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闻春风之怒号，寸心欲碎”

自咸丰四年底湖口战败后，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内湖外江两部分，战斗力大大下降。而太平军三克武昌，使湘军陷入更大的困境。此时在外江的水师，由彭玉麟统领。进入鄱阳湖的，由营官萧捷三、段莹器、孙昌国、黄翼升统领。由于曾国藩意识到水师一分为二，对作战极为不利，因此急欲将两部分水师打通。但太平军强大的威势，使曾国藩只好作罢。为此，曾国藩开始重建内湖水师。

咸丰五年正月初五，曾国藩向清廷上奏，剖白其军“进止机宜有万难者”：

太平军大队上犯武汉，鄂省兵勇难资抵御，意图抄我后路，断我饷道。若掳上游无数之民船，抢汉镇新造之战舟，梗塞江汉之间，则大江千里上下皆贼，臣等水军裹于中段，钱粮、子药来源已截，水勇之心断难自固。若果重踞武汉，西窥荆、襄，南伺湘省，防不胜防，其可虑者一也。若使臣等一军回驻武汉，则艰难百战肃清江面，一旦委而弃之，实属可惜。且臣等水师西旋，九江、湖口之贼，势必内犯江西，臣等此后军饷，更难仰给于江省。且陷入内湖之战舟百余，精锐二千，从此断难冲出与外江水师会合。年余讲求练此精华，一旦置之无用之地，后日难以再振，其可虑者二也。陆军屡胜之余，士气极盛，自至九江、湖口攻城攻垒，伤亡健卒多至数百人，锐气挫损，若使一意前进，得胜仗数次，尚不难于振刷精神，再接再厉。若使回军武汉，则兵勇之雄心先减，加以远道跋涉，消磨精气，虽认真振厉，亦难作其方新之气，其可虑者三也。臣等反复筹思，进退两难，现派李孟群督带炮船至黄州一带跟追，毋使上窜之贼掳船下水。如果大股贼匪占踞武汉，水师当全军回剿，陆兵亦当相机返顾。进止机宜，关系极大。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确：湘军水师被一分为二，如果陆营再往来于鄂、赣千里战线，必将被拖垮，湘军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屋漏偏逢连雨天。正当曾国藩一筹莫展之际，驻在浔江的外江水师突遇风暴，一下子损毁四十余号长龙、三板等大船。曾国藩只好令水师稍事修整，开赴金口。曾国藩想想两年多肃清江面之举，费了相当力量夺得的江面又被太平军收复，内心十分沮丧。他感到自己的错谬有两条：一是武汉攻克后应留重兵守护，并应派水师待援。由于计不出此，使得武汉空虚，太平军必将重新收复。那样，长江中游又为敌有，局势相当不利。二是进攻九江属孤军深入，而水师一分为二，已无所作为。实际上是对清廷令他东下的委婉批评。为了扭转局面，曾国藩令李孟群、彭玉麟在鄂渚扎营，在湖北新堤修整船队，一来可以固守荆、湘之门户，二来可以阻击太平军向武汉进攻。但曾国藩人在江西，如何能远隔千里，指挥自如，而且修船造舰需要很多饷银，加之水师开销原也不少，这令曾国藩十分为难。

外江水师全部开赴金口，留在内湖的水师只剩下小型船只，各小舟有所依附，乃能自成一军，因此在内湖必须造三板、长龙等大船，但造大船又何其难哉！更为严重的是，外江水师已将将领带走，留在内湖的水师几乎没有得力之人统带。“各勇闻老营被烧，衣物全失，如鸟失巢，人无固志，甚不放心”。曾国藩打算亲自至吴城等处去统辖这支水师，但又如何能行得通。

清廷似乎不理解曾国藩的处境，仍然要曾国藩“力攻九江为扼要之策”。对于曾国藩要前往吴城统领内湖水师，清廷在表示赞同之余，也有一番忧虑。如果曾国藩到吴城能将内湖水师带走当然最好，但如果不能带出，大帅被困，与攻九江的陆师塔齐布部天各一方，问题则更为严重。因此，清廷指示曾国藩到吴城后，若一时不能全数出湖，必须察看军情，仍回大营。

在清廷没有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曾国藩决定水师一军，惟有分头整饬，各自成军，庶几转败为败，仍不堕屡胜之威。为此，他请巡抚陈启迈将江西现造的长龙三十号拨给他使用，同时赶造快蟹大船十余支。

此时的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后，由都昌陷饶州府，又分别进击乐平、景德镇、祁门、徽州、广信等地，使江西、湖北、安徽各处清军难以应付。

曾国藩及时将情况上报清廷，他指出：就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而论，陆路须有劲兵四支，水路须有劲兵两支，“乃足以资剿办”。江之北岸，自蕲水、广济、黄梅以达于太湖、宿松为一路，自汉口、黄、蕲循江岸而下达于小池口为一路。南岸自九江以上兴国、通山等属为西一路，湖口以下至于皖南为东一路。但水军已分为两支，陆军若再分，则立形单弱。

在这份奏折中，曾国藩写入了感动咸丰帝的一段话：

今臣等水军陷入鄱湖之船百号，回救鄂省之船百余号，业已分为上下两支，似有因祸得福之机。然内湖一军，臣国藩来江整理造船、添勇，无难就绪。回鄂一军，以被风击坏之船，当将士疲劳之后，与汉口新窜之贼相持，臣等又不能分身前往统领，日夜悬念。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不知李孟群等果能添置小船，复振军威否。

到了三月，湘军终于被肢解为四支。曾国藩居中调度，但一时呼应不灵。顿兵坚城之下，曾国藩又处于仰食他人的困境，这也是他最无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