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攻取武汉，有功不赏

俗话说，士气可鼓。城陵矶大战的胜利，使湘军士气高涨。

咸丰帝得报赏曾国藩三品顶戴，令其统领水陆各军，直抵武汉。湘军水陆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水兵们露立船头，不披甲胄，不避枪弹，顺流直下，于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抵达金口。对士兵们如此勇敢，曾国藩非常得意。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中说，初办水师时，尝博求御炮子之法，竟无法可御。后来杨载福等将牛皮等物屏弃不用，“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部下水师官兵亦纷纷效仿，相率植立船头，无所回避。

王闿运也记述说：水师初成，谋避炮之法皆不良。至此，“诸言避炮者尽立绌。”太平军人人城上望见，相顾失色。太平军一直退却，湖南境内几乎没有了太平军的踪迹。

曾国藩似乎也喘过来一口气。由于办理甚合机宜，咸丰帝赏给他三品顶戴。这对于已被革职的曾国藩而言，带有重新启用的意味。曾国藩百感交集，他原是二品大员，为清廷立的功劳不小。那么多拥重兵的钦差、将帅还有手中握有绿营的封疆大吏，几乎无一不败，而他一个在籍的侍郎却把“长毛”赶出了湖南，不但使大清的版图没有被腰斩，而且又兵临武昌城下，东南大局已有转机。清廷却如此吝啬。曾国藩于是上了一道“谢恩折”，与其说是“谢恩”，不如说是不满。说自己办理军务半年有余，“实过多而功少”，而且奉旨办团练之初，已经奏明有功不议叙，不加官，去年奉命援鄂、皖，肃清江面，自己不知能胜任。但是当时东南数省，大局糜烂，凡为臣子，无论有职无职，有才无才，都应当毕力竭诚，以图补救万一。于是自忘愚陋，日夜焦思，冀收尺寸之效。月前岳州之捷，都是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等人之功，自己毫无劳绩。在奏折的后面，曾国藩又旧话重提，即他现在墨绖从军，朝廷有议升之事，一概不受，而且言词肯定：“嗣后湖南一军，或得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敢受。”

对曾国藩的这份“愚诚”，咸丰帝拿出国家政令的大帽子给曾国藩扣上。朱批说：

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执。汝能国尔忘家，鞠躬尽瘁，正可慰汝亡亲之志；尽孝之道，莫大于是。酬庸褒绩，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一请，稍有参差。汝之隐衷，朕知之，天下无不知也。

武昌古称江夏、鄂州，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既然定都金陵，据有长江下游，势必力争武昌。曾国藩对清廷忽楚忽皖的旨谕另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太平军据有金陵、安庆、九江、武昌等沿江重要城市，其下一步军事行动有可能是南下长沙，西攻荆州、襄阳。因此，要攻打太平天国，首先须从争夺武昌下手，只有夺取武昌，才能水陆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所以，湘军攻陷岳州等地后，曾国藩决定全军北上，夺取武昌。武昌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也是湘军收复的第一个都会。金口距武昌仅六十里。俯瞰武昌、汉口，东有淮山，西有大、小金山，两岸山峰对峙，扼束江流，如同锁匙，形势天然生成。从湖南进攻武昌，金口是两军必争的战略据点，但太平军将领石凤魁却没有派水陆重兵扼守。金口失陷后，太平军再派兵反攻金口，结果水陆师都告失利。曾国藩乘小船赴沌口，登山望远，武昌、汉阳太平军营垒历历在目。曾国藩到金口后，与水陆师将领制定进攻武昌的作战计划，罗泽南将前几天根据实地考察绘好的地图从袖中抽出，铺在木桌上，说：“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园。两路皆敌重兵所在。花园濒江环城，尤为敌所注重，如花园攻克，武昌可不攻而下。因此，当以重兵剿花园，而以一部驻洪山，既取掎角之势，又防敌四窜。”曾国藩大喜。当时罗泽南领兵三千，塔齐布领兵八千。罗泽南的意思是让塔齐布攻花园，行军进止由周凤山决定。周凤山颇感为难。罗泽南于是奋臂而起，说：“我领的军队少，不足以当大敌，但如果无人任此，泽南自请当之。”曾国藩大为感动，当即又增加川勇、宝勇等三千人给罗泽南。于是决定先以水师沿江东下，扫清太平军水师，然后以罗泽南等部陆师进取武昌外围要隘花园；以塔齐布率军从油坊岭直扑洪山；以荆州将军官文所部已革副都统魁玉、革职总兵杨昌泗等部清军数千，进攻汉阳。

《武汉三镇布防图》

太平军历来以守险为主，再退而守城。因此，武昌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分布于城外沿江要隘，凭险筑垒。花园外濒长江，内枕青林湖，太平军在此构筑大营三座，挖掘战壕，宽二丈，长约三里，引江水直通青林湖。壕内建立木城，用土沙填实，在中间开炮眼，安设大炮百余尊，一部分炮口对准长江，以备湘军水师，另一部分炮口向南，以备陆师。木城之内，另建砖城内壕，层层设防，极为周密坚固。花园西岸的虾蟆矶，筑有太平军营垒数座，防御工事也极为坚固。太平军水师船只停泊于花园、虾蟆矶一带，与陆师相依护。八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师从金口出发，旋将水师分为前后二队，以李孟群、杨岳斌等所统水师为前队，从长江中流冲过盐关，直至鹦鹉洲，绕到太平军水师之后。太平军水师以弱抗强，奋勇迎战。湘军水师分左右两翼包抄而上，后队战船又排轰而下，太平军水师腹背受敌，指挥官乘坐彩船奋勇迎战。曾国藩见状，宣布夺取彩船者“赏钱百缗”。湘军水师见钱忘命，冒死争攻彩船，太平军寡不敌众，水师退回时，杨岳斌下令纵火焚烧太平军水师船只，以绝湘军劫掠之望。顷刻之间，焰火升腾，江面通红。东岸花园守垒太平军见西岸水师溃散，船只被焚，大部分自相惊扰，相率溃逃。罗泽南督军四千，乘机加强攻势，一举攻陷花园。而此时，西岸的魁玉、杨昌泗等部四千余人与湘军水师配合，也攻陷虾蟆矶、鹦鹉洲太平军营垒，并纵火焚烧。次日，曾国藩驱使湘军水陆师继续作战，魁玉、杨昌泗等部清军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摧毁了汉阳太平军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至此，武昌城外太平军营垒全部丧失。在这紧急关头，二十三日，太平军守将弃城逃走，湘军克复武昌。弃守武昌后，太平军又在洪山受到塔齐布的阻击，损失惨重。

《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战图》之《克复武昌省城图》

武汉一役，太平军损失战船千余号，水师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此时，曾国藩探知汉水中尚有太平军水师战船千余号后，便派水师大、小船只密布于汉口附近，以轻快舢板进入汉水，与杨昌泗等部陆军协同作战。两天后，太平军水师从蔡店连樯顺流而下，遭到湘军水师的火攻，因汉水河身较窄，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起，全部被焚。

太平军定都金陵后，西征军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重要战略据点，将清军扼于江北，清军从未能在长江沿岸与太平军争锋，从未夺取一个据点要隘。曾国藩指挥湘军不仅攻陷了湘潭、岳州等重镇，并且在武汉打败了太平军，并夺取了武昌、汉阳，的确为清政府扭转败局立下了大功。但历史又一次与曾国藩开了玩笑。最早向皇帝报捷的是湖广总督杨霈。这位既不能战也不能守的总督对于报功请赏倒颇为在行。他于德安闻捷后即单衔疾驰以闻。湘军攻占武昌后的第七天，咸丰帝就收到杨霈的奏报，由于杨霈报捷用了探闻湘军攻占武昌之类的话，并非正式捷报，咸丰皇帝尚不敢深信，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塔齐布陆路官兵，此时谅与曾国藩水陆合为一军，着俟杨霈抵省后商榷挑选精兵，水陆进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武汉又经受一次空前的浩劫。太平军撤退前在城内深宅大院埋设了火药，上面燃香，还有的地方埋设了地雷。清军进入后烧杀抢掠，几十人在大宅抢夺时毙命。罗泽南是一员儒将，为早日攻下城，他竟然诱使湘军生吃被俘太平军战士的血肉心肝。又过了六天，即九月十二日，曾国藩与塔齐布会衔的报捷奏折送到咸丰皇帝案前并有了朱批。曾国藩在奏报太平军将领在武昌城中的侈奢及清军战绩后说：“事机之顺，处处凑泊。此则仗我皇上威福，天心笃佑，不特非臣等筹谋所能到，亦非臣等梦想所敢期也。”湘军的胜利使处于失望之中的咸丰皇帝受到鼓舞，看过捷报之后，立即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并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另有旨。”这“另有旨”该是论功行赏了。杨霈果然由署理湖广总督改为实授，成了第一个赢家。咸丰帝也一扫几年的阴冷气，对一旁的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这位军机大臣却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听罢，默然变色者久之，但此时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咸丰帝颇觉后悔。恰在此时，御史沈葆桢上一奏折，要求清廷命曾国藩乘胜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军，以便一鼓作气，攻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咸丰皇帝便有了充分而冠冕堂皇的理由，乘机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令其率领水陆各军乘胜东下，迅速进攻江西、安徽的太平军。至于湖北巡抚一职，则由我们前面提到的江苏布政使陶恩培担任，陶未到任前，由湖广总督杨霈兼任。

最尴尬的还是曾国藩。刚收到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的谕旨时，曾国藩还推辞一番，十三日曾国藩上折辞之：

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私心万难自安。水师前帮业于初七日启行，沿途剿搜，已过黄州以下，臣率后帮亦拟即日起行，鄂垣善后事宜，既不能一为兼顾，转瞬出鄂入皖，湖北巡抚之关防，仍须委员赍回武昌，此所谓于公事毫无裨益者也。臣母丧未除，葬事未安，若远就官职，则外得罪于名教，内见讥于宗族。微臣两年练勇、造船之举，似专为一己希荣徼功之地，亦将何以自立乎？上月谢折内，申明前奏，不敢仰邀议叙。

曾国藩因前几次向清廷奏请，他是墨绖出山，故有功不与。他怕自己接受了巡抚一职，与前此所奏不符，也与他一贯标榜的孝道不相符合，因此这份上奏不能完全视作曾国藩的假意推辞。因为曾国藩反复声明的是他的文人习气：好名。他对咸丰帝说：

康熙间夺情之案，李光地为彭鹏所劾，于养志为陆陇其所劾，载在国史，懔然可畏，揆之大防，返之方寸，均觉悚惶无已。此所谓于私衷则万难自安者也。臣与督臣杨霈熟商，恐出境在即，关防交替，徒费展转，是以不敢接受，仍由督臣将关防收存，并吁恳皇上天恩，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以重疆寄，俾臣得专力东征，感荷生成，实无既极。倘借圣主如天之福，此后剿办得手，廓清江面，不致陨越，则微臣供职之年尚富，受恩之日方长，断不敢矫情要誉，上负圣慈谆谆之训。

曾国藩饱读诗书，对大清的典章掌故十分熟悉，他举出李光地、于养志的例证，说明他对接受巡抚一职确实心有余悸。因为人情可畏、人言可畏。以专力征讨为己任的曾国藩怕在大节上有亏，那么，他就不足以号召群伦，奔赴战场了。但是，接下去的事情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也说明咸丰帝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因为曾国藩的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皇帝就改变了主意，并已收回成命。咸丰皇帝还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接着又训责曾国藩说：“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和署理湖督杨霈皆得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还受到“严行申饬”，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他又上蒙恩宽免折片：

跪聆之下，惶悚难名。臣前因母服未阕，不敢附现任职官之列，是以未署新衔，不知自己已蹈违旨之罪。幸荷鸿慈指示，又蒙圣恩宽宥，仅加申饬，于提撕之中寓鉴谅之意，五中衔感，曷胜悚惶。

从此，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

清廷有功不赏，反而使曾国藩得了“违旨罪名”，曾国藩感到十分委屈。当天，他的癣病又发作，精神也不好，在致几个弟弟的信中，说了一通“功名之地，自古难居”的道理，是自我安慰，也带有安慰几位弟弟的意图：

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两个多月后，曾国藩终于抑制不住自己抑郁的心情，致信家中诸弟，详告近年办理军务之难：

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其往年诸事不及尽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现虽屡获大胜，而愈办愈难，动辄招尤。倘赖圣主如天之福，歼灭此贼，吾实不愿久居宦场，自取烦恼。四弟自去冬以来，亦屡遭求全之毁、诽来之谤，几于身无完肤。想宦途风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而温弟、季弟来书，常以保举一事疑我之有吝于四弟者，是亦不谅兄之苦衷也。

曾国藩的内心确实十分悲苦。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大忍者”，后人读他的家书，也常为他郁屈的心情所不平。这一时期，他写给家中的信大多谈的是忍、是耐，是对名利的淡而远之。但忍耐的背后是“神龟”的玉成。他还用造物主不轻易成就一个人的大名以及名与实相符才是真正的英雄来警戒自己，警示几个弟弟，他说：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令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他手中的湘军已经羽毛渐丰，成为清廷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他成就功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