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左、胡相助，“引用一班正人”

左宗棠

靖港之败，曾国藩投水自杀的第二天清晨，好友左宗棠从长沙缒城而出，前往铜官渚舟中探望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气息仅属”，所着单衣沾满泥沙，痕迹犹在。左宗棠一向气傲，见此情景，不免感伤颇多。他劝慰曾国藩，“事尚有为”，此时“速死非义”。曾国藩“瞋目不语”，只令人将战败的详单找来，交给左宗棠查点。左宗棠知道，曾国藩已经心回意转。恰在此时，曾麟书写给儿子的劝诫信也正好到了大营，曾国藩展信相阅，泪流纸上，只见上面有这样几行字：“儿此出以杀贼报国为志，非直为家乡桑梓。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我不为你哭！”曾国藩咬牙立志，这是第一次。多少年后，当曾国藩早已作古，左宗棠亦已七十余岁，回顾这段往事时，还发思古之情：

夫神明内也，形躯外也，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剿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事有成败，命有修短。气运所由废兴也，岂由人力哉！惟能尊神明而外形躯，则能一死生而齐得丧。求夫理之至是，行其心之所安，如是焉已矣。且即事理言之，人无不以生为乐死为哀者。然当夫百感交集，拂郁忧烦之余，亦有以生为忧为苦而速死为乐者。

左宗棠还说：曾国藩攻克金陵，大功告成后，“每遇人事乖忤郁抑无聊，不禁感慨系之，辄谓生不如死，闻者颇怪其不情。”实际上，曾国藩一生不限于“四大惭”，剿捻无功，他丢尽颜面；天津教案，他被世人目之为“国贼”。曾国藩一生也多次自杀过，写的遗嘱、上的遗折不止一次二次，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使他能够支撑下去的就在于他的“内敛”功夫，即信念不动摇。同时，他的一群引为同志的“知己”的帮助也是重要原因。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是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曾国藩痛恨官场风气，决心“引用一班正人”。早在办团练伊始，他就在《招某绅耆书》中说，自己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希望家乡的贤人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被克服呢？

咸丰三年九月，曾国藩又发给湘潭绅士公信，称赞湘潭“自诸君子而外，尚有贤声著里闾，忠肝贯金石，贵邑不乏杰人，有为国藩素所闻知，未通缟纻者，有并为国藩不及访问者，务望道达微忱，助我一臂之力”。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入幕如入罗网，因此除刘蓉、郭嵩焘、陈士杰、李元度、黄冕、章寿麟、罗萱等人外，曾国藩几乎没有网罗到多少有才之人。

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吴文镕）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人才不盛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曾任黔阳县教谕。他的成长也是从当幕僚开始的。道光末年，他随奉天学政张之万来到了清朝的“龙兴之地”沈阳。初到塞外，李元度感到气象万新，奉天朴实而不失强劲、豪爽而信义的民风给他以无限感慨。他饱览边关名胜，足踏山海关，凭吊古战场的英魂。吴三桂、陈圆圆的故事更让这位平江才子遐想当年。清朝承继明朝的体制，实行两京制度，即以北京为首都，以盛京为陪都，除吏部等不设外，官员设置几同首都。乾嘉以来，清王朝经过长达百余年的康乾盛世，早已步入衰象四显的中年。而此时的“龙兴之地”，因为开发较晚，仍然生机盎然。李元度似乎找到了自古以来北方少数民族铁骑南下，几度取中原王朝而代之，而南方的众多少数民族“迄无建树”的奥秘所在。

盛京在东北是开发最早的地区。清朝初年，对“龙兴”之地实行封禁政策，但仍有许多犯人、文人骚客带着他们的家眷逶迤地来到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南方的文化和江南先进的生产技术。东北这块流放者的土地开始了复苏、勃发的历史。按照清朝的制度，设实录馆为前一朝撰修《实录》，往往由大学士充任总纂官，国家的优秀人才充任修纂。修纂结束后，实录馆即撤销。修成的实录以汉、蒙、满三种文字缮写五份，分别贮藏于皇史宬、乾清宫、内阁实录库和沈阳清宫等处。《实录》在雍正以前篡改不大，基本上保持了当时的历史原貌。但雍正帝由于即位不是“法定的”，所以他篡改了康熙实录。自此后，实录多少有些“不实”，但仍集中了一代朝章国故，尤其是臣下的奏章与皇帝的谕旨记载最多，因而也可见一朝一代之兴衰。

李元度是个勤苦的读书人，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有心人。他在沈阳看到了当时人极少能看到的列朝实录，使得他对清朝兴衰，一代政事得以通晓。

咸丰二年（1852），各地开始办团练，以对付日盛一日的太平军。曾国藩在湖南长沙办团练不久，李元度便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可是，人海茫茫，“罗江布衣”究竟在何方？最后，曾国藩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召见时更发现他博通文史，脑中有物，非寻常辈可比，于是欲“引与规划军事”。可是李元度还颇为犹豫。曾国藩后去信李元度，告知自湖北田家镇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湖南形势又趋急变，处于非常危殆的境地。更为可虑的是，安徽的重要城镇相继失守，朝廷已颁旨要他速率湘勇前往赴援，从而恳请李元度“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这封信情真意浓，表达了曾国藩思贤若渴的心情，而文理妙发，是曾文中的妙笔：

执别数月，相思饥渴。以仆之拳拳于左右，知阁下亦必不能忘情于仆。感应通神之理，自古无或爽也。倾奉谕旨，饬国藩筹备船炮，前往皖中会剿。当此艰难呼吸之际，下走食禄有年，心肝奉于至尊，膏血润于野草，尚复何辞！惟才力短浅，枉耗神智，无益毫末。乃者，阁下前所条陈数事，自托于罗江布衣之辞，云愿执鞭镫以效驰驱，断不思纸上空谈，置身事外。仆尝从容自笑相存，息壤在彼，想阁下必不忍背无形之盟也。贵邑侯林君秀三，慷慨请缨，愿随鄙人率师东下。仆令其精练平江勇五百人，于正月节后会师长沙。尤望阁下仗邓氏之剑，着祖生之鞭，幡然一出，导我机宜。又闻有君家扩夫及何君忠骏，皆胆识绝人，吾乡之英，亦望阁下拔茅汇引，同为东征之役。不鄙下走为不足与谋，而以天下为分内之忧，以桑梓为切肤之痛，此固藩所重赖于二三君子，而亦诸君子冰霜拔秀，澄清自许之会也。

次年初，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准备出兵东征之时，又复书李元度，恳邀来衡筹商一切：“即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由于李元度仍迟迟不来，所以曾国藩在书信中有“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之类话，在哀怜自责中将李元度置于不得不来之地。经曾国藩三番五次的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咸丰四年正月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俩人之间患难相依的交情也开始建立起来。

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得专折上奏权，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因而每次听到提督、总兵喊：“听圣旨”，曾国藩叩头大拜时的难堪，不仅让他失去了自尊，也让以师事曾国藩的塔齐布等颇不自在。但曾国藩对此却一筹莫展。原来，康熙皇帝发明的这项“专利”，是专为沟通上下之情所设，即让最亲近的人专写奏折，由皇帝亲自批阅，再交上奏人执行。可谓单线联系，是连接最高层中枢神经的“特权”。而到了雍正时，允许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无专折奏事，是很大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或由军机处“廷寄”，仍由巡抚、提督传谕。

一日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有越规之嫌，加之咸丰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似乎凶多吉少，但李元度一再坚持，曾国藩只好听他一试。

后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衔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李元度为曾国藩“恢复”专奏权后，曾对他更加信任不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而草拟奏折信缄之类，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此后，曾国藩九江之败，南昌之困，“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

陈士杰在曾国藩的早期幕僚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位。他字隽丞，湖南桂阳州人。道光己酉科拔贡生，廷试一等，以七品小京官分户部。陈士杰敝车羸马，不喜造请。当时阎敬铭在曹司，以戆拙称，陈、阎一见相契，若平生欢。曾国藩于朝考读卷时即知陈士杰之才，加之又是同乡，因此两人来往颇多。咸丰元年，陈士杰丁父忧，贫不能归，曾国藩亲自为他办装，绵衣车帘，颇为体面。

咸丰二年，曾国藩亦因母丧归，在家乡帮助巡抚治团练，当时，广西义军围长沙，陷武昌、安庆、江宁，所在蜂起。桂阳李明先聚众响应，别称洪顺元年。同州生员刘占元到陈士杰家中问防御之策，陈士杰辞以居丧不言事予以拒绝，刘占元曰：“天下乱成，还能持丧守孝吗？”陈士杰无言以对，于是他集合团丁约百余人，向刘占元献策说：“敌人势大，不会料到我之敢取。等其众未集，可即捕之。”刘按策而行，擒获义军数十人。未几，白水洞陈民李观龙聚众千余，攻陷永桂厅城，新田知县任瑛手书乞援。众议宜自保，陈士杰曰：“援新田就是自保。”即亲率两团出境迎战，斩数百人，余众破散。

曾国藩移师衡州后，闻陈士杰知兵，遂手书招来，任以谋议与用舍人才。咸丰三年，陈士杰随从曾国藩军下湘援湖北，而湖南巡抚骆秉章先遣王珍出岳州，至蒲圻，败退。曾国藩集营岳州城外，太平军乘胜追击，湘军退走。王珍因为自己违曾国藩之诫而致败，耻与俱退，独入空城死守。曾国藩大为愤懑，决计不出兵相救，手下人莫敢为言，只有陈士杰劝他说：“岳州薪米俱绝，明日必溃，宜遣救璞山（王珍）。”曾国藩正在气头上，怒气不解。陈士杰认为自己是为公而谏，不应一拒绝即回，并自言自语道：“为千人请命，奈何计小礼数？”复入请曰：“璞山军宜往救。”他的意色非常坚定，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曾国藩在室内徘徊不决。一方面，他痛恨绿营兵“败不相救”的恶习，决定以新的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另一方面，他对王珍的独树一帜深表不满。但陈士杰的话他不能不考虑，遂立即停步说：“如何能救？刚刚派人侦察，城中无人，但城外有燎火。”陈士杰立即召探卒两人对质，愤怒地说：“若等畏贼不敢往，若城中人出，寸斩汝矣。”两人具伏虚诳。曾国藩因问计，陈士杰言敌无战船，宜遣水师傍岸举炮为声援。王珍因得缒城逃出，生还者九百余人，其后平浙、克新疆大将皆在其中。但不久陈士杰即离开曾幕。

后来曾国藩准备“东征”时，再次盛邀陈士杰入幕：

自别以后，日盼足下来音，而久不见达。足下深明武事，于御众之道，盖得古人之遗意。仆此次东行，博求吾乡血性男子有忠义而兼娴韬略者，与之俱出。足下于仆，有文字之缘，有知己之雅，岂可不联镳以偕？兹专人前往，乞足下禀告侍闱，即日来阳共筹诸务。

陈士杰果然应召而出，并且在湘潭之战中立有谋略之功。曾国藩发出几十封信，请诸贤达共襄时事，但应者很少。他写给郭嵩焘兄弟的信中，备述艰难之情。咸丰四年正月与郭昆焘信中说：

去冬筠老（指郭嵩焘）来此小住数日，而家书敦促，险语逼人，遂不能复为我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以今日之大局，而必欲骧首前进，攘臂求名？虽大愚之人，尚不至此。则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亦市井寻常之人所乐而优为者，初非一二有道君子独得之秘也。若论古今之大义，则我国家深仁厚泽。吾辈之高、曾、祖、父，久食升平之福，而席诗书之荣。而君家长公身为词臣，乃历世所称极宠之秩，又以江西戎事，特恩授职编修。而足下与令弟又皆以科名慰其亲心，而誉于乡国。此岂得秦越视之，而谓国事于己无与、置之不闻不问之列？此揆之君臣之义，君家有所不得而逃也。国藩现筹备战舰，水陆并进，虽薄劣之才，艰难之时，明知无补万一，而正大之名，忠直之气，固可以上对日月，下对鬼神。惟时势愈艰，识者多引避伏处。孤忱耿耿，谋而无与同，失而无与匡，是以奉书拜告足下，不以为下走之私聘，而以为国家之公义，不以为兵家讨伐之常，而以为孔门千古之变。幕府有奏章之职，有书记之席，刻已请邓君小耘充书记，欲以奏章一事重烦左右。

曾国藩从君臣职分、人伦之变等几方面说服郭昆焘赶来大营，信中委婉批评了这些“君子”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入山惟恐不深的推避行为。

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

吾子身为词臣，又以戎事受知，擢职编修，与李文贞（李光地）蜡书策贼之役，功赏差同。较之岷樵咸丰元年，以丁忧之候补知县而慷慨从戎，则足下之秩较崇，而其受恩较渥矣。今足下漠然置身事外，若于国事无与。不肯走省垣与仆共事，而但至湘阴与仆一诀。所以引嫌避怨至周且详，窃恐自处失当，远背于大义而不自知也。近日朋辈中，多疑此事为国藩一人之私事，遂有不宜许友以死之说，尤可怪笑。仆之办此，一死久矣。诸友即弃予不顾，仆亦含笑而死；诸友即倾命相助，亦未必能救仆之死。若足下者，自有君臣之分义，自有名教之责任。其应竭力报国，盖不当以仆之死生为断，而当以己身之死生为断。仆而未死，则助仆共谋；仆而既死，则或独力支撑，或与人同举，直待尊命无一息之存，乃可少休耳。刻拟奏请足下专办湖南捐输，亦取君所优为者付之，不欲劳君以远征而近君以危地。务望即日命驾前来湘潭，赶办劝捐事件。

曾国藩甚至带有要挟的口吻，说如果你郭嵩焘不来入幕，我将上奏朝廷，将你列入逃兵名册。在曾国藩的再三敦促下，郭嵩焘兄弟成为最早加入曾国藩幕府的重要人物。三年二月，刘蓉也加入幕府。

此时虽没有加入曾国藩幕府，但对他事业影响颇大的是左宗棠。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三年后，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施行的，“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开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帝钦题的“印心石屋”匾额

左宗棠出色的才能受到湖南籍名臣贺长龄兄弟及陶澍的赏识。左宗棠向贺氏请教各种学问，贺氏对比自己小了许多的左宗棠十分器重，“以国士待之”。贺长龄去世前，适逢左宗棠长子孝威出生，遂将自己最小的女儿相许。忘年师生又成为儿女亲家。道光十七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他的到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当时的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也早有仰慕之情，于是挥笔写下一副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这件事，朝野相传，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副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结果又不中。南归途中，他绕道专程去南京谒见陶澍。陶澍并不以左宗棠的连连落第为意。他格外热诚，留其在总督衙署中住了十多天，“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一天，陶澍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时仅五岁）陶桄，与左宗棠五岁的长女孝瑜定婚。当时，陶澍已六十岁，左宗棠仅二十七岁。左宗棠为避攀高门之嫌，以亲家地位、门第、名位不合而婉言谢绝。陶澍却不以为然，说“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仍然坚持原议。陶澍去世后，陶、左两家终结为亲家。

左宗棠第一次赴京会试时，曾去拜访过在詹事府任詹事的胡达源，并结识了后来也成为“中兴”名臣的人物——胡达源之子胡林翼。左家和胡家原是世交。胡达源，湖南益阳人，早年曾与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同读书于长沙岳麓书院，交往密切，感情弥笃。而胡林翼与左宗棠先是同年，后来又成了亲戚。胡林翼出生于嘉庆十七年六月，比左宗棠大四个月，后来也在贺熙龄门下求学。他自幼聪明异常，八岁时就被陶澍看中，招为女婿。少年时代，他常随岳父住在两江督署，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也深受陶澍、林则徐等人的影响，有匡时济世之志。

左宗棠与胡林翼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在一起谈古论今，朝政腐败、官吏无能、民生困苦和西方各国的侵逼，无所不及，都预感到天下将要大乱。为此，二人引为深忧。以致时人均为之诧异，不知他们为何忧叹。道光十九年六月，陶澍在南京逝世，家眷迁回安化。次年，左宗棠受老师贺熙龄之托，就馆陶家，教其子陶桄读书，达八年之久。在这期间，胡林翼因父忧归里，几次来安化岳父家。胡林翼虽然中举比左宗棠迟了二年，却已于道光十六年（1836）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还任过江南副考官。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得与胡林翼再次相会，两人风雨连床，纵谈古今大政，以至通宵达旦。

道光二十九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围长沙。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调京，由张亮基继任，张鉴于湖南局势严峻，责任非同小可，便广搜人才，以备顾问并协助处理军政事务。胡林翼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将乡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列名推荐，在推荐信中对左宗棠特别称赞：“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三次荐呈。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张亮基一到常德，就赶紧派人到湘阴东山白水洞，请左出山。左复信辞谢，没有答允。胡林翼又写信对他说：

张中丞两次专人备礼走请先生，一阻于兵，一计已登鉴，昨得中丞八月廿三日乔口舟次信，言思君如饥渴。中丞肝胆血性，一时无两。林文忠荐于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最敬服林文忠，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去年冬，曾以大名荐于程制军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非欲浑公于非地，惟桑梓之祸见之甚明，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设先生屈己以救楚人，所补尤大，所失尤小。区区愚诚，未蒙深察，且加诮让，且入山从此日深，异哉！先生之自为计则得矣。先代积累二百年，虚生此独善之身，谅亦心所不忍出也。张中丞不世奇人，虚心延访，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又何嫌焉。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

这样一封情词恳切，既有劝说又有批评、既是朋友又是亲戚的来信，终于打动了左宗棠，使他不能再犹豫。加之同住山中的郭嵩焘和左宗植不断相劝，长沙守备江忠源也来信敦促，左宗棠决定应聘出山一试。

左宗棠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他在围城中晋见了张亮基巡抚，两人握手言欢，一见如故。张随即将全部军事委托给这位新来的参谋。从此，他的各种建议不仅都能被张采纳，并立刻付诸实施，其知识和才能也得以施展，有了用武之地，一生功名也便由此开始。由于其时左宗棠已是张亮基的得力幕僚，并且在抵御太平军、镇压征义堂起义中显露出超群的才能，因而曾国藩很快就与之结识，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曾、左结识之始，也是二人亲密关系的开端。

郭嵩焘与左宗棠是同县人，二人结识很早。早在道光三十年，郭嵩焘预察世变，与左宗棠为“山居结邻之约”，欲筑屋于湘阴东山之周磜岭。次年，郭还与县人举左宗棠应孝廉方正科，左未赴。由于在左宗棠、曾国藩先后“出山”过程中，郭嵩焘都是有影响的游说者，因而也有人从时间先后判断，张亮基请曾国藩出山是左的主意。同时，曾国藩的权力、左宗棠的才能，更加深了他们彼此间合作的需要。二人互相依靠和支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点，在他们当时各自的私人书札中曾多有记述。如左宗棠是年与其婿陶桄的信中写道：“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次年初，曾国藩在致胡林翼书中亦写道：“（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亦无日不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纾桑梓兵后之余虑。”此段时间，曾左互往信函颇多，在对时局的判断上有许多共识。由于左宗棠在巡抚幕中，因此曾国藩不断将自己所办之事请左宗棠拿主意。曾国藩认为人才对地方建设十分重要，因此，也经常向左推奖一些人。如咸丰三年六月信中说：

武弁实乏者，曾在北省物色几人否？文员如宜章之王，耒阳之唐，实难多得，而衡、永、郴、桂四属，非得贤有司，落落分布，则土匪之兴，殆无了日。宝庆五属，邵葆皆贤，赵尤卓卓，亦赖古愚后之可登荐牍者也。靖州防堵保举案中，储玫躬现在长沙火药局，实朴士；其次丁姓者，闻尤一时之英，极结实而能肩大事。督署批靖州禀言当予以保叙，岂亦有所闻乎？尊处亦可谓兼视并听，无微不烛者矣。

咸丰三年十月，是曾国藩一生几次艰难受挫中的一段时光，他非常希望左宗棠能助一臂之力。他在信中，把左引为“骨肉至交”，劝其来助：

惟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支，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焉，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先生若果惠然不弃，则请携老筠（郭嵩焘）俱来田镇一走。姓字已编入逃勇籍中，此中阅历，应较深确，弟另有书致之。所怀千端，纸不能悉。冀或者枉驾，痛切面陈，乃能倾泻耳。

此次左宗棠虽未入幕，但对曾国藩取得湘潭之胜利起到重要的谋划作用。因而曾国藩在写给清廷的奏折中多次举荐左宗棠“才略冠时”，“自湖南用兵以来，出虚发谋，皆其赞画，现又经营船炮，接济大军，应请以知府归部尽先选用”。咸丰五年又上奏称赞左宗棠“维护水师，保卫两湖，大有裨益”。

期间，二人也有摩擦。一是曾国藩因为坚持湘军不受地方大僚指挥的原则，与王珍发生冲突。王珍本是曾国藩的下属，他们之间矛盾的发生发展，其实主要反映了作为中央派出大员的曾国藩与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骆秉章在实际利益方面的矛盾。左宗棠咸丰四年三月入骆秉章抚幕后，作为幕僚站到了骆秉章一边，也是很自然的。再有一件事就是宁乡发生隆氏父子案，事牵曾、左。隆观易之父颇为任侠，因此为里豪所雠。隆观易十余岁时，避走衡阳，改易姓名，入莲湖书院。从生童诵读，颖异敬学，诗文幽苦。曾国藩的岳父欧阳凝祉为书院讲席，感到隆观易很奇怪，就问他从哪里来，隆向欧阳先生具诉其冤。适曾国藩屯驻衡州训练湘军，闻其事，即“移文宁乡，悉反其事，捕系其父所怨家数十人，欲穷治其狱”。巡抚骆秉章“以国藩侵官权，固不乐”。里豪“乃遍诉其县吏士，因左宗棠告巡抚，径下檄用便宜斩其父，事又大反”。隆观易刚返乡，“遇奇变，即又窜走山谷间”。后案情虽稍缓解，“而怨家犹盛，不敢入城市者二三十年”。由于曾国藩与隆观易父子的关系显然较深，他以治兵大员直接插手地方诉讼、司法事宜，很自然地引起了巡抚骆秉章的不满。不久，左宗棠入幕，宁乡“里豪”和“吏士”才“因左宗棠告巡抚”，终于以地方政府的名义“下檄用便宜”斩隆观易之父，使案件全部翻过来。显然，隆观易父子案中的曾、左关系也主要反映出了曾国藩与骆秉章的矛盾。

曾、左间有些小纠葛，但以上两件事主要是曾国藩与骆秉章之间的矛盾，间接涉及左宗棠。而曾国藩为了筹集湘军饷银，向陶家勒捐，这件事可以说直接牵扯左宗棠，为此二人闹得不愉快。但这些不妨碍二人在大局上保持一致。其中，胡林翼的调和作用又很重要。胡林翼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左宗棠为人忠诚、感情真挚而专一。他性情偏激的地方，好比朝廷有争臣，家中有烈妇。平时虽有小的牢骚，到面临危难的时候就知道其人的可靠。又写信给左宗棠说，国藩的品德，是我们湖南的第一位人物。声名太高，名望太深，那么他日遭到的抱怨和诽谤也是不可预测的。国藩善于保全，不让自己蒙受千秋的诬陷。

胡林翼

胡的信似乎有先知之明，知道曾、左以后会闹不和，因此写信各举所长。胡林翼青年时期一度过着颇为放荡的贵公子生活。但自其岳父、父亲相继去世，仕途又遭挫折之后，早年所受程朱理学教育，陶澍名臣的榜样作用，在他身上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他一心要为名臣，留名后世。以至曾国藩将他称为“从豪杰到圣贤的人”。

有记载说胡林翼在翰林院供职时，常与同乡周寿昌冶游，被巡城御史所辱，其事甚为有趣：善化周荇农以文章名世，相传胡林翼入翰林后，在京常与荇农冶游，一夕方就娼家，坊卒掩至，荇农机警，亟入厨下，易服而立，得免，林翼及他人并被捉去，司坊质讯，不敢吐姓名，坐是颇受辱，释归，即与荇农绝交，谓其临难相弃。胡林翼此后治军，不喜用善化籍，曾国藩为荇农屡解释于林翼，卒不得大用。还有的野史说，胡林翼结婚以后，他的岳父陶澍在南京做两江总督，胡林翼陪送岳母前往南京督署，顺便就在岳家作客。目睹南京城中的六朝金粉，纸醉金迷，顿时使他的游兴大发，也忘记了他在南京是总督大人的娇客身份，竟然在秦淮河钓鱼巷等处的歌榭灯船中流连忘返起来。督署中的幕友将此情形告知陶澍，意欲请陶澍加以督教制止。然而陶澍却说：“润之之才，他日为国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当无暇行乐。此时姑从之，以预偿其日后之劳也。”竟不加干涉。

而从他捐赀出任知府之后，就有了显著的转变。盛行于清代的捐官办法，造成了制度败坏与吏治贪下，最为清代政治上的大弊。然而，亦正因为有这种办法，才使胡林翼由一个待补缺的七品内阁中书，一下子超擢为四品的知府。胡林翼在陕西赈灾案内援例捐纳知府，照例可以自行指定前往候补的省分。当时胡林翼所自行指定的，是贵州省。贵州素称地瘠民贫，服官者视为畏途，而胡林翼居然自请指分贵州，在当时人看来，大感意外。清人严树森所撰胡林翼年谱叙及此事云：

时龙山友人李如昆留都门，问曰：“今有司之法，输金为吏者得自择地，君何独取于黔？”公曰：“天下官方，独贵州县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某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窃念两世受国恩遇，黔又先人持节地（胡林翼之父达源，曾于道光八年至十二年以翰林院侍讲提督贵州学政），习闻其风俗。某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意。”李公为之起敬。

胡林翼年谱中亦说到，胡林翼于道光二十七年将往贵州候补之先，“偏谒先祖，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眙前人羞。”可见胡林翼之所以要指名贵州，正是希望要藉贵州之贫瘠困穷，来磨炼他自己的志节。由于他的这种抱负，到贵州不久之后，他的声誉就蒸蒸日上了。

胡林翼在贵州七年，由于治绩卓著而政声大起。但他在奉调为贵东道之后，却向本省大员一再禀辞，请求体念老母年高及自己因心劳力绌而百病丛生，恳允放归故里。

恰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在湖北湖南等地兴起，清军节节溃败，湖广总督吴文镕指名奏调胡林翼前往湖北，已奉皇帝允准。于是，胡林翼在咸丰三年的十二月，率领他自己所训练的黔勇六百人，奉母汤太夫人自贵州回湖南，参加了征讨太平军的行列。自此以后，他的事业迈向了另一个新的开始。

曾、胡两人的早年遭际、出身、作为可以说都有很大不同。就资历、家世而言，胡林翼均优于曾国藩，他出身名门，中进士比曾国藩还早。曾国藩庶吉士散馆时，胡以翰林院编修充会试同考官，又充江南乡试考官，已是一名红翰林。但胡林翼也因这次试差受牵连被降级调用，丧失了美好的前程。第二年，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病逝，当时曾国藩管理长沙舍馆事，作诔词相悼。灵柩返乡时，曾国藩又亲往送行。在家守制的胡林翼颇为消沉。他的一些江南门生，集合了几个颇为富有的同年说：我们受两位座师之恩，今日才能来京会试，现在两老师出了事，文老师不用说了，他是大臣，又是旗籍，向来为皇上所重用，他很快就会爬起来，说不定三两年后就能光复旧物。只是林（胡林翼）老师家非丰裕，一旦降职，要循资渐进，时间颇长，我们不如凑一笔钱来替他捐个官职，向外发展。林老师为人能干，在京既然不能得意，出外做州县官，也有发达机会的。于是为他捐了一个知府。这便是胡林翼由京官改外官的缘起。此时的曾国藩，步步高升，已成为礼部侍郎，国家大员，而胡还是一个知府。曾国藩出身寒素，似乎看不惯官宦人家的所为。与胡家虽有往来，但心中另有一番认识。当胡达源去世，灵柩南下时，随带财物数车，曾国藩心中对胡家的清白有所怀疑。但胡家在湖南属于巨宦，加之胡林翼的才华，因此曾、胡在京师交往仍是很多的。

十二年后，曾国藩的母亲去世，胡林翼以厚赙相赠。曾国藩将胡视为前辈。他初出办团练，与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慨谈时势，“无日不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抒桑梓兵后之余虑。”“闻台端划除强暴，不遗余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这是曾国藩回籍后第一次与胡通信。

吴文镕奏调胡林翼后，胡带黔勇抵达通城时，吴已战殁，胡阻梗于途。咸丰四年正月，当时胡尚在途中，曾国藩即望其相助：“方今世变孔棘，而宦场泄沓之风，曾无少为振作。有识者以是深惧，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故侍之不克罗致英彦，固由素行浅薄，不足以引针拾芥，亦实因有道之往往潜藏，不肯轻予人以一知也。”二月，曾国藩奏请清廷，留胡林翼在岳州附近会攻太平军水师，胡林翼遂隶曾国藩部下。胡以功旋援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北。曾国藩此后大举“东征”，又向清廷奏请留胡，称他“胆识绝人，威望素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请随同东征，咸丰帝允准。胡后来成为湘军中仅亚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