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言词激烈，重劾崇纶

曾国藩自己经受了太多的不平与不公，他咬牙立志，忍了。但是，他不允许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曾国藩在湖北短暂停留时，做了一件让朝野侧目的事，就是上疏参劾崇伦，为他的老师吴文镕之死大叫冤屈。曾国藩与他的老师吴文镕关系一向亲近而又密切。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二人交往的大量记录。吴文镕出任江西巡抚时，曾国藩倚马相送，并赋长诗以怀。其后，师生驰驱于两湖，再其后老师驾鹤先飞，学生在尘间受磨折。

九月二十一日，曾国藩舟次黄州，寻访吴文镕堵城营垒，“于其殉难之处，为文以祭之，词甚哀厉”。经广泛咨访，他上疏严厉参劾前湖北巡抚崇纶，且言词激烈。

本来，清朝的设官体制即是互相防范，不但军制上八旗与绿营如此，行政体制也如此。总督与巡抚是沿明朝旧制，但已失其旨趣。明朝自嘉靖以后，督抚定设不罢，但总督侧重军政，巡抚专重民事。且总督节制巡抚，在体制上有高下之分。清朝则不然。督、抚之间并无约制关系，共同对中央负责。而且，有的省分总督与巡抚同驻一城，这使牵制之中又生出许多矛盾来。而由此引起的祸端更是难以悉数。当时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驻昆明，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驻福州，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同驻武昌，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同驻广州。薛福成曾说：一城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齐，权不一，其势不得不出于争。若督抚二人皆不肖，则互相容隐以便图私，仍难收牵制之益；如乾隆间伍拉纳、浦霖之事可见。若一贤一不肖，则以小人治君子，力常有余，以君子抗小人，势常不足，虽然长久以后是非自明，赏罚不爽，而国计民生之受病已深；如康熙间噶礼、张伯行之事可见。又有君子小人共事，不免稍事瞻徇者，如乾隆间孙嘉淦、许容之事可见。若督抚皆贤，则本无所用其牵制；然或意见不同，性情不同，因而不能相安者，虽贤者不免。“迫令督师出省而隐掣其肘，军械粮饷皆缺，文节由此死绥，武昌旋陷。”吴文镕总督湖广时，曾国藩欲练军万人，供江忠源驰驱之用，而以吴文镕为最可靠的后盾。但江战死，吴死难，使曾国藩的算盘破坏。而当时他虽攻克武昌，却受到皇帝的申饬，受到湖广大官僚的排挤。这时，曾国藩忍无可忍，借吴文镕死难的事大发牢骚。这也是曾国藩后来反省自己当时“处处以为比别人聪明”的由来。曾国藩的这份奏疏名为《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折》，上于九月二十七日。

崇纶是满洲正黄旗人，后任陕西盐道等职，为人工于结纳，在陕西多年，属员无不与之相熟，上司亦喜其逢迎，“公事茫然不知，例案亦不能解，叠署两司，又署粮道数次，任听家人薛坤无弊不作，而仓储不可问矣”。后历任直隶永定河道、云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等职。咸丰二年（1852）升湖北巡抚。当时太平军占领武汉，及至次年春天，太平军弃武汉东下，崇纶才敢于入城就任。湖广总督徐广缙以不能防堵太平军被罢官，清政府调湖南巡抚张亮基任湖广总督。张亮基下车伊始，就遭到崇纶的严词参劾。咸丰帝以督抚不和为由，将张亮基迅速调离，叫张去担任山东巡抚之职。接着，又命吴文镕为湖广总督。吴文镕于咸丰三年九月十五日到鄂，卯刻接印，未刻即闻田家镇兵败之信。当时武昌全城逃徙一空，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吴文镕传集僚属，誓以死守。即日移居保安门城楼，随身仅一仆一马，无书吏幕宾，无亲兵夫役，昼夜处理文卷、衣不解带者两月。因此人心稍定，溃兵稍集，太平军退守下游，不敢直接进攻省城。若坚守不懈，极可能转危为安。不料崇纶因偶怀私怨，竟劾吴文镕安坐衙斋，闭城株守。

崇纶的参劾奏称：“奴才屡劝督臣派兵攻剿，决意不从，督臣之意，专待湖南、两广并自造各船炮到齐，诸项完备，多集大兵，方敢出师。若以数千之旅，惟恐有失，万不肯行。终日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兵勇各告奋勇，情愿自去杀贼，亦不准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中国有“恶人先告状”的俗语。崇纶作为巡抚本有城守之责，但为逃避失守城池罪责，几次欲出城扎营。吴文镕对崇纶的用心也十分了解。因此他与曾国藩飞递书信，往返函商，约定待广东洋炮运抵长沙，湘军水陆并进，届时与吴文镕里应外合，收截击之效。可是，崇纶却不管这些，置个人生死于大清城池之上。吴文镕离开武汉前往黄州前线督师后，崇纶出尔反尔，又以吴文镕拥兵自卫，武昌极形空虚入奏，咸丰帝也乱了方寸，在崇纶的奏折上批道：“吴文镕出省，自拥多兵，置省城重地于不问，殊昧大局，不知轻重，是视自己性命有重于地方，著速行传旨吴文镕将伊所带之兵勇酌量撤回，以固根本。朕岂为保一崇纶，实为鄂省之民命计也。”至此，吴文镕的命运已是预料之中了。曾国藩说：吴文镕“以屡溃杂收之兵勇，新募未习之小划，半月不给之饷项，仓皇赴敌。又居者与出者不和，事事掣肘，遂使堵城之役全军溃败，湖北府县相继沦陷，未始非崇纶参劾、倾陷有以致之也。尤可异者，当参劾之后，吴文镕毅然出征，崇纶复率僚属力阻其行。我皇上曾严饬自相矛盾。迨堵城既败，吴文镕殉难，阖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正月十九日，崇纶遣守备熊正喜至衡州一带，催臣赴鄂救援，伪造吴文镕之咨文，借用布政司之印信，咨内但称黄州贼势猖獗，并不言堵城已败，督臣已死。种种诈伪，故作疑似之词，无非谓吴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肺肠！”

吴文镕死后，青麟帮办军务。崇纶又与之百端龃龉。曾国藩遂以治家比喻治军，带有结论性地说道：大抵治军譬如治家，兄弟不和，则家必败，将帅不和，则军必败。一人而怨詈众兄弟者，必非令子；一人而排挤众将帅者，必非良臣。上年张亮基欲以全力防田家镇，崇纶既阻挠，而不合，继又倾挤吴文镕，旋又忌害青麟，皆使衔恨于地下。平心而论，鄂省前后溃败、决裂之由，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崇纶也。

吴文镕死后，崇纶力求走避脱身，遂自请出师进攻，以免将来失守城池被判重罪，咸丰帝知其用心，不予批准。崇纶恰巧碰上丁忧，以为可以脱身而去，不料咸丰帝仍命崇纶留在湖北协防，仅在名义上命青麟代理湖北巡抚。崇纶绞尽脑汁，又以自己病重为由乞求皇帝将所任之职罢去。咸丰帝终于大发雷霆，即将崇纶撤职。四年六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城池前一日，崇纶逃奔陕西。曾国藩上奏说：崇纶身为封疆大臣，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日月，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臣入湖北境内以来，目击疮痍，博访舆论，莫不归罪于崇纶。以年余之成败始末，关系东南大局，不敢不据实缕陈。其应如何声罪严究，圣主自有一定之权衡，微臣不敢拟议。”由于曾国藩的上奏是博采公论，因此，咸丰帝诏斥崇纶“偷生避难，实属辜恩昧良”，命陕西巡抚王庆云派员押解来京，交刑部候旨讯办。崇纶临死不忘投机取巧，实为畏罪服毒自杀，却以“病死”奏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