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圣贤英雄皆可为

湖南人将走出湖南，有更大出息的人称为“出湖”。研究者发现，尽管湖南人有倔强、坚韧等品格，但往往出了湖南，才逐步消减因封闭、贫穷而派生的狭隘、偏激等负面性格，拥有广阔的胸襟，获得更大的出息，也即突破了湖南文化的地域局限。曾国藩的经历做了很好的验证。

曾国藩用他二十八岁的人生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出一个进士的历史。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太曾祖开始，曾家九代人的梦想到曾国藩这里终于久梦成真，好梦画圆。更适意的还在后面。曾国藩中进士后，经过复试、殿试、朝考，以成绩优异进入翰林院肄业，从此跻身词林。

有清一代，最重翰林出身，官员的升迁以此为终南捷径。当时翰林有三种出路。最好的入值南书房，“拟御纂笔札”，成为“天子近臣”。以后升迁侍读、侍讲，任职詹事府，“人尤贵之”。因为由詹事晋升为内阁学士、各部侍郎，走的是“中央路线”，不但升迁快，而且位置好。其次是分发各部，任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等职；再次者外放，任推官、知县、教谕之类的基层地方官。由于“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甚至“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因此在朝廷的体制上，翰林虽官七品，级别较低，但因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也可以说，一点翰林，人如涂金，在曾国藩的前面是金子般的前程。

曾国藩除了具有翰林院庶吉士这一为人羡称的进身之阶外，年龄上的优势也十分重要。

按照一般的情形，士子由秀才而举人到进士，熬到翰林这一阶，大多已是两鬓斑白，少说也是四五十岁了。如近代大思想家魏源，年长曾国藩十八岁，却迟两届才得中进士，自然年龄已是五十几岁了。像曾国藩这样，二十八岁便点了翰林，不是没有，但确实是少见的。就常情而言，人在什么年龄才能做适合这个年龄的事。早享大名为不祥，但出道太晚，人的所有锐气就会被无情地磨蚀掉。所以康熙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士子负笈而行，千里求学时总是慨然以天下任，等到一入朝为大臣，往往顾身家性命为最重，先前的理想早抛到九霄云外了。实际上也是岁月无情。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讲的也是年龄与做事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曾国藩，假如他不是早中进士入翰林，此时必然仍在无用的八股时艺中苦苦挣扎，也就不可能有如许闲暇可以容他读有用之书，储备学问，从而立下一生事业的基础。

必须交待的是，到了清代中叶，许多制度执行起来大打折扣。以翰林院庶吉士而言，实际是翰林院的实习生，住馆期间由资深院士负责教习。规定三年，届时考试散馆，根据成绩录用。但此时时间已改为一年，也不用住馆，留京、回乡自便，当然必须参加散馆考试。因此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八月回乡，在家逗留了一年时间。大宴宾客、拜谒亲友和地方官绅，曾国藩度过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悠闲得意的日子。

科举考试的顺利，加之曾家几代人的期许，更加激励曾国藩的精神，他终于可以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了。第一件事是改名。曾国藩原名子城，中进士后，他的一位老师“病其鄙俗，始为改之”，因改名为国藩。年谱作者记载说：公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草。时有论述，不以示人。读书务内自毖，亦性然也。中式后，更名国藩。

第二件事是写日记。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一开始写日记，直到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止，每日都记，从未间断。此后至咸丰八年五月，在长达十三年间，没有日记留下来，有研究者认为，是因为日记里有大量为清朝所忌讳的内容，为免去麻烦，将其销毁。而自咸丰八年六月初七起，直到他病逝前一天，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十五年间，日记从未间断。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借诗文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用为国家栋梁。他在《感春六首》中十分自信地表示：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摐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诗中驰骋想象，意气飞扬，他相信自己终有引来九州震动的一天；他更深信自己能成为国家栋梁。成功激励进取，进取引领他走向更大的成功。一首《小池》在宁静中透露出一种穹远，在变幻中生发一种生气：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皤。

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

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对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又有谁能限量他的前程呢！他常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不错，青年人的优势是年龄，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岁月年华，生生灭灭，又有谁能抵挡得了呢！他在诗中写道：

滥觞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丈渊。

从古精诚能破石，薰天事业不贪钱。

腐儒封拜称诗伯，上策屯耕在砚田。

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

诗中充分体现了自信与豪迈。看到此，我们对曾国藩后来的作为似乎亦不应感到偶然了。

曾国藩进入京师后，好友刘蓉、郭嵩焘多次寄信鼓励他要进取有为。他在给刘蓉的信中也袒露己志，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重教于乡党。”在给诸弟的信中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还向人表示，“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