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陶澍与湖南经世派的崛起

湖南人默默无闻的状况在清中叶以后开始改变。

乾隆九年，清廷御赐“道南正脉”匾给岳麓书院，以彰显其地位。从这里肄业的乾嘉时有名的按察使严如煜说：“三十年来，大湖以南，人才辈出，内外蒙擢用，暨孝廉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门墙之盛，为从来所未有。”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是经世派的崛起。

包世臣

清代前期，考据学盛行。考据学又称汉学，从事考据学的学者整理、考订古代典籍和史事，对文化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考据学有两个非常大的弱点，一是脱离政治，脱离现实，二是后来考据流于繁琐。如果少部分读书人做这种功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学者都去做这一门学问，不去研究现实，那就大大的不妙了。在乾嘉时代汉学达到全盛的时候，甚至读书人“人人许郑，家家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四人都是汉代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也就是汉学家。但是湖南读书人的学风却截然不同。他们仍是一面研究理学，一面讲求经世致用。湖南人罗克进记述道：湖南士人务以理学为宗，“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见有言字体音义（即考据学）者，恒戒以逐末遗本”。因为自身的弱点，考据学到了嘉庆、道光时代已走向衰落，而讲求经世致用的、研究实际学问的经世派渐渐兴起。经世派知识分子著名的有湖南陶澍、贺长龄、魏源，福建林则徐，浙江龚自珍，安徽姚莹、包世臣，而以湖南籍和安徽籍为多。湖南除上述三人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汤鹏和贺长龄之弟贺熙龄等。有学者曾这样描述近代中国的变革图景：“发难于东南沿海，而收实于华中腹地，进而又推向华北、西北，又由华北、西北推及全国。”（冯天瑜《武汉学刊》，1990年第3期）

陶澍

湖南经世派的核心是陶澍。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历任编修、布政使、巡抚，一直做到两江总督，死后谥为文毅。陶澍的父亲曾在岳麓书院学习，陶澍自幼随父学习，也受到岳麓书院学风的影响。他一生力倡实学、实用、实际，并且亲自做调查研究。他反对读书人高谈性命、以全部精力钻研空疏无用的学问。他不仅提倡经世致用，自己也在任官实践中做出了骄人的成就。在安徽巡抚任上，他治理淮河有成绩。在江苏巡抚任上，恰逢洪泽湖水患，运河梗阻，由江南向京师运输漕粮遇到了困难，陶澍创议由海道运输，并亲自到上海雇商船，结果获得极大成功。其后升任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与当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一起兴修水利，又改革盐政，裁革陋规，都做出了成绩，成为一代名臣。《清史稿·陶澍传》说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可以说，陶澍是道光初年经世思想和经世事功并行推演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湖南人才进入国家决策层面的一次成功展示，他既激励更多的湖南人“出湖”打拼，也让当时乃至后来的中国更关注湖南人。其实陶澍更重要的影响是以他地方重臣的地位和声望倡导经世致用，形成了讲求实际的风气，并且培养了相当多的人才：胡林翼是他的女婿；左宗棠虽然按年纪是他晚辈，却与他是儿女亲家；魏源在他幕府中十四年之久；贺长龄也曾是他的下属。以至于清末才气纵横的张佩纶也视陶澍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之类了不得的人物。（《润于日记》）

魏源

对经世致用风气另一有影响的人物是政治家兼学者的贺长龄。贺长龄，字耦耕，善化（今长沙）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历任学政、知府、布政使、按察使、贵州巡抚，最后做到云贵总督。他延请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对后世及曾国藩个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不但读《经世文编》“丹黄殆遍”，而且还拜其为师。

《皇朝经世文编》与《海国图志》

对社会思潮有广泛影响的是魏源。魏源（1794—1857），字默深，生于湖南邵阳金潭（今属隆回县）。魏源考科举不顺利，二十八岁中举，直到五十一岁才考上进士，官也做得不大。但他却是当时最知名的大学者之一，与龚自珍齐名，同为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与龚自珍都不是单纯做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利用今文经学长于发挥和议论的特点，抨击时政，呼吁改革，成为超乎一般学者的思想家。鸦片战争之前，举国还沉浸在所谓太平盛世之中，魏源和龚自珍就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的危机，所以他们的议论不仅影响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甚至影响到更后来的维新派。魏源入过贺长龄幕府、陶澍幕府，又与林则徐为至交。他著的《圣武记》、《海国图志》，代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都是经世致用学说的精粹，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更是震撼人心。他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海国图志》，不仅在中国发挥了影响，而且传到日本，在日本的影响甚至比在中国还要大。

《林则徐看剑引杯图》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后来的湘军领袖与上一辈的经世派有着极深的渊源。胡林翼幼时曾拜贺熙龄为师，又是陶澍的女婿，他大约二十一岁的时候见到林则徐，便建议陶澍向清廷保荐林则徐在陶澍退休后接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在陶澍家教书八年，替陶澍管理家事，后来又结成亲家。

曾国藩与贺长龄的关系极为密切。贺长龄大曾国藩二十余岁，大约道光二十年两人相识，当时两人一任外官，一居京城，经常通信，谈论治学心得。现存长沙传忠书局光绪年间印行的《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中所收的第一封信，便是写给贺长龄的。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写道：“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又说：“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一讲“诚”，一讲“综核名实”、“笃实践履”，这正是曾国藩一生学问和事功的核心。贺长龄后来因事革职，曾国藩没能帮上忙，内心十分过意不去。贺长龄去世多年以后，曾国藩还在家信中说：“耦耕先生学问文章，卓绝辈流，居官亦恺恻慈祥。”据说贺长龄病逝时，所留遗言中最大心愿便是与曾国藩结成儿女亲家。待曾国藩次子（长子幼殇）曾纪泽稍长，议及婚事，曾国藩虽觉与贺长龄辈分不合，但还是聘贺家女为纪泽之妻。不幸的是，贺家女嫁到曾家仅二年，就因难产而亡，年仅十八岁。两年后，曾纪泽又娶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为妻。

陶澍早年读书于印心石屋，道光帝曾钦题“印心石屋”匾额以赐，此为碑亭。

可以说，曾、胡、左等既是陶澍等第一代经世派的继承人，也是在陶澍等人的培养、熏陶和影响下成长的。最初陶澍等人是他们的榜样和模范，但是由于他们处于新的时代和面临新的问题，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辈。

张之洞

这两代经世派，也分作两种情况。一类是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的理学经世派，他们长于政务，但思想仍受理学的束缚。另一类是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世派。魏源学术上宗今文经学，长于议论，他高倡“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又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这种大胆透彻的议论，理学经世派一般不会有。今文经世大胆疾呼变革，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理学经世只是重视实际功效，难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过，今文经世派如魏源和浙江人龚自珍，都是思想家类型的，长于议论而短于政务。所以他们的官做得都不大。

比曾国藩稍后的张之洞和张佩纶在品评当时人物时说道：“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陶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耕（贺长龄），在下则魏默深（魏源）诸子，而曾文正公（曾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林则徐）、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这段议论大体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这两代湖南经世派人物，都非常有抱负，很多人未任官职时生活在一般民众中间，深知民间的疾苦，对社会弊病的体察，他们可能比后来扯旗造反的洪秀全更清楚。当然，他们深受正统理学和忠君思想的熏陶，更愿意在现行的体制内解决这些弊病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