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仰食他人，艰难经营

曾国藩按照“赤地立军”的原则建军，不想把湘军纳入国家正规军系统。他上奏中一再称湘勇为“义旅”，而一旦湘军要被地方大吏纳入“官军”组织时，他先是据理力争，最后不惜断绝关系，他与王珍的分歧，以及后来与李元度等人的矛盾，都是由此而起。在他看来，这是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因为一旦被纳入官军系统，他就不能全权指挥。

但是，不纳入正规军系统，就不可能从国家与地方政府中受到更多的接济。而军队的开销是相当大的，更何况湘军的饷银还是很高的。说到底，曾国藩之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得施展，屡受排挤，平生受辱受挫之时多矣，就是体制上的矛盾造成的。这与曾国藩个人性格、为人等虽不无关系，但主要原因是湘军背景下的曾国藩与清朝旧有体制的冲突。总体而言，曾国藩在湖南的情况要好得多，这是因为，湘军是为保护桑梓而起，因此，无论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言，还是从稳定一方而言，湖南的富户乡绅还是支持曾国藩的。

曾国藩最初在长沙练兵时，湘军只有一二千人，粮饷物资由湖南藩库供应，移驻衡阳之后，开始自筹军饷，起初采取劝捐的方法来筹集军饷。由于效果不佳，就采取强迫的方法向大户征银。结果，弄得全省舆论哗然。他写信给文希范说：

惟饷需不资，省中库存无几，不得不藉吾乡殷实之家，捐资佐饷，助我一臂之力，而壮众士之行。务祈阁下转告寿珊、仙舸诸君，不惜齿牙余芬，通达区区之意于贵邑义士君子之前，求将夏间允捐之数即日催齐，于九月间解到衡州，至幸至祷！吾乡夙称仁里，有屈原、贾生之遗风，岂乏高义薄云天，忠肝贯金石之人？倘不以国藩为浮伪，而慨然资助，则国藩所祷祀求之而不可得焉者也。所有捐输议叙，开一简明章程，以期人人一见了然，务恳广为传布。

读曾国藩的文章，颇有意思，他用“齿牙余芬”来让乡绅们拿出钱来，既滑稽又好笑。他还写信给左宗棠说：“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强调的仍是掌握主动性。曾国藩此时除请湖南地方官及湖广总督等给予饷银外，还与布政使徐有壬商定，用“功牌”劝捐，并议定出钱八十千者，给予九品功牌，以次增加至百六十千，则给予六品，牌上填写助饷出力字样。曾国藩认为“此物用之不竭，将来若果源源而来，竟须多刷数百张，至中丞处借印也”。他对徐有壬说：省会地方较大，眼界较广，断无此等好买卖，斯则弟之可以傲兄者矣。

但曾国藩不久即与徐有壬闹翻，因为徐有壬见利而动，在省中开捐局，给曾国藩来个釜底抽薪，让高兴没几天的团练大臣叫苦不迭。因为有钱人捐贡、监生、买功名，比曾国藩的捐功牌自然要吸引人，为此，曾国藩去信给骆秉章，说他那里有几家愿捐，但皆为贡、监所阻。盖凡官皆从贡、监捐起，而曾国藩的捐局不能捐贡、监，“故人人无从下手。譬如行者见宫室，而门不能入；饥者见珍馐，而喉不能下，真闷人也。求阁下与方伯细商，能将贡、监少捐旬日，亦或不无小补。”

由于劝捐效果不佳，曾国藩总以无饷为虑，表示只好用勒捐之法。向日以为必不可行之事，今将自我作俑，可浩叹也！曾国藩还说，劝捐之事太难，“东坡所谓事未集办，而其竭蹶怨咨之象，已若泥中之困兽，甚可惧也。”为了能筹集军饷，曾国藩也不顾理学大臣的脸面，托绅士下乡苦劝，各县绅士来衡者皆请酒席，但只筹到五千余金，仍是杯水车薪。而且，衡山以下，如湘潭、宁、益等县，竟无一人一钱至者。痛哭之书函，严厉之札催，剀切之告示，友朋之陈说，委员之守提，诸术并穷，迄无一应。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撒大网的办法很难收到实效，不如找有关系的县份或较富裕的大户做工作，他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

捐输本非民所乐从，即奏请别树一帜，遍札州县，委员守催，官样愈多，去题愈远；不如择好友较多、地方较富之县，以鄙人肫肫之意，宣布于人。精卫填海，杜鹃泣山，或者谅我寸诚，犹有一二起而应者，亦未可知。绅以通其情，官以助其势。其并无交好，官亦隔阂之县，则不复过而相问，非爱惜道学门面，亦实见官样文章不足集事。

曾国藩迫不得已，真的干起得罪士绅的事来，那就是实行勒捐，而且勒到胡林翼、左宗棠的亲家安化陶澍家。曾国藩对陶家的家底略知一些，因此勒捐中陶家也上了名册。而且曾国藩最初认定陶家应捐三万两。他写信给好友说：

安化一札，当时盖亦思之，陶文毅之宦橐，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有能持平论者，无使足下为我受冤也。

后来陶家许诺捐五千两，而且迟迟不兑现，曾国藩为此颇为不满，还与左宗棠发生了小冲突。他在写给骆秉章的信中说：

陶家在安化县具呈，言正月先解现银五千，余俟售产变价解缴。安化将原呈送交敝处，已于初五接到。今到省又言不过先缴二千金。不知何以矛盾若此！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苟非帑项万分竭蹙，侍亦岂肯构此大怨？杨员外家亦不肯捐，侍以拘签拿其胞弟到案，遂捐二万金。此事明知怨声载道，然实无可如何。日来赶办各件及发各营口粮，用银如泥沙，竟不暇细核。若不得此项，尚须由省库提银到湘潭船厂来用，更为不妥。是以忍心而为此也。

李鸿章（左）和大哥李瀚章（右）

在湘军筹饷的全过程中，除郭嵩焘外，李瀚章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跟随曾国藩时间最长，一直总理粮饷，是很称职的管家。李瀚章，本名章锐，号筱荃，亦写作小泉、筱泉，晚年自号钝叟。他生于道光元年，比二弟李鸿章大两岁。父亲李文安在京任职，李瀚章作为长子，挑起了家庭重担，侍奉祖父，照顾弟妹，又秉持家训，专攻举业，但科场不顺，乡试屡受挫折。道光二十九年，李瀚章被选为拔贡。朝考一等，拜曾国藩为师，以知县签分湖南。咸丰元年，署永定知县，二年，署益阳知县，未及上任，太平军进攻长沙，湖南巡抚骆秉章命其守南门天心阁。解长沙之围后，李瀚章奖六品衔，赴益阳县任。曾国藩在回籍办团练，组建湘军之前，以“安定地方”为己任，曾大开杀戒，作为学生兼一县父母官的李瀚章，对老师的做法颇不赞成，曾经上书劝曾国藩缓刑，施“仁政”。但曾国藩不以为然，仍然杀人如麻。三年，李瀚章调署善化知县。曾国藩因与他有师生之谊，又见他忠实可靠，办事踏实，便派他办理捐输。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东下，设立粮台八所，李瀚章随营差遣，可以说是经理粮饷的元老。

湘军粮台八所，即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分别办理各项事务，并非专理粮饷。粮台设总理事务一人，各所则分派委员若干人，以司其职。湘军粮台的特点，与从前军营不同的地方有两点：一是粮台人员不是朝廷特派大员经理，而是由主帅委派，其权操于主帅，所以调兵运饷都由主帅一人掌握。二是粮台转运方便。湘军粮械都以水师供给转运，当初起时，以夺取长江控制权为目的，曾国藩自驻战船，粮台即设于水上，一切军装米盐都储船上。曾国藩还奏请清廷，提用湖南漕米二三万石，以济军需。咸丰三年十一月又请“嗣后臣行营所至，如湖北、安徽等省，准令随处劝捐，一例咨部，仍随时发给部照”。四年二月出外作战前，曾国藩的湘军已近三万人，每月需饷银八万两。不但湖南一省难尽供支，而且邻省亦难协济，所以他说专恃劝捐一途，以济口食之需。不久，曾国藩奏请于湖南、江西、四川三省中，择官绅数人帮助筹办捐局等事务，这就是：湖南省籍新授四川盐茶道夏廷樾、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江西省籍前任刑部侍郎黄赞汤、升用知府郴州直隶州朱荪贻；四川省籍按察使胡兴仁，前翰林院编修李惺。曾国藩当时整装待发，但仅有一月饷银，他惟恐若因饷项不继，湘军饥疲溃散，则从此更无望矣。

“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于督兵。”为了筹集军饷，曾国藩甚至为贪官请入乡贤祠。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奏请入乡贤祠的却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视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援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而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但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他为杨家而不耻。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合儒家道德规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不了台。可是，为了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两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五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度过了劫难。

到江西后，曾国藩面临客军虚寄的局面，因此筹饷问题又日形突出。五年四月，他奏请拨浙江盐引用盐抵饷，经户部议准，但由于四境不安，实际未能实行。后来，主要因为筹饷之事，与江西巡抚陈启迈闹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