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门有大故，游子心不安”

这是父亲曾麟书给儿子曾国藩信中的一句话。原信说：“骨肉之情，隐相感通，家门将有大故，游子在外，其心先即不安，是亦预为忧思之兆也。”当时写这封信时，正值曾国藩闹着要回家省亲，不久曾国藩的祖父病故。八年之后，似乎又应验到曾麟书身上。

咸丰五、六年间，曾国藩在江西渡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两年。乞饷银不应，求援兵不至，他的上奏中屡屡用“恳恩”字样，实则是乞求。但曾国藩又是一个意志极为坚强的人，在无力回天的日子里，他在军中“终日凝然”，奏牍书札，躬亲经理，手捧史籍，不废吟诵，经常告诫身边将帅：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就越要澄心定虑，以待转机。他的幕僚黎庶昌记述说：“盖其数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转危为安也。”他还对李元度说：军心未固、众志难恃时先自固自保，再“徐图振起”。他说自己靖港之役，“不才栖居高峰寺两月有余，在营之辱，刻不敢忘。今日亦望足下少忍靖港之辱，以谋渑池之奋。无过激愤，以养不訾之躯而成不世之才，内慰高堂，外慰知心。至要至要，无忽无忽。”

曾国藩身处危局而心志不乱，使我们想起康熙在平“三藩”最艰难的时候，又有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举兵反叛，当时京师劲旅悉遣南征，都中几空，不少汉大臣偷偷遣家眷回原籍。人心汹汹，十分危急。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帝每日照常批答奏章，与日讲官研讨学问。而且“外示暇豫”，每天到景山出游骑射。当时人颇为不解，投帖于景山路旁，责怪说：“现今三藩及察哈尔同时叛乱，诸路征讨，当此危殆之时，真想象不出圣上还有什么心情出游？！”康熙帝仍佯装悠闲，民心乃固。三藩平定后康熙帝道出此中之意，说：“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意，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康熙平三藩的这则“掌故”在性质上似乎不能与曾国藩类比，但面临危局而镇定自若，效果可谓异曲同工。咸丰六年底，湖北战场的形势发生重大突破。十一月二十二日，湘军攻克武汉，随后乘胜东下，于十二月直抵九江。鄂赣间的长江水上通道被完全打通。此时湘军厚集九江城外。李续宾部八千人扎九江外，此外尚有江宁将军都兴阿所统马队以及副将鲍超的近四千步兵扼小池口，水师方面杨载福率战舰四百号泊于九江两岸。加上原有的湘军，共达二万余人。十二月中旬，曾国藩由南昌前往吴城，巡视水师，十八日又到九江迎劳自湖北而来的将士。自湖北而来的湘军军容整肃，给曾国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曾国藩对湘军这些后起者由衷敬佩。他评价说，李续宾统领的陆师“更胜于甲寅塔（齐布）、罗（泽南）合军之时，厚庵（杨载福）水军亦超出昔年远甚”，尤为可贵的是，“皆能不矜不伐，可敬爱也”。他向清廷的奏报也称：

臣国藩于十八日由吴城驰赴九江，迎劳诸军。见其军威严肃，土气朴诚。自十二至十八日，环攻六昼夜，并未收队。杨载福、李续宾与都兴阿联络契合，爱敬交至。虽积劳之后，屡胜之余，犹复日夕兢兢，衣不解带。不特东三省马队忠勇可风，即湘营与水师亦实为不可多得之劲旅。与此前后，瑞昌、德安、武宁、建昌、新喻、永宁六县城先后收复，刘长佑、萧启江等进军临江府。南昌、袁州两郡全境肃清。九江、南康、瑞、临、吉安各属邑，皆收复过半。

正当江西战场发生重大转机时，曾国藩的眼疾再次复发，甚至“竟日不能开视”。他本打算将大营移至九江，“与湖北、安徽联络一气”，但由于眼病闹得十分凶，只好向咸丰帝请假一个月，在瑞州、九江军营静心调养。曾国荃率师至吉安后，曾国藩了解了家中的一切，也更加想念父亲。这是他长辈中最亲的亲人。虽说在军中也不时能收到父亲的手谕，但自咸丰二年出办团练，父子即没有再谋面，曾国藩感到非常愧疚。曾国荃也非常理解兄长的心情，他说如果让父亲到袁州来，我们父子就可见面。但曾国藩考虑到湘乡到袁州往返千余里，对六十几岁的老人来说，身体是吃不消的，因此他说“若江西军事得手，明年或可奏明归觐乎？”但曾国藩似乎又想到，江西的军事不会一年半载就结束，于是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了上述内容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即同意曾国荃提出的请父亲到袁州一行。为此，他在此信后又加了一段，与曾国荃商量：

弟若久驻吉安，余于正月初旬即至吉安犒师，弟拟请父亲大人来袁州一行。父子相离四年，或得借此一见，则弟军在吉安不遽掣动，亦一好事也。于公则吉安有一枝劲旅，筹饷较易；于私则兄可借此以谒父亲。不知弟意以为然否？如以为然，则请在彼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无好小利，无求速效。至要至嘱。

这封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发出不久，曾国藩与湘军在九江迎来了新的一年。曾国藩在瑞州军营治他的眼病，此时仍在惦念与父亲相聚之事。他去信给九弟，说“吉安之行，必须在瑞后乃能定议”。正月十五这一天，曾国藩收到了父亲的手谕，及四弟曾国潢、儿子曾纪泽的信。曾国藩随即又将皇帝赏赐的福字、荷包、食物派专人送往湘乡。可是，他万没有想到，咸丰七年二月初四，父亲曾麟书即已在湘乡病逝。

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瑞州大营得悉噩耗，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放声大哭，仆地欲绝。第二天，他赴告南昌及湘军各营，对军中之事一一交待后，设服成礼。十六日，驰折奏报，请开缺回籍守制。孝，在中国的人伦中恐怕再没有比它重要的了。曾国藩作为长子，曾于咸丰二年由九江奔丧回籍，但未经百日，即墨绖从戎，奉旨帮办团练。当时正值武昌失守，数省震动。曾国藩“夺情”而出，特于上给咸丰的奏折内声明，一俟大局稍转，即当回籍终制。四年八月又上奏折声明，因自己是丁忧人员，如稍立战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概不敢受；如果办理稍有起色，即奏明回籍，补行心丧。但太平军日盛，大清疆土日蹙，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援鄂、援皖、援赣，像救火队一样，四处奔走，没有息肩之日。他人在军中，常以未得在家守制为隐憾。拳拳孝心，人伦所常，因此他闻父讣即上奏清廷：

计微臣服官二十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能妥办葬事，今兹父丧未能躬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过多而功寡，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椎胸自责，抱痛何极。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遵制丁忧，奔丧回籍。一面由驿驰奏，恭候谕旨。

他的两个弟弟当时也在军中，为此他一并奏请回籍守制。但对曾国荃统领的吉安一军，因有太平军二万余人赴援，因此他在折中奏明“国荃之能否遄归，尚未可知”。

曾国藩是做事十分负责的一位官员。奔丧前他对麾下的湘军水陆两师，从将帅统领人员的位置安排，到战事部署、所需饷银，以及向清廷的奏报等事，一一都有明确的交待。虽然他早已归心如箭，但还是念念不忘，殷殷致嘱。他向咸丰帝、向清廷刻意表达的，是希望珍惜合数省之力、经数年之功而成的水师。他称这是自己“经手事件”中的“一大端”。不过，他没有贪天之功，而说是各省努力的结果。他说：杨载福统领的外江水师与彭玉麟统领的内湖水师，“合计船只五百余号，炮位至二千余尊之多。此非臣一人所能为力。臣在衡州时，仅奏明造船百六十号，岳州以下虽陆续增添，而九江败挫之后，则水师中衰。其时回援湖北者仅船百余号，赖彭玉麟力支危局，胡林翼、杨载福重廓规模，而又有广东督臣购运洋炮，湖南抚臣督率官绅广置船只、子药，于是外江之水师始振。陷入鄱湖者亦仅船百余号。赖江西抚臣及总局司道竭力维持，增修船炮，筹备子药，于是内湖之水师亦振。合四省之物力，各督抚之经营，杨载福等数年之战功，乃克成此一支水军。臣不过因人成事，岂敢无其实而居其名。”由于两支水师一驻吴城，一扎九江，互不统属，而两军合而为一是迟早之事，加之杨、彭之间的分歧，他也有所耳闻，故向清廷奏明，请旨特派署提督杨载福总统外江内湖水师事务，惠潮嘉道彭玉麟协理外江内湖水师事务，以便号令归一，名实相符。他还说：杨载福战功最伟，才识远胜于他。彭玉麟历备险艰，有烈士之风。如果此二人由皇上时加训励，必能肃清江面之局。对于水师的饷银，他提出由湖北巡抚胡林翼月筹银三万两，江西巡抚文俊月筹银二万两，“俾此军不以饥疲致溃。则不特为攻剿九江、湖口所必需，即将来围攻金陵、巡防长江，亦必多所裨益。”对于水师之外的湘军陆营，曾国藩在奏折中说与他“略有关系”。李续宾驻扎九江，精劲朴实，隐然巨镇。刘腾鸿之湘勇，普承尧之宝勇，驻扎瑞州，严明勤谨，足当大敌。如果饷项稍微充足，必能树立功绩。因此表示自己“在军中亦无所益，即不在军中亦无所损”。

他奏请开缺守制的理由似乎也很充足：一是江西水陆诸军，及各省援师到达后已部署完毕，他开缺后，应由西安将军福兴与巡抚文俊会商办理。二是近日洪、杨内乱，武、汉肃清。袁州、奉新等处克复数城，江西局势似有旋转之机。“因此吁恳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而广教孝之典，全家感戴皇仁，实无既极；抑或赏假数月，仍赴军营效力之处，听候谕旨遵行。现在函商将军福兴、巡抚文俊两臣，酌请一人前来瑞州，抚循各营将士。臣拜折后，即由瑞州奔丧回里。”

曾麟书的身体向来很健康，此次不治而逝实出全家人意外。正月二十六日，曾麟书患中痰之症，呼吸有些困难，但痰症越来越重，二月初四即撒手西去，从得病到逝去仅七天时间。因此曾国藩说是“遽遭大故”，死得太突然。江西的文武大员及在赣的湘军将领最先得到了曾国藩父亲去世的消息。巡抚文俊特委派督粮道李桓前往瑞州曾国藩大营吊唁。李续宾本人正筹攻九江，因此委派他的弟弟李续宜自九江前去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