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罗泽南之死

湖口、九江之战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几乎将曾国藩活捉。罗泽南援鄂后，江西已十分空虚。石达开认为，此时攻江西即解武昌之围，亦解九江之围。十一月二十四日，石达开率军自湖北通城越幕阜山入江西，一路势如破竹，新昌（宜丰）、瑞州（高安）、临江（清江）、吉安等名城重镇，相继克复。果然，曾国藩立即把周凤山全军自九江调回。九江之围，不战自解。

沿南昌南下九十公里，即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樟树镇。江西两大河流赣江、袁水就交汇于这里。湘军以水师见长，由于九江已失，因而曾国藩将兵力厚集于此。曾国藩对兵法不能说精通，但对于行军打仗的形胜可谓十分在行。他上给咸丰帝的奏折，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擅长：

江西全省，以赣水为中路之经，上发于赣、南二府，下达于鄱阳一湖。吉、袁、瑞、临及极北之九、南两郡，皆在赣水与鄱湖之西，广、饶、抚、建及省会、宁都州，皆在赣水与鄱湖之东。一水中分，而两岸州县之多寡，地形之大小，盖略相等。其袁州、临江二府之河，名曰袁江，至樟树镇而汇于赣河。樟树镇者，西近瑞、临，东接抚、建，两岸之关键，省城之咽喉。谕旨垂询最要之处，臣等以为此时形势，实以樟树镇为最要。臣国藩饬周凤山陆军、彭玉麟水师，扎驻该镇。臣文俊又调周尊彝、林葆等之陆军，刘于浔之水师，随同驻扎。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

此时的石达开以临江为适中之地，南则直指赣州、南安，北则距守武宁、新昌，以通九江之归路。曾国藩说石达开“意图尽披枝叶，困我省会。凶谋诡计，实可痛恨”。

曾国藩的湘军被一分为五，而他身边只有彭玉麟、李元度、周凤山一水两陆，加在一起不足万人。以此万人防五路之敌，愈分则人数愈寡，愈析则气势愈弱，曾国藩深感久困一隅，兵单将寡，寸心焦灼，愧悚难名。

此时，江西、湖北之间，文报几个月不通。因此，曾国藩上疏请调罗泽南回援江西，但清廷仍坚持先攻下武汉再回援。

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湘军在樟树镇大败，营垒全陷，弁勇溃奔南昌省城。一时南昌人心大震，夺门奔走者，不可禁御，或相践以死。两天后，曾国藩至南昌，收集溃勇暂时由其统领，又筹备守御，抚定居民，人心稍安。当时自鄂渚以南，达于梅岭，太平军踪迹所至，绵亘一千数百里，有众数十万。曾国藩多次派遣弁勇怀带密函，赴楚请援，多为太平军所截杀。骆秉章派委刘长佑、萧启江等募勇分道赴援，刘长佑由醴陵克萍乡，萧启江由浏阳攻万载。

这一时期，是曾国藩最为危急的时期，用他的话说，为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故一再请调罗泽南回援江西。曾国藩用哀怜的口吻说，湘军陆路不足三千，水师只有二千三百人，兵力至为单薄，而地形又觉散漫，只能勉力支撑。

罗泽南回援湖北，巡抚胡林翼对其礼敬有加，言必称“先生”，对罗的心腹大将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亦笼络有加，甚至将李母接到自己署中照料。由于武昌迟迟不下，江西形势又岌岌可危，曾国藩再次奏调罗军回援，他致书罗泽南说：

江西除周凤山、彭玉麟统率的水陆师外，无一军可恃。吉安之围，五旬未解，西路州县陷至二十余处，无人过问。饷项业已罄竭。国藩为江省计，深望阁下之来援；为大局计，又甚不愿阁下之回援。何也？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今江西之势，亦可谓棋危劫急矣。当此之时，若雄师能从北岸长驱，与水军鼓行东下，直至小池口、八里江等处，则敝处青山、湖口之师，忽如枯鱼之得水；江西瑞州、临江之贼，忽如釜底之去薪。以不援为援，乃转败为功之要著也。如阁下仍从通城、义宁回援江西，则武汉纵能克复，恐败贼从而回窜。北岸既无重兵，外江之水师万无东下之理，内湖之水师终无出江之望。是回援而满盘皆滞，不援而全局皆生，国藩所反复思维，而确见其然者也。

湘军与太平军在武昌、九江一线陷入战略相持阶段。曾国藩认为，既然武汉久攻不下，不如抽调罗泽南部援救江西，如此则无损于攻武汉，而有助于救江西。但罗泽南并不这样认为。二月二十四日，罗泽南给曾国藩写信说：

以事势论，今岁之围武昌，与去岁之围九江形势不同。去岁围九江，江面非我有也，北岸非我有也，即南岸东路之湖口，西路之瑞昌、兴国，皆非我有也。即令攻九江破之，亦一孤城耳。今岁攻武昌，北岸为我有，南岸为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皆为我有，所未合围者下游一面江路耳。现派李迪庵、刘峙衡扎营窑湾，断敌青山陆路之粮；杨厚庵军门已料理水师下泊樊口，断贼水路之粮。孤城定难久踞，俟水师一炬之后，大功幸成，回援江西易易耳。即不然，当令迪庵、峙衡与普钦堂宝勇由武昌攻大冶、兴国，乘此入江境，以复武宁，俟麾下之命；泽南仍率所部驻洪山与贼相持。天假之缘，武汉克复，当与大营会于浔城；或一时不能得手，亦必与此城相终始。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自灰其壮志也。

罗泽南也是明了大局的人，他表示与武汉共存亡，这下让曾国藩大为灰心。当然，罗泽南亦深知曾国藩的处境愈来愈危险，他希望天假之缘，及早攻陷武昌，湘军水陆师得以东下，与曾国藩会师浔阳江上，于是督战益急。此时武昌太平军守将韦俊得到九江、黄州、大冶、兴国等地太平军的增援，士气倍增。三月，太平军分路出击。

罗泽南驻军洪山，得知武昌守军分路出击，便陆续派出李续宾、蒋益澧等分兵接战。乘各路鏖战不休时，罗泽南亲自督军从洪山出击，太平军佯装败退，罗泽南乘胜穷追，直抵宾阳门，眼睛里闪耀出攻占武昌的喜悦。但刹那间，宾阳门忽开，万众突出，直冲罗泽南军，罗军退则无路，进则不能，已入太平军的包围中。罗泽南不愧为身经百战、临危不慌的儒将，他策马躬拒，三退三进，军几溃。火枪打中他的左额，血沾衣，犹踞坐指挥。胡林翼得知罗泽南负重伤后，当夜赶往洪山军营探视，见罗气喘神散，已不可救，但仍令医士全力抢救。罗泽南自知不起，缓缓睁开眼，拉着胡林翼的手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今武汉又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你与李续宾好自为之。”三月八日，罗泽南死于洪山军营，湘军水陆师为之夺气。

曾国藩此时已五次遣使赴鄂请援兵，但一直没有音讯，为此十分惶惧。直到三月底，胡林翼派出的勇弁，怀揣蜡丸书，间道抵南昌，曾国藩才得知罗泽南已死。由于江西危如累卵，曾国藩封锁了罗泽南已死的消息，秘不告人，恐损士气。

罗泽南外貌朴实，气质深沉，当咸丰四五年间，因屡立战功，朝野仰为名将，而不知他“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是以儒生带兵的典型人物。曾国藩认为，罗泽南虽与江忠源、塔齐布同时并起，但“战功较二人为尤著，独当一面之处为多”。曾国藩在与江西巡抚文俊会奏请在江西为罗建专祠时说，罗泽南胸怀恬淡，不求闻达。乃一旦仗义从军，毅然以身许国，冒危险而不顾。后来，曾国藩还写了《罗忠节公神道碑铭》，称赞他“大本内植，伟绩外充。兹谓豪杰，百世可宗”。罗泽南还是开创“无湘不成军”的第一人。对其影响，近人钱基博评论说：

其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而视东南安危，民生冤苦，如饥溺之在己，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跃，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馈肉饷饭，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屡破大敌，而善以寡击众。乡人化之，荷戈从军，蔚成风气。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