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罗泽南援鄂

回到南康水师大营的曾国藩，还没有从失去塔齐布的悲痛中走出来，罗泽南就单骑策马来到这里，提出他要率军援鄂的请求，他认为曾国藩应分军增援武昌外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一旦攻占武昌，湘军便能水陆东下，会师九江，江西、湖北的军事局势才能根本好转。七月十六日，罗泽南督率所部湘军攻陷义宁后，便上书曾国藩指陈鄂、赣的战略形势说：

长江要害凡四：一曰荆州，西连巴、蜀，南并常、澧，自古以为重镇；一曰岳州，湖南之门户；一曰武昌，江、汉之水所由合，四冲争战之地，东南数省之关键；一曰九江，江西之门户。此四者，皆贼之所争也。今九江与贼相持，而贼又已上据武昌，失长江之关键。崇、通一带，群盗如毛，江西之武宁、义宁，湖南之平江、临湘、巴陵，均无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汉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崇、通而入。为今之计，惟有率南康水师与浔城陆师，合力以攻湖口，横踞大江，截贼船之上下；更选劲旅扫通城、通山、崇阳、兴国之贼，乘胜合攻武昌。武昌复，外江水陆之师沿江直下，与内湖水陆之师相为联络，九江可不攻自下，兵家之势固然也。

八月初七，罗泽南还亲赴曾国藩驻地，在视察了南康和湖口之后，再次提出了他的意见，“贼上踞武汉，下踞金陵，相为犄角。湖口逼近江面，为贼必争之地，得湖口分兵以守，与贼相持无已，非长策也。为今日计，惟以复武汉为要著。计不出此，徒为争湖口、争九江之谋，是不过徒为江西固门户也。”也就是说即使湘军打下湖口、九江，在武汉没有攻克的形势下，仍然无法形成以上制下的态势。他还用下棋喻战守，对曾国藩说：“国手下棋，必争先着，形势所在，固有不待龟耆而后决者。”罗泽南指出，打破当时被动局面，必须回军上游，力克武汉。而要攻克武汉，又必克据上游的崇、通、咸宁，以攻武昌之背。

曾国藩的顾虑主要是身边兵单力薄。塔齐布去世，身边只有李元度没经过训练的几千平江勇。但九江已是解不开的结，因此曾国藩权衡再三，同意了罗泽南的建议，还抽调塔齐布遗部参将彭三元、都司普承尧等部宝勇一千五百余人，归罗泽南节制调遣。同时，还派自己的好友刘蓉随同西上，充当罗的助手。对罗泽南援鄂，刘蓉极力反对，认为曾国藩所依靠的主要是塔、罗二将，今塔已死，罗若远赴湖北，倘有不测，更赖何人？因而劝曾不要放罗走。曾国藩无可奈何地表示，罗既然要走，留是留不住的，自己只好同意。他还在写给李元度等人的信中，指责这些人“皆舍我而独立门户，使我一人独任其难，抑何不仁之甚也”！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他追述当时的心情说：“咸丰五年余率水陆驻扎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关。五、六两年竟不能攻破，七年余丁忧回籍，寸心以此为大憾事。罗罗山于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即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时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能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八月十六日，罗泽南从南康启程返回义宁军营。二十七日，统率所部湘军五千人，从义宁桂口出发，刘蓉将左军，知府李续宾将右军，取道湖北崇阳、通城增援湖北巡抚胡林翼。罗泽南行前，曾国藩似乎知道罗此行凶多吉少，嘱郭嵩焘为其饯行。席间，幕客们心情沉重，不忍下箸。郭嵩焘说：“曾公兵败奈何？”罗泽南含泪道：“天若不亡本朝，曾公必不死。”罗泽南走后，曾国藩照其所嘱，不再主动出击，因此九江、湖口陆营，数月无大战事，当时水师泊扎青山、屏风各岸，陆勇二营护之。曾国藩自驻屏风水营，不时巡视青山、苏官渡各营，一意严防。

进入十月底，石达开自湖北进攻江西，于是曾国藩的日子又十分不好过。江西几乎被太平军控制，十一月底，彭玉麟如救星一般，自衡州间关微服，化装成商人模样，徒步七百余里，终于到达南康。曾国藩见之大喜，称其“艰苦耐劳，有古烈士风，堪任总统水师之位”。以后内湖水师概由彭玉麟统领，外江水师由杨载福统领，形成定制。

曾国藩身处危局，却很镇定。“每于军事孔棘之际，奖拔有功，优恤死伤。二者必详必慎，由是人心维系，军虽屡挫，气不少衰。”这确是困境中的曾国藩。这年九月，他上奏说，自己来江西已逾半年，师久无功，虚糜饷项，请交部严加议处。但对有功人员，他开单一一奏保，包括助其办理军务、实有劳绩、不可泯灭者：侍郎黄赞汤，督办捐输，力拯大局；南昌府知府史致谔，支应军需；候补知州李瀚章，办理粮台，权衡缓急；湖南巡抚骆秉章与其幕友同知左宗棠，一力维持，接济军饷，照料船炮，历险不渝；知府黄冕，造炮精利，实属有用之才。除黄赞汤、骆秉章属朝廷大臣，曾国藩未敢仰邀恩叙外，史致谔等各员，曾国藩全部将其归入义宁案内，开单保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