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取法“戚家军”

曾国藩的练兵计划获准通过，而且也有成法可取，那就是他一直推服的戚继光的练兵法。太平军刚刚兴起，咸丰帝下诏求言，当时作为二品大员的曾国藩就在《议汰兵疏》中说：“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但那时他是一个侍郎，他的建议真正是书生议兵，无法付诸实践。曾国藩仿佛真是太平天国的克星。一年半以后，他作为团练大臣，上奏的练兵之法还是取法戚家军。戚继光是山东登州人，出身将门，明嘉靖中叶，南倭北虏，迭相为患，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招募“矿盗”三千人，练成劲旅，在台州九战九捷，连接平息为患数十年的浙、闽、粤倭寇。后镇守北疆，敌不敢犯。对他留下的《纪效新书》等军事名著，曾国藩取鉴仿摹，赞服不已。

促使曾国藩痛下决心，另起炉灶的原因，还基于他对国家正规军队的彻底失望。早在咸丰三年初，他在给宝庆知府魁联的信中说：“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这年夏天，他在致信江忠源等人的信中，又总结出国家正规军的根本弊病是“败不相救”。他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而造成这种积弊的主要原因仍然是调遣成法不善。他还认为，太平军所以无往不胜，还由于它内部团结，誓同生死，因此，“若非练兵万人，合成一心”，断难制此强敌之死命。因而，他要练成“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的一支队伍。这也是创建湘军的第一个原则。这种军队，发挥的是团队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所有兵书几乎都崇尚高超的武艺。但是近代的战争早已不是刀枪棍棒的时代，因此，团队的精神十分重要。曾国藩把“生死不弃”作为建军的原则之一，对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更直接的效果是打败了太平军。

第二是确定选将与募兵的原则。由于曾国藩认定官军之病，已“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因此在招募新勇时要求“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认为只有“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才能“扫除陈迹”，练成劲旅。曾国藩仿效“戚家军”，士兵主要招募“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湘军的军官，主要招聘绅士、文生充任，对政治、思想和身体条件都有一定要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出四条标准：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又说：“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乃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是湘军有战斗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塔齐布、多隆阿、刘松山、鲍超、杨载福等人虽是营弁或营兵出身，但都是经书生的选拔培养起来的，属于“有忠义血性之人”。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研究统计，湘军的统帅、统领、分统等指挥系统官员，主要以书生出身的居多，只有营官武途出身的较书生为多。总计在可考的179人中，书生出身的104人，武途75人。在籍贯可考的156人中，湖南籍占130人，占总可考人数的八成多，其他省籍26人，不足二成。而武途出身的不过是担负偏裨的任务而已。

第三是组织原则与待遇，也就是编制与饷银制度。曾国藩遵循的原则是实用及厚饷养兵、厚饷养将。按曾国藩最初的设想，湘军要想有所作为，起码得有官兵上万人。这上万人的队伍，必须要有严格的编制束伍，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为此，以营为基本单位，一营五百人，长沙练兵时每营三百六十人，每营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分为五棚。营官之上，有分管数营的分统；分统之上，有自主一路的统领；统领之上，有独当一面的统帅；统帅之上有总统全军的大帅；大帅即是曾国藩。曾国藩深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尤其是战时状态。因此他在组建湘军时，采取厚饷养兵，用其死力的办法。在确定勇丁的月饷时，他找来几位勇丁进行了调查，得知他们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他又对现行的绿营饷章进行了认真的计算，尽管绿营兵的月饷不多，但加上打仗时所发的行粮，每月也达到白银四两多。他想，当兵的应该比种田的收入多三四倍，这样算来，每月就得发给他们白银四两上下。这个数字也正好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一旦朝廷询问起来也有个说法，不至于授人以口实。他拿定了主意，湘军正勇的月饷被定为白银四两二钱。

清朝的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尚可维持生活，但二百年一贯制，绿营兵饷连养家口都成问题，哪会有战斗力！

另外，当时张国梁勇营月饷五两四钱，江忠源勇营月饷四两五钱，咸丰三年夏，内阁学士帮办军务胜保奏请招募陆勇月饷四两五钱，户部议准，作为报销常例。曾国藩参照张、江两人所定饷章及户部议准饷章，订立湘军饷银。不过，曾国藩讲究“技巧”，将绿营的行粮也加在一起统算，表面上湘军饷银不高多少，实际上绿营兵很少发足饷，往往发到二三成。至于行粮，就不能保证了。换言之，他算绿营兵时用的是“虚数”，发给湘军的是实数。可见曾国藩还是动了相当心思的。

曾国藩还给每营增加长夫一百二十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这对提高战斗力很有益处。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至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向近代化转变。将弁的标准当然更高。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价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水师兵饷，营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工与哨长同，舱长与什长同，惟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六两。如果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薪饷的优厚刺激了湘军的发展，其兵源也就不成问题，曾国藩用的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策。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这对于调动湖南农民尤其是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也为日后筹饷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

为防止士兵离营，湘军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饷银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这样，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笔银两，对未曾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