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同年反目，参奏陈启迈

湘军的军饷始终是困扰曾国藩的一个大难题。他几乎靠“乞讨”一样的方式支撑着湘军。

曾国藩进入江西境内，开始攻打九江。而此前的田家镇一战，虽然取得胜利，但湘军损失很大。曾国藩要为战死的官兵发恤银、为有功的官兵发赏银，加上战争消耗，从武汉带来的银子花得精光。马上又要“东征”，军饷又成了大问题。他向咸丰帝请求发饷，清廷命陕西巡抚王庆云解银十四万两，江西巡抚陈启迈解银八万两。然而，曾国藩等了许久也不见银子，甚至连个回音都没有。

此时九江久攻不下，湖口又打了大败仗，水师要重建，陆师要大幅度调整，军饷问题成为头等大事。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得向江西巡抚陈启迈伸手要，他认为，这次完全是为江西的失地与太平军作战，陈启迈不会置之不理。可曾国藩又错打主意，陈启迈不仅分文不给，还造谣说曾国藩的湘军打仗发了财，银子花不完。

曾国藩对此早有预料，因此在上奏湘军陆营半壁山大胜时，考虑到湘军进入赣境，附片奏请：目下全军将出楚境，距南省千数百里，江湖阻隔，风信靡常，此后殊难应手。且南省供亿经年，力量不继，亦赖协济于邻封。湖北残破之余，竟难指办。相应请旨饬下江西抚臣陈启迈，遴委干员，筹款开局，监制火药，铸造铁子、铅弹，由湖口解运出江，就近接济，庶可无误军行。俟江省子药办成解到后，即可渐纾湖南省局之力。由于军机处廷寄的上谕有“著陈启迈即行筹款制备，赶运出江，毋稍延误”的话，陈启迈因此筹备了一些炮位，但表示需要湖南省用船带动出湖，实际是给曾国藩出难题。为此上谕称：“昨据陈启迈奏，匀出大小炮位一百五十尊，咨商湖南拨船前来，就近配驾。能否即由江西本省战船带解出湖，径交曾国藩等军应用之处，亦著妥筹办理。”显然，陈启迈态度不积极。

曾、陈矛盾其实更早。据档案记载，早在曾国藩奏请在江西境内搞捐监接济军需时，陈启迈就大唱反调。据咸丰四年八月十四日朱批，陈奏称，江西团练、乡勇口粮及置造军装炮械、修浚城壕等事，所费不赀，均赖捐款动用，此时既已设局劝捐协济，曾国藩炮船军需，江西碍难又立捐项名目，即使另立，亦恐顾此失彼。拟将江西各项捐输归并一局，随时斟酌缓急，熟筹大局，不分畛域，先应急需，以期两有裨益。朱批值得玩味：

知道了。名目固不必另设，然不准尽供本省之用，指日东下，肃清江面，为汝省安危之计，若饷项缺乏，致生意外，恐汝等不能当此重咎也。

陈启迈不允许曾国藩染指江西，早在同年三月初七，就以没有接到部文为借口，不许曾国藩在江西劝捐。

二人的矛盾还因为曾国藩奏调江西省个别官员归其节制，引起陈启迈的不满。十一月，按照曾国藩的奏请，咸丰帝令江西所派按察使恽光宸、总兵赵如胜驻军九江境上，归曾国藩节制调度。在此前后，安庆知府一缺由曾的部下李续宾补授。这也为陈所不满。

还有，九江久攻不下，曾国藩在奏报军务时，指责江西的军队协同作战不力，甚至指责陈启迈“资敌”。他还向咸丰帝说，湘军与“江西咫尺，隔绝不能相通，其可虑者一也”。曾国藩的这一奏折上于湖口战前，如此分析，湘军湖口大败，多少与江西方面的配合不力有关系。清廷在鼓励曾国藩的同时，谕责陈启迈，十二月十五日的上谕由军机处六百里加急寄至曾、塔、陈三人手中。其中有据曾、塔奏，自肃清浔江后，完全可以直下九江，但因“江西兵力软弱，未能两路夹攻，以致骤难克服”字样。就是说，湖北、江西“会剿”中，因江西不力，所以没能成功。文中又有“陈启迈所派之恽光宸、赵如胜等，均系督剿之员，何以自前月奏报筹办会剿以后，未据该抚续行入奏？岂贼窜江境，该臬司等竟敢置之度外，专恃曾国藩等分兵应援耶？着陈启迈一面严密设防，一面饬令恽光宸等，迅速将吴城贼匪击败，以便与曾国藩等军并图攻剿”。

陈启迈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清廷的责备都是曾国藩告的状，因此对曾国藩更为不满，再加上劝捐筹饷等事，两人终成水火之势。当曾国藩进入江西前，江西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正在籍守制，他盛赞湘军和曾国藩的行为，曾国藩于是奏请黄赞汤主持江西劝捐事务。曾国藩率军进入江西后，黄赞汤已劝捐共达四十多万两，湘军所需，基本上靠这部分银两。但几个月后，在江西的湘军军饷又成问题，于是曾国藩让彭寿颐负责，在南康设总厘局，在各县设十几个关卡，征收厘金。正在这时，彭寿颐与万载县令李峼因为办团练的事发生争执，互相控告对方。曾国藩有以貌取人的毛病，也通一些相法，他见彭寿颐是才气可用之人，因此决定将他差委到营中。但李峼是陈启迈的辖官，对曾国藩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很不满，于是命按察使恽光宸严刑拷讯彭寿颐。曾国藩觉得陈启迈处处为难自己。

提起这位恽光宸，实际是陈启迈的红人。咸丰四年他经陈启迈奏请，带兵勇前往武宁等地阻击太平军，到这年冬月移营九江，与居隆阿合营。兵、勇相合是曾国藩避忌的事，因此咸丰帝就几次发谕旨令恽光宸所带勇归曾国藩调遣，但如此一来，陈启迈又认为是越权。陈于是向曾国藩要人，理由是恽已出征半年，本任事件是由粮道邓仁坤代办，而邓仁坤职任繁巨，又代办秋审事件，实难兼顾。目前九江带兵大员也不少，恽光宸所带勇三百名已归居隆阿统辖，恽光宸可以回任赶办秋审事件。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不料，恽光宸刚回本任不久，就发生了严刑拷问彭寿颐的事。

此时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县大多被收入太平天国版图，陈启迈对此并不在意，但对曾国藩的诸多越权行为，似乎不能容忍。“调遣兵勇，意见多不合，饷尤掣肘”。不久，湘军的厘局查到了地方官走私鸦片，并查扣了走私船，地方官又向陈启迈告状，陈启迈不问曲直，指令地方官封了曾国藩的厘局，还把彭寿颐捆绑入狱。曾国藩率刘蓉等幕僚，到出事地点调查，查出了地方官私卖鸦片的确证。在忍无可忍之下，曾国藩向咸丰帝上奏参劾了自己的同乡同年陈启迈。参奏的内容，一是陈启迈颠倒黑白之事，二是陈启迈的处处掣肘，而以后者居多。奏折上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奏折开始即称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因此恭折奏闻。陈启迈“欺君罔上，庇护私人”，涉及总兵赵如胜、守备吴锡光。赵是已革总兵，原本奉旨发往新疆，上年奏留江西效用，陈启迈派令管带战船百余号、水勇四千余人、大小炮位七百余尊。十一月初五扎泊吴城镇，一闻太平军至，赵如胜首先逃奔，各兵勇纷纷兽散，全军覆没，船只炮械尽为敌有。其实贼匪无多，民间至今相传仅长发九十余人。陈启迈却上奏称其奋不顾身。二是已革守备吴锡光，是被和春参劾、奉旨正法之员。吴锡光投奔江西，陈启迈奏留效用，倒填月日，说留用之奏在前，正法之旨在后，多方徇庇，虚报战功，既奏请开脱罪名，又奏保屡次超升，又奏请赏给勇号。吴锡光其人贪婪好淫，纵兵扰民，在南康时，军中妇女至百余之多；过樵舍时，将市肆抢掠一空，实为远近绅民所同恶。吴锡光还纵容其麾下贵州勇无故杀死龙泉勇一百八十七名，合省军民为之不平，陈启迈却既不奏闻，又不惩办，还从武宁县牢内取他勇之曾经犯案者，假称贵勇，缚而杀之，以掩众人之耳目。吴带勇七百支领八百人之饷，而陈启迈却奏称他们是自备资斧。种种欺饰，实出情理之外。

曾国藩说：“自军兴以来，各路奏报，饰胜讳败，多有不实不尽之处，久为圣明所洞鉴。然未有如陈启迈之奏报军情，几无一字之不虚者。兹风不改，则九重之上，竟不得知外间之虚实安危，此尤可虑之大者也。”

关于陈启迈处处掣肘，不接济湘军粮饷，曾国藩说：“凡饷项丝毫，皆天家之饷也，又岂陈启迈所得而私乎？乃陈启迈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掣人之肘而市己之恩。臣既恐无饷而兵溃，又恐不和而误事，不得不委曲顺从。”由于江西处处有警，陈启迈调遣湘军忽左忽右，“调之防景德镇，又调之保护省城，臣均已曲从之矣。旋又调之西剿义宁，臣方复函允从，而陈启迈忽有调往湖口之信；臣又复函允从，陈启迈忽有仍调往义宁之信，朝令夕更，反复无常，虽欲迁就曲从而有所不能。”

陈启迈的其他“罪状”还有：对有功团练副总彭寿颐无端捆绑，拟以重罪；指使万载县令李峼伙同其弟私贩鸦片，牟取暴利；丢失江西五府二十余县。陈启迈有如此多的罪状，肯定乌纱帽是保不住了。

按曾国藩所奏，陈启迈属于严重溺职，欺君罔上，因此，七月二日的长篇上谕，在例举陈启迈“种种欺饰，实出情理之外”后，“陈启迈着即革职，恽光宸着先行撤任，均听候新任巡抚文俊查办。该抚到任后，着即将曾国藩所参各情节，逐款严查，据实具奏，不得稍有循隐。”由于陈启迈是一省之长，江西上行下效，官僚、士绅也与曾国藩作难。盖有曾国藩关防的捐输执照，不被地方官员承认，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又说“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还说曾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等等，大有挤垮曾国藩之势。连与曾国藩积怨很深的王珍，也不无同情地说：“涤帅遭际若是，直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乃是饷项一节耳”。上疏参奏陈启迈数日后，曾国藩写信给家人，谈不得不上弹章的理由：

我的癣病还没有好，用心特别多，夜晚不能入睡，经常恐怕忠心耿耿的感情，最终对国事没有益处，但是办一天事，尽一天心，不敢有片刻的疏忽懈怠。陈中丞（陈启迈）办理军务，不如人意，和我在各方面有很多意见不合。共事和衷共济，大概是最不容易的。我食俸禄已久，不得不把国家的忧患当做自己的忧患。

显然，曾国藩还是慎重的，尤其陈启迈是自己的同乡、同年，他如果理由不充分，不会把弹章加给这位同僚。为了取得时人的谅解，他四处给朋僚写信，多次表明自己的不得已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