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曾门第一个进士

曾国藩考取秀才的情况，已如前述。但科举的路实在漫长，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考中进士再做官，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唯一要走的这条路实在太难了，每年中进士的读书人只有几百个，这对于有四万万人口，有成百万读书人的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真正能通过这条路爬上去的人很少，有的人皓首穷经，却终生连秀才这道门槛都踏不进去。后来成为曾国藩死对头的洪秀全生于1814年，比曾国藩小三岁，当曾国藩在科举的路上奋斗的时候，洪秀全也在这条路上艰难爬行。洪秀全十三岁就开始考科举，与曾国藩第一次考科举恰好是同一个年龄，尔后却屡败屡战，最后连个最低级的秀才都没有考上。愤世嫉俗的洪秀全，终于走上了扯旗造反的路。

不用与洪秀全比，即使与考了十七次，直到四十三岁才进学的父亲相比，曾国藩也是幸运的，尽管他从十三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历时九年之久，共考了七次，直到1833年，二十二岁时才得秀才。考上秀才后，曾国藩于第二年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清代的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在全省范围内招生，应考者必须有秀才的身份。在校学生须按月课试，月课分为官课、馆课两种。官课由学政、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长官出题，有时甚至巡抚亲自出题；馆课则由山长主持。每次课试均评定等级，有奖有罚。由此可见岳麓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省中官府对岳麓书院也相当重视。据曾国藩的年谱说，当时曾国藩“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乾嘉考据学极为盛行时期，岳麓书院仍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经世致用相勉励。乾隆时期岳麓书院的一条学规写道：

立志。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矣。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诸生远来肄业，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

从后来的种种迹象看，尽管曾国藩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他就是在这里受到湖南学风——理学经世的熏陶。他在翰林院及早期为民为己立下的诸多“立志箴”、“课程”等，明显受到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

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是欧阳厚均。欧阳厚均字福田，号坦斋，学问渊博，嘉庆年间进士，任官至御史。因父丧母老，辞官归家养亲，主持岳麓书院长达二十七年。欧阳厚均认为学生不应仅仅学习八股及诗赋文章，而应为“有体有用之学”，并且鼓励学生按照他们的天分和性情自由发展。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培养了大批人才，弟子数以万计，著录在案的弟子达三千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等都是他的学生。

曾国藩考上秀才虽然晚，但第二年，也就是1834年他进入岳麓书院的这一年，恰好赶上了“大比”。按照清朝制度，各省三年举行一次乡试，谓之“大比”，乡试八月举行，中试者曰举人。曾国藩有秀才的资格，以诗文突出获得推荐，第一次参加本省乡试，就考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虽然名次稍后，但这年他只有二十三周岁。

按照规定，凡是举人都可以参加第二年二月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中式者曰贡士，取得贡士资格可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确定等级，统称为进士。曾国藩顺利中举，自然要参加来年的会试，遂于当年十一月来到了他向往的京城，住进长沙郡馆。这次会试他没有成功。但让曾国藩兴奋的是，下一年还有一届三年例考之外的恩科考试，或许是往返需要更多的开销，或许是为了一心准备“恩科”，曾国藩留在京城读书，而没有回家。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岁暮杂感十首》，“高嵋山下是侬家”，除了发思乡思友之情外，还写出了他十余年奔波科场无奈而泰然的心情：

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万事拼同骈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

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第二次考试仍然榜上无名，好在他还有很多机会。而且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他收获甚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喜欢上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年谱说他“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曾国藩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文辞华丽，对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气，读来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虽然他后来爱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础恐怕至少此时就奠定了。

1836年“恩科”落榜后，曾国藩于四月离开京城，回程来了一次“江南之游”，路过江苏睢宁时，拜访了湘乡籍的知县易作梅，并从他那里借得一百两银子。因“久寓京师，窘甚”，借得的钱曾国藩仍不敢花用。由清江、扬州过长江，到了金陵这个日后与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有重大关系的城市。在金陵，他在书肆里见到《廿三史》等书，爱不释手，借来的钱总算派上了用场，但还是不够，他又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就是向家人展示他购得的《廿三史》，那个高兴劲儿，好像中了进士似的。父亲既高兴又勉励地说：“你借钱买书，我一定会想办法为你还上。但希望你认真读这些书，方不负我的苦心。”曾国藩牢记父亲这句话，从此清晨起床，一直读书到夜半，整整一年足不出户。曾国藩早年发生的这桩“文人与书”的故事或许也预示着主人的未来。不错，即使作为一名举人，也该有一套像样的“国史”，更何况，他还有更广阔的前程。

转眼到了年底。明年即道光十八年，又是举子们进京会试的年头。为筹措曾国藩进京赶考这笔钱，真是愁坏了一家人。无论如何，家里也拿不出足够的路费，最后只好向同族和亲戚家借贷。曾国藩携带三十二缗钱上路了，一路上省吃俭用，到了京师，只剩三缗。《曾国藩年谱》的作者感叹道：“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他于正月入住内城的西登墀堂。三月，经道光皇帝核准，确定包括满蒙汉军在内及全国各省共取中一百八十二名贡士，湖南取五名。又钦派内阁大学士穆彰阿为会试正考官，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工部侍郎廖鸿荃为副考官。三场考罢，曾国藩中第三十八名进士。四月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得一等第三名，进呈皇帝钦定，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短短几个月，曾国藩在二十八岁的时候，由举人而进士，而翰林，科举的台阶他终于爬到了顶点。“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星冈公始督课子姓受学，宾礼文士，公遂以是年成进士，入翰林。”在改写个人和曾氏家族历史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曾国藩能否改写一个时代的历史？

古往今来成功的政治家们，大都对自己充满信心，曾国藩也是如此，他相信意志的力量和作用，相信通过奋斗会为自己的人生开辟出一条金光灿灿的大道来。就如他在写给几个弟弟的信中说的：“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1860年五月，在闲聊中，左宗棠给曾国藩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一对孝子孝妇，平时力气都很小，妻子尤其柔弱。一天家中起火，他们刚去世的母亲的棺材尚在室内，这对体力都很差的夫妇，却合力将笨重的棺材搬到室外安全的地方。从这件小事，曾国藩联想到，“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这虽然是曾国藩带兵打仗时候的事，但确是曾国藩一生信念的写照。

经过刻苦的奋斗，他成功了。这个少怀大志、刻苦攻读的年轻人成功了，终于从那连绵的群山里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