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年两知己

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

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

云暗乾坤隘，风来户牖鸣。

孤吟无与赏，寸憾浩纵横。

这是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写给郭嵩焘的诗。“刘子”，指的是刘蓉，“郭生”就是郭嵩焘。曾国藩在考中进士做官之前，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就是刘蓉和郭嵩焘。这首诗生动地表达了曾国藩对二人的深厚情谊。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也是湘乡人，生于1816年，比曾国藩小两岁。1834年，也就是曾国藩中举人的同一年，（陆宝千《刘蓉年谱》考订为前一年，第4页）曾国藩与刘蓉初次相识，“与语大悦”，有一见如故之感。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除了性情投合外，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近：也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又都怀有抱负、才华。曾国藩很欣赏刘蓉的才华，戏称刘蓉为“卧龙”。1839年，曾国藩从京城参加会试归来，专程到刘蓉的家乡乐善里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

他们在一起，便通宵达旦地长谈；天各一方时，便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还囊括了古今政治，因革损益，得失利病，风俗及人才之盛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样聚徒讲学，又不像欧、美人有学会、学校为讲学讨论的场所，清代学者赖以交换心得的，是谈论学问的函札。曾国藩和刘蓉的通信，正是这种函札。刘蓉考科举不够顺利，当曾国藩在京城成了天子近臣后，刘蓉还是布衣一个，但他们的友谊丝毫不减。1843年6月29日，曾国藩在京城接到刘蓉来信，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这种通信即使是曾国藩统带十万精兵作战，闲暇无几时也不曾中断。

曾国藩曾集苏东坡诗句为联赠刘蓉：“此外知心更谁是，与君到处合相亲！”还有“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之句。1853年，曾国藩奉命办团练，碍于母丧守制，坚辞不出。刘蓉专门修书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治乱”为己任。文中用激将法，称曾国藩几次向朝廷上疏，均是军国大计，也因此声望日隆，但所言未见实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比起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差得远了。曾国藩接信后大为折服，他第一批请来做事的人，便是这两位好友——刘蓉和郭嵩焘。曾国藩用诙谐的口吻给刘蓉写信：“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郭嵩焘）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蓉、筠独得晏然乎？”这意思是说，你来吧，我不想听你讲理学，也不要跟你筹划军政大事，只要每天能见上老弟你一面，我就宽心了。当然，这只是托辞，刘蓉实在是不可多得的高参。结果刘蓉先来，郭嵩焘随后也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兄弟，重相聚首，自然高兴逾常。但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刘蓉专为曾国藩起草奏章等文件，郭嵩焘则为曾国藩管财政。曾国藩认为，刘蓉“识力过人”，也就是见识高人一等，但“为统领则恐其不耐劳”，因此，他一直没有让刘蓉直接带兵。

1855年9月，刘蓉的弟弟刘蕃到军中看望刘蓉，也参加了对太平军的战斗。11月30日，刘蕃在进攻湖北蒲圻时重伤而死，年仅二十五岁。刘蓉悲痛万分，遂离开军队回到家里。前面说过，曾纪泽的第一个妻子、贺长龄的女儿不幸难产而亡。1858年，曾国藩奉命再起督军，8月14日，曾国藩请他的大将彭玉麟、唐训方做媒，为曾纪泽聘刘蓉的女儿为妻，两个好朋友又结成了儿女亲家。

1860年，左宗棠因事离开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行前极力推荐刘蓉接替他。刘蓉初时不愿出山，但次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刘蓉还是随着到了四川。因为辅佐骆秉章平定蓝大顺、李永和有功，刘蓉超升为四川布政使，1863年又升为陕西巡抚，升迁之快据说是湘军出征以来的第一人。

然而，官场的荣辱升沉，实在令人难以预测。当刘蓉在陕西整饬吏治、重整军备、革除弊政，准备振兴陕西时，却因连遭朝中官员的弹劾，不得不上疏自辩。当时太平天国已灭，大敌已去，朝廷也意图排斥湘军集团。曾国藩虽对刘蓉的处境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几经曲折，刘蓉终被革职。曾国藩得信后在日记里写到：“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海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幸。”刘蓉本来淡泊功名，返回家乡后，营造“遂初园”，以讲学授徒为业。直到同治末光绪初，左宗棠奉命收回新疆，深知刘蓉的才干，又因刘蓉做过陕西巡抚，熟悉西北情况，便邀请他出山相助。此时刘蓉做官之心已淡，没有随行，但他致书左宗棠，献平西北六策，后来左宗棠平定西北，收复新疆，“一切经略，大率如蓉言”。

郭嵩焘

再看郭嵩焘，在曾国藩的事功簿上，似乎还超过刘蓉。

郭嵩焘（1818—1891），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比刘蓉小两岁。少年时代，常为饥寒所迫。他十八岁考中秀才，次年来到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当年曾国藩二十六岁，居长，刘蓉二十一岁，居中，郭嵩焘年最小，仅十九岁。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终不在温饱”。1837年，二十岁的郭嵩焘考中举人，但此后的进士路却一再蹉跎，历经十年后，直到三十岁才中进士。中间曾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聘，充其幕僚。正是在海防第一线，他亲眼目睹了“上邦大国”的失败，开始把视线转向更遥远的大海，不时以“夷务”为忧。“艰难储智略，筹画润脂膏”，他已经跃跃欲试了。而按照湖南著名学者钟叔河先生的说法，郭嵩焘颇有一种叛逆性格，思想活跃，倔强自负，尤其是他对“夷务”的较早关注和独特见识，都对曾国藩后来的思想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郭嵩焘在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是极为关键的人物。后面会详细交待。

但是，郭嵩焘一生的遭际非常不好。1859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郭嵩焘奉命随僧格林沁到天津办理海防，受到僧格林沁的弹劾，被降三级。后来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任江苏巡抚，保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不久升任广东巡抚，又与原本至交的左宗棠发生矛盾，被左宗棠弹劾降职。

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担任中国驻英使臣，这是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他见到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现时的政治、学术都比中国优越，因此，他主张不但要学习欧洲人的先进技术、造船造炮，甚至还要学习他们的政治。他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编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刻印，广为发行，以便开拓人们的眼界，了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然而反响却大大的不妙。当时中国虽也有人达到了他这种认识，但那都是在野的读书人，而且极少极少，官场中有这种见识的，他堪称第一人。他的这些见解却遭到保守派的反击，士大夫骂他是“汉奸”，是“鬼子”，当他出使之前，还有人作联语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守旧士绅甚至要掘他的祖坟。后来梁启超曾道：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他的境遇，就好比屈原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钟叔河先生说他是“孤独的先驱者”。先驱者会受到后人的赞赏，但在他活着的时候，那滋味却实在不好受，整个官场，只有李鸿章能够理解他，但也帮不上多少忙。他卸任回国以后，湖南的士绅几乎没有人理他。而郭嵩焘则越发用起他那湖南人的蛮劲，坚持自己的见解，决不放弃。并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曾国藩几经磨难之后，清廷总算在他死后封了个“文正”。郭嵩焘虽然比曾国藩长寿，但死时清廷不给谥号。直到郭嵩焘死后近十年，闹义和团的时候，还要把郭嵩焘当作“二毛子”，戮他的尸首。

先驱者真的孤独！但先驱者总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被郭嵩焘影响到的人，在官场上至少有李鸿章和曾国藩，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接着郭嵩焘做驻英公使，也算是对郭嵩焘了解外洋事业的一种继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