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兵败湖口，再次自杀

曾国藩并不是那种得意忘形的人。攻克武汉，将湖北境内的太平军驱出后，他细察大局，为几个问题而担心。一是湘军水师虽屡立战功，但抢夺战利品过多，私藏货物，水陆弁勇各获财物，颇有“饱则思飚之意”。加之岳州之战正值酷暑，战胜后向朝廷保奏的时间稍晚了一点儿，将士便心生怨愤，时常露出不满之言。这就是胜仗打得多了，反而使将士“志骄气溢”，“暗伏挫败之机”。二是从武昌、汉阳逃走的太平军还有数万人，从岳州以下直到金陵数千里，“久已沦为异域”，如果继续挺进，就会陷入四面临敌的困境，稍有闪失，就会前功尽弃，特别是饷道易断。三是湘军人数虽有增长，但离开湖南作战之后，军饷、子弹难以接济，容易引发兵勇哗变，特别是千里转输，一有缺乏，军士溃败，前功尽弃。曾国藩认为现在虽然“机势大有可乘”，但由于存在以上三大问题，“步步艰难，又不能不熟思审度”。咸丰四年八月三十日，曾国藩将他的疑虑上奏清廷，实际上他不同意立即率师东下。清廷虽然承认曾国藩所虑三端，自系实情，除了令杨霈悉心布置，保护饷道外，但又肯定曾国藩“处事精详”，一定能妥善驾驭水陆各营，由九江、安庆直捣金陵，所以令曾国藩东下。

曾国藩率湘军取得金陵咽喉——田家镇大捷后，认为“东南大局，似有转机”，因此立即令水师乘胜进攻九江，这是他出山以来第一次对战事做出乐观的判断和最迅速的部署。讲究辞章的曾国藩在上奏时用了一个“似”字，接着就讲了他的更深一层的忧虑。十月二十一日，他上奏说，太平军经此打击，虽损兵不少，但主要人员伤亡者无多，特别是太平天国的领导阵营没有损伤。

面对清廷令他直捣金陵的命令，他只好把久蓄心中的隐忧上报，上报的判断有两点：一是“初虑江面不清，或成割据之势”，凭借湘军现在的实力，还不能把太平军全部驱逐出长江。也就是说，他对进攻下游没有把握。如果时机不成熟而发动进攻，就可能被太平军拦截，就会出现割据之势，但咸丰帝的判断并非这样悲观，朱批曰：事或不至如此。

曾国藩的另一判断是，“若剿办得手，又虑江面一清，或成流贼之患”。因为太平军的主力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尤其是陆师还有相当实力。如果直捣金陵，太平军水师就会四处旁窜，形成四处作战的局面。而清廷赖以作战的军队实在不多，那样的话，后果可能不佳。曾国藩的意图是“聚而歼之”。对这一判断，咸丰帝表示赞成，朱批说“实在意中”。

但两者相权，清廷希望选择后者。因此，曾国藩只好继续行进。实际上，曾国藩还是过高估计了湘军的力量。他设想的第二种结果就是他骄气滋长的反映。他上奏咸丰帝道：诸路带兵大臣及各省督抚，择要堵御，要各地作好防止太平军从金陵逃跑的准备。

对曾国藩及湘军的骄气，既是局中人又是好友的左宗棠发现了。他认为其时湘军“将士之气渐骄，主帅之谋渐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罗泽南等，劝他们审慎从事，切戒“轻进”。但曾国藩不作书信回答。左宗棠稍后在致夏廷樾的信中说：“涤公自田镇以后，颇露骄愎之气，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罗泽南倒是有些警觉。他回信给左宗棠说，也许你以为我会忌其言之太直，我此身日在过中，力求药石而不得，敢忌医乎？你所说“骄之弊宜若易免，然时时对勘亦若为难”，诚有道之言。罗泽南还在信末写了一首诗：“事业极伊吕，浮云过太虚；矧兹一战绩，已出二年余。”意思是说：即使如伊尹、吕尚的王佐事业，也不过如浮云掠过太空；何况湘军这一战绩，已迁延了两年多才得手，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呢？

曾国藩何尝不知骄兵必败的道理。《中兴别记》说，曾国藩看问题往往从终极目标向上推及，并不十分计较具体的“多算少算”，由于他“得诸更历艰阻者居多”，身历胜负，因此也绝不是昏头的人。但湖口之战却应验了骄兵必败这一军事常识。

太平军自武昌、田家镇败后，迅速调整部署：由翼王石达开坐镇安庆，指挥西部战事；英勇善战的林启容防守九江；又命著名战将罗大纲自皖南进攻赣北，扎兵于湖口对面的梅家洲；黄文金自湖口攻都昌，以策应九江守城。太平军精兵强将云集九江、湖口，摆上了誓与湘军决一雌雄的阵势。

九江古称浔阳、柴桑。秦设九江郡，有“江到浔阳九派分”之说，故名九江。它位处江西北陲，长江中游南岸，庐山北麓，东濒鄱阳湖。九江“襟江带湖”，雄踞三省要冲，又素有“江西门户”之称，因此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东吴名将周瑜曾在九江西南的甘棠湖演练水师。一千多年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率岳家军屯驻江州（九江），将金兵铁骑阻于江北。不久，岳母病逝鄂州（武昌），岳飞扶榇顺江而下，将深明大义的母亲安葬在九江株岭山。六百年后，这里又成为太平天国与湘军进行生死较量的战场。

九江的争夺主要靠水师。太平军吸取武昌、田家镇的教训，水师已经整顿。因此在九江前的几次小型战役中，专用战船，辅以小划子，不用民船。作战时紧贴两岸，与陆营配合，不断轰击。并每夜从岸上向湘军战船投掷火球，又用战船放炮，随火船冲出，以乱敌阵。双方相持多日，互有伤亡。曾国藩在奏报中分析“水师苦战”，局势为之一变时说，太平军水中屡次大败，都是因为民船太多，被湘军烧毁，顿失所恃，贼众奔溃。这次民船甚少，纯用大小战船，抵死抗拒；又以两岸及洲中营盘木排互相保护，局势遂为之一变。欲攻江中之船，必须先破北岸之贼；欲攻北岸之小池口，必须先破黄梅、大河埔、孔垅驿之贼。塔齐布督同诸陆军，应当攻克黄梅，扫荡诸处，速至江岸与水师会合夹击。一等到剿办得手，再行渡江会攻九江郡城。

太平军水陆协同作战，以及太平军水营船队的整编，给湘军水师攻占九江带来了新的困难。十一月初，湘军陆路由塔齐布、罗泽南率领，克复鄂、皖、赣三省交界之要塞黄梅，这也是被曾国藩称为“以寡击众，并不用虚声奇计，专以扎硬寨，打死仗为能”的一次大战。与陆路获胜相比，湘军水师在十一月初也对太平军展开攻势，但多次遭到太平军的顽强抵御，无获收兵。善于总结经验的曾国藩认为：“我师两次苦战，卒未能大挫凶锋，皆因两岸贼营太多，水陆依护，抗拒甚力。而我师与陆军隔绝，孤悬大江，介处贼营之中，昼夜戒严。该逆每夜以火球、火箭近岸抛掷，连日雨雪交加，师船泊中洪则为风波所撼，泊岸边则为陆贼所扑，故日来水军劳苦，有倍过于田镇以上者。”

他总结出近日军事有可凭依的三个方面：民心发生转移；饷需源源不断；军中和衷共济。关于军中和衷共济，他颇为得意地说：

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卒不和贻误事机。臣等一军，勇逾万余，兵仅数百，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绅，武职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谊，无军营之气习；不特臣国藩、臣塔齐布二人亲如昆弟，合如胶漆，即在事人员，亦且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粮台官绅与行间偏稗，均无不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曾国藩出征以来，并没有特殊的阵战兵法，他的胸中也没有装下多少诸葛之计。他靠的是规取大势，靠的是打硬仗，扎硬寨，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字，这也是湘军区别于八旗绿营正规军的最重要一点。昔日军营的“败不相救”，终于改造成今天的“胜则举杯相庆”，确实来之不易。

但曾国藩也有忧虑。他同时还提出了大可忧虑的三个方面：由于太平军水陆相依，大小船互出，一时找不到破敌之法；太平军愈聚愈多，而湘军以“长征之卒，无生力之军，转战千里，筋骨劳困”，疲于奔命；将领中勇多而谋少，独当一面者，殊难其选。曾国藩表示“步步谨慎，不敢稍涉疏虞”。很显然，湘军不善于持久战，其失败的端倪已经出现。十一月中旬，湘军水陆近三万人陆续抵达湖口、九江城下。清廷按曾国藩所请，调兵遣将，饷项战械，无一不准。清廷又以其调度有方，赏给他黄马褂一件、玉靶小刀等物，以示优奖。

但湘军在湖口、九江遇到了劲敌。曾国藩原以为九江一郡，指日可破，不料两处太平军，守备日固，人数亦日增，“其坚悍凶顽，实出意料之外”。太平天国的英雄罗大纲真的把湖口变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他用木排数十丈横亘江心，“排侧有炮船，排外有铁锁、篾缆，层层固护，两岸营墙，百炮轰击，皆以坚守此排”，湘军百计攻之，终不能冲入排内。伤亡愈多，军心愈愤。

驻守九江的太平军将领是林启荣。他能攻善守，湘军发动多次进攻都不能奏效。曾国藩亲自赶到九江城外与塔齐布、罗泽南会商，决定将陆师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继续攻城，一支由罗泽南率领进驻湖口城外的盔山，与胡林翼合力进攻梅家洲，以牵制湖口太平军，割断九江与湖口的联系。太平军也相应改变部署，由林启荣继续守九江，石达开守湖口，罗大纲守梅家洲，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使湘军寸步难行。

十二月初，曾国藩亲自督导，仰攻九江，多日不下，遂改变战略，舍坚攻瑕。十二月初十，胡林翼、罗泽南率湘军陆师发起对梅家洲的攻击，太平军一次次将湘军击退。水师自初六开战后，太平军采取诱敌之策，连夜将大船凿沉江心，用砂石垫实，仅西岸留出隘口，用篾缆相拦。初十这一天，湘军水陆一同向隘卡攻击，太平军三面放炮，湘军受重挫。随后，太平军在湖口至姑塘四十里江面，用民船数十只且战且退，把湘军舢板等轻便战船一百二十多艘诱入鄱阳湖内，然后塞断湖口水卡，修筑工事，安装大炮，将其死死地封锁在湖内。从此，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

外江水师仅有运转不灵的长龙、快蟹等大船，陷于被动境地，太平军不断投掷火球、火罐等引火之物，共烧毁湘军大船九号，中等船只三十号。湘军水师“屡胜之余，变起仓卒，快蟹、长龙等船挂帆上驶”，李孟群、彭玉麟等不能禁止。湘军水师大船逃到九江大营。

曾国藩闻讯后焦灼不安，因为战船损失事小，而湘军赖以取胜的轻便小船以“二千精健之卒，陷入鄱湖内河”，已被太平军水卡隔绝，内湖水师军无统将，辎重阻隔，漂泊章、鄱之间。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曾国藩只得急忙调回正在武穴养病的杨载福，以统率原来由他带领的那部分水师。陆军方面，曾国藩放弃对湖口的进攻，将胡林翼、罗泽南调回九江，以集中兵力，进攻九江。就在罗泽南回到九江的当天晚上，即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间，太平军分别从九江与小池口驶出小船三十艘，挟带各种火器，放火延烧湘军船队，水师顿时大乱，大小船只损失无数，曾国藩坐三板督阵，严禁黑夜开船，但因江阔船多，不能禁止。太平军用小划船数十只，将曾国藩坐船团团围住。曾国藩的管驾官、监印官全部死亡，“文案全失”。曾国藩在即将被太平军俘获的危急关头，投水自杀，被幕僚救起，用小船送入罗泽南营中。他遥望江内水师纷纷溃逃，只余少数船只停泊在南岸罗泽南营旁边，深感大势已去，欲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之为，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泽南、刘蓉紧紧抓住马缰，众幕僚寸步不离。

湖口大败，湘军水师受到重挫。几天后，曾国藩还心有余悸地向几位弟弟述及二十五夜之变：

兄之座船被失，一军耳目所在，遂觉人人惶愕，各船纷纷上驶。自九江以上之隆坪、武穴、田家镇直至蕲州，处处皆有战船，且有弃船而逃者，粮台各所之船水手尽行沉窜。此等情景，殊难为怀。现率残败之水师驻扎九江城外官牌夹，兄住罗山陆营之内，不知果能力与此贼相持否？二十五夜之变，将班指、翎管、小刀、火镰失去。兹遣人送回黄马褂一件、福字一幅、荷包三对。兄船上所失书籍、地图、上谕、奏章及家书等件，甚为可悚；而二年以来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实收、功牌、帐目一并失去，尤为可惜。莘田叔解战船来，离大营止少一二日，竟不能到。军家胜败本属无常，而年余辛苦难补涓埃，未免心结。二十九日，罗山率湘勇渡江，剿小池口之贼，又见挫败，士气愈损。现惟力加整顿，挽回元气，不审能如意否。

可见湖口之败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士气的打击是相当大的。这也是曾国藩进入江西境内三年“受辱受挫”的开始。太平军在湖口、九江袭击湘军水师成功后，分三路向武汉发动反攻。曾国藩即派胡林翼、王国才两部以及水师中的李孟群、彭玉麟回援武汉。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军三克武昌，并重新控制了湖北的大片地区。曾国藩奏称，湖北复为贼踪往来之地，前此成功，竟成空虚。可愤可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