又令伊子曾国华带勇远来援应，尤属一门忠义。朕心实深嘉尚”。所奏“情词恳切，原属人子不得已之苦心”。但咸丰帝又指出：曾国藩身膺督兵重任，非贾桢可比，仍命其假满后即赴江西督办军务，并署理兵部侍郎，以资统率。并承诺“俟九江克复，江面肃清，朕必赏假，令其回籍营葬。俾得忠孝两全，毫无余憾”。

咸丰帝上谕中的称许勾起曾国藩对几年从戎的苦涩回忆，尤其是咸丰六年，“困守江西，备极艰险”，令他一生难以忘怀。而入春以来，军务渐有转机时，又有闻讣丁忧之耗。他认为自己才智本来十分平庸，而事机又如此不顺，因此断定自己是“福分浅薄之人，终不能立功以报圣明于万一，所为暗自伤感者也”。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现在成功离他仅有一步之遥，而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撒手而去。所谓“福分浅薄”，言下之意是自己受尽了人间苦难与折磨，而无缘与成功相拥抱。他真的不甘心。长沙的妙高峰，衡州的演武场，九江城下，湖口之中，留下了他太多的付出与代价。由于上谕中有“楚军素听指挥”之言，曾国藩说这并非是他的功劳，而是将士怀利而来，既说出了湘军发展的真谛，也是为自己洗脱“曾家军首”的猜嫌。他说：

湖南练勇，昔年犹有见贼逃遁、怀乡思归之事。近则阅历既久，胆气皆壮。轻贼匪之伎俩，慕天家之官爵。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以战阵为日用常行之务。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较之臣初募练之时，风气迥不相同。但使稍给口食，即可静听指挥。臣二月闻讣之初，亦虑将士相从日久，恐难骤离而他属。自出营而后，各路安谧如常。吉安、临江屡获胜仗。将军福兴至瑞州视师一次，巡抚耆龄遣员至瑞州犒赏一次，各营皆欢欣踊跃，乐为用命。可见士无常亲，惟抚驭者是亲。不必楚人而后能用楚众也。

他还说自己两遭亲丧，是不祥之身，决非宏济时艰，挽回大局之象。因此恳请终制。曾国藩心灵在经受着比死亡还严重的折磨。就在奏请开缺终制的同一天，即六月初六，曾国藩还上了一道给他的命运带来另一番捉弄的奏折，即《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这篇奏折引起了当时人乃至后人毁誉不一的评价，也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后来说，造物主不轻易让一个人成功，所指就是这次的磨折。可以说，这篇奏折真实反映了曾国藩的思想脉络，是他内心矛盾斗争后“豁然开朗”的表现。他承认自己与古来疆场之臣为朝中掣肘万端者，有霄壤之别。但“以臣之愚，处臣之位，历年所值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略陈于圣主之前”。这就是说，任何人要做事必须有信誉、有权力、有舞台，否则，就像孔雀自开屏，人莫知也。

在这个奏折中，曾国藩向清廷不无沉重地讲了三个问题，他表述为“办事艰难之三端”，说到底还是体制，他没有正规军的旗号，他游离于体制外，因此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他的职权是虚的。

第一条是没有提拔部下权。

定例军营出缺，先尽在军人员拔补，给予札付。臣处一军，概系募勇，不特参、游、都、守以上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亦终不能得缺。武弁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或与巡抚、提督共事一方，隶人衙门，则挑补实缺；隶臣麾下，则长生觖望。臣未奉有统兵之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抚，请其酌补。其隶九江镇标者，犹须商之总兵，令其给予札付。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第二条是没有任免文武权。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钱漕一事，小民平日本以浮收为苦，近年又处积困之余。自甲寅冬间，两路悍贼窜入江西，所在劫掠，民不聊生。今欲于未经克复之州县征收钱漕，劝谕捐输，则必有劲旅屯驻，以庇民之室家，而又或择良吏，以恤民隐。或广学额，以振士气。或永减向日之浮收，或奏豁一年之正课，使民感惠于前，幸泽于后。庶几屡捐而不怨，竭脂膏奉公上而不以为苦。然此数者，皆巡抚之专政。臣身为客官，职在军旅，于劝捐扰民之事，则职分所得为。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诸务，则不敢越俎代谋。纵欲出一恺恻详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第三条是名实不符，没有裁处事务权。

臣帮办团练之始，仿照通例，镌刻木质关防，其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四年八月，臣剿贼出境，湖南抚臣咨送木印一颗，其文曰：“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九江败后，五年正月换刻“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是年秋间补缺，又换刻“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讥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臣低首茹叹，但求集事，虽被侮辱而不辞。迄今岁月太久，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著，已保至参将矣，被刑辱于芷江县，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周凤山备历艰辛，已保至副将矣，被羁押于长汀县，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前福建巡抚吕佺孙，曾专函驰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领臣处之实收，每为州县猜疑，加之鞠讯。或以为不足据，而勒令续捐。今若再赴军营，又须另刻关防，歧舛愈多，凭信愈难。臣驻扎之省，营次无定，间有部颁紧要之件，亦不径交臣营。四年所请部照，因久稽而重请。六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无交到确耗。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转交，臣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风霆，而臣则势有所不能。斯又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在例举以上“三难”之事实，最后说：

兹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巨。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微臣讲求颇熟，不敢逾闲。今楚军断无覆败之患，省城亦无意外之虞。臣赴江西，无所容其规避，特以所陈三端艰难情形既如此，而夺情两次，得罪名教又如彼。斯则宛转萦思，不得不泣陈于圣主之前者也。臣冒昧之见，如果贼势猖狂，江西危迫，臣当专折驰奏，请赴军营，以明不敢避难之义。若犹是目下平安之状，则由将军、巡抚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臣仍吁恳天恩在籍终制，多守数月，尽数月之心；多守一年，尽一年之心。出自圣主逾格鸿慈，不胜惶恐待命之至。所有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终制缘由，恭折驰奏。

曾国藩的奏折无疑是对清廷的一次摊牌，但“三难”也确是他不能发挥大作用的原因所在。曾国藩伸手“要官”，并非是他个人进退之事，而事关他手下的湘军应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这一大问题。按他所带湘军的功绩，给予总督巡抚也不为过。但清廷始终对这股“一呼而应，从者数万”的队伍不放心。当时武昌已下，清军已据上游，江南大营也日有起色，因此拒绝了曾国藩的请求。值得玩味的是，六月十九日的上谕也没有把话说绝：

曾国藩以督兵大员正当江西吃紧之际，原不应遽请息肩。惟据一再陈请，情词恳切，朕素知该侍郎并非畏难苟安之人，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此外各路军营设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渎请，致辜委任。

清廷的这个上谕给双方都是一个体面的台阶。因为形势好就不用曾国藩出山，形势不好，照样可以命他出山。一切以太平军的消长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