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年龄分层和科学兴趣的中心

科学研究关注中心的历史变迁对那些饱经沧桑的科学家来说并不陌生，对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来说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但是这些变迁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们在科学家共同体中是如何分布的，仍是一直未解决的棘手的问题， ^[123] 它最近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像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一新的发展是一种自我例证模式，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正在显示出研究兴趣的转移，就像他们试图解释或说明的科学家曾经做过的那样。

托马斯·S.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既反映也加深了人们对此问题的新的兴趣，此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导致了一系列相关批评和肯定性应用的文献。 ^[124] 从对这部著作在每个学术分支领域的各种应用来判断，它已变成了某种复杂的投射测验，对每个人都有各种意义。我们指出此书在这里至少表面相关，并不是想提出另外的解释。对我们来说，注意到库恩在其著作和补充性论文中提出了三个相关的观点，这就足够了。其一，他像波普尔一样，主要关注“获取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逻辑结构”。其二，这种研究的关键是理解“［科学家］会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其三，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即解释归根到底必定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描述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同时分析这个体系赖以传播和加强的制度。” ^[125]

这样，库恩把理解科学家关注中心的转移，重新确立为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更具体地说，即这一问题，科学家怎么断定某些问题是重要的，足以引起他们持久的注意，而认为其他问题是无意义的。然而在我们看来，库恩说对这类问题的社会学回答最终必须依据价值体系以及传播和加强该体系的制度，这似乎过于局限了。对某一门科学中研究问题之选择的超理论影响的社会学解释，并不限于其规范和制度结构。还有一些外部的因素影响着科学家研究的关注中心，它们来自周围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这类影响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以非常引人注目的形式改变着资源在不同学科和不同问题领域中分配的优先性，以致对那些最不谙于现实的科学家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这类外部的影响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与我们直接相关，即来自社会结构的对研究兴趣中心转移的（很大程度上未料想到的）影响，亦即来自不同学科中科学家的社会构成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不同于来自科学的规范结构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恰巧讨论的是各学科和专业中年龄结构的问题群，把它当作它们各自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就像其他人可能讨论宗教、民族或政治等构成的问题群那样。我们在本文第一节中已注意到，各学科的年龄结构是不同的。这至少表明，在不同时期进入科学界的年龄同期群可能趋向于寻找不同的他们最感兴趣的学科。当然在一个学科之中各年龄层的人是否趋向于关注不同的问题，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相同的问题，仍然是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作为科学社会学的一个例证性问题，它使我们注意到科学的社会结构与认识结构之间互动的一种方式，并且提出了这一思想，即在某些方面，一个领域的认识结构可能对于其中的科学家子群体有着明显的差异。

少量的证据和猜测表明，在科学中存在着有年龄特点的研究兴趣中心和理论取向。库恩在其考察中充分暗示了这一点，而且差不多已经说明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发明全新范式的人几乎总是这类人，他们或者是年轻人，或者对他们改变其范式的那个领域来说完全是新手。” ^[126] 但是对这一命题，库恩表现出了矛盾心理，这一点耐人寻味。有时候，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通俗的概括，完全可以说是一种老生常谈，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明确得他不能使之更明确的观点。但有时候，他又认为对这种概括很需要系统的研究。在明显缺乏（有别于涉及这个问题的趣闻轶事的）系统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来揭示这一矛盾心理。

科学界存在有年龄特点的关注中心和理论视角这个问题，并不一定限于主流理论结构的根本变化这类难得的情况。有理由认为，这种年龄分层的差异更为普遍。尽管典型的模式可能是，在一个研究领域中，几个研究者的年龄同期群关注的是几乎相同的问题，但也有这样的补充性模式，即年轻的和年老的科学家通常所研究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因而他们所关心的是其领域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不同方面，当我们发现这种模式时也不应感到奇怪。查明这类补充性的年龄分层模式是否存在并不困难。从对由不同年龄的科学家所发表论文的系统的内容分析中， ^[127] 会得到有关研究兴趣中心的必要信息，同样，从系统的引证分析中， ^[128] 会得到有关人们所关注的研究的影响范围的相关信息。

下面简要分析一下引证模式怎么会反映出科学家关注中心方面的年龄分层性差异。我们关于这种差异的原因和结果的猜测性模型，包括相继年龄同期群的补充角色行为的重演，这与我们假设的科学合作模式很相近。我们先提出一个老生常谈的假设和一个人们熟悉的事实。这个假设（它也被库恩采用了）主张，科学家在其生涯中偶然产生某些思想的时期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他们对之作出的反应。而那个人们熟悉的事实就是，在科学中，人们强烈地、而且也许愈来愈强烈地主张，要紧跟其领域的前沿成果，即新的成果。

我们还没有证据表明，对与新研究齐头并进的强烈关注是否有年龄分层的差异，但在年龄同期群之间，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结果。显然，当科学家进入一个领域时他们所知道的所谓的新成果，会伴随他们而老化。当新的同期群朝着科学中迅速步入中年的东西前进时，他们在年轻时所关注的研究已经“老化”，因为对出版物的年代主要是根据当代科学来判断。年长的同期群成员正在研究的新问题或老问题，常常会使人们想起文献中的相关成果，它在他们多年前与之相遇时曾是新的。在此期间，同时在从事研究的较年轻的同期群却把关注点却转向了新的成果（就像他们中年的同事在其年轻时所做的那样）。但是，若没有关于过去15或20年的研究的同样直接的知识，他们就不太容易想到那些早期的相关研究。

在此模型中，每一个前后相继的同期群中的科学家，在其生涯的相同阶段都重演了大致相同的引证行为。在这样做时，年轻和年老的科学家对科学发展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老科学家把当前的研究与以前所进行的研究联系起来，为学术的连续性做出了更多贡献；年轻科学家不怎么受过去的表述“妨碍”，凭自己的力量促进了新的发展。我们认为，尽管控制科学知识交流的规范对所有人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其执行中也有充分的灵活性，允许在有年龄特点的对科学研究的转述中，出现这些意外的、且常常是未注意到的差异。

如果这些猜测的差异事实上存在，它们就应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因为一方面，年轻科学家应比年老的科学家做出更多的重新发现：这些发现和观点是独立地得出的，它们实质上与以前的发现和观点是等同的或者在功能上是等价的。 ^[129] 桑塔亚那的名言即那些忘却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在科学领域中将特别具有说服力——它比其他文化领域更容易受到寻找特定问题的可靠答案时的客观条件的限制。 ^[130] 而如果所猜测的差异存在，我们也会根据斯蒂芬·科尔和朱克曼 ^[131] 的初步的和尝试性研究提供的线索，发现与年龄相关的参照和引证的模式，读者会联想起，本章第二节曾提到，老科学家比年轻的科学家更有可能引用较早的文献。

当科学家自己不能理解这种重复出现的与年龄相关的关注点的模式时，他们就容易对“其他”年龄层的人的行为做出会使人反感的判断。于是老科学家说，年轻的科学家眼界即使不是完全未开化也是很狭隘的，他们不怎么注意阅读和考虑数年前的经典著作，甚至也不太注意学习其领域的历史发展（这些判断完全忽视了科学界的新一代只是重复了他们自己年轻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年轻科学家嘲弄说，老科学家像个好古癖，总是留恋过去，他们无法“跟上”形势，因而注定要重复他们很久以前掌握的即使不是纯粹的古董也是已过时的资料（这些判断完全未能预见他们自己将来的行为，将来他们有可能解认识到，这是为科学连续发展开辟道路）。

引证模式的历史变迁会为生活历程中这些前后相继的引证模式提供脉络背景。科学家数量和科学出版物数量按指数的增长会导致规范和实践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前沿性研究与以前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联系问题。更具体地说，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是否随着科学在各个方面的逐渐扩大，导致了功能的不完全适应，以至相继的科学家同期群越来越少关注过去的相关研究，而科学出版物为它提供的空间也越来越少？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即科学的社会参量和认识参量的历史变迁与连续的生活历程模式相互作用，从而在前后相继的科学家同期群行为既会导致相似也会导致差异。

[123] 在科学哲学家中，卡尔·波普尔至少从其《发现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1935）以来，已在一系列论著中讨论到了这一问题。参见此书第二版译本《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New York：Basic Books；London：Hutchinson，1960）。有关这方面早期的社会学研究，请参见本书第八章所讨论的“科学与技术的兴趣中心的转变”。

[124] 有关库恩的观点的最近深入的分析，见于一些论文集，如伊姆雷·拉卡托斯和艾伦·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对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有力抨击，请参见约瑟夫·阿伽西：《特里斯特拉姆·单迪、皮埃尔·梅纳德和所有其他人：评〈批判与知识的增长〉》（“Tristram Shandy，Pierre Menard and All That：Comment o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原载《探索》14（1971年），第152—164页。

[125] 托马斯·S.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见拉卡托斯和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1、21页。

[126]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89—90页。

[127] 有关科学成果的这种内容分析的更基本的例子，请参见17世纪皇家学会详细记录的研究报告。

[128] 自从科学引证索引（SCI）发明以来，引证研究已获得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以至于有失控的危险。在对其经常的无批判的应用中，人们忽视了许多方法论问题。此外，SCI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大量引证分析（甚至用于帮助决定科学家的任命和擢升这类事情），有可能导致引证实践的变化，从而过一段时间，它们作为研究质量的衡量标准将受到损害或者完全失去效力。这并不是引入角色表现的统计指标而导致目标置换的第一例，在这种置换中一度可靠的统计指标而不是实际的角色表现变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关于引证分析的早期应用，请参见加菲尔德、谢尔和特罗皮：《科学史著作中的引证数据的应用》；对引证分析的方法论问题的批判性概述，请参见J.科尔和S. 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第2章；S. 科尔和J.科尔：《测量社会学研究的质量：科学引证索引应用中的问题》，原载《美国社会学家》6（1971年），第23—29页；理查德·惠特利和佩内洛普·A.弗罗斯特：《研究成绩的测量》（“The Measurement of Performance in Research”），原载《人类关系》（Human Relations）24（1971年），第161—178页。关于对实际表现的统计测量方面的目标置换，请参见彼得·布劳：《科层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5年），第3章。

[129] 关于重新发现的模式，请参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1章。

[130] 在指出这一点时，我们并不赞同实证主义或辉格党的观点。

[131] 斯蒂芬·科尔：《年龄与科学行为》；朱克曼未发表的资料。我们还应当重申，在参考文献和引证方面有年龄特点的差异，不用说（亦即，在被称之为与假说相对的条件下），代表了一种发现。因为即使抛开（通常与作者不同龄的）评议人和同事的不同意见，出版物中所看到的这类差异也是存在的。进一步的研究应比较同龄（年轻或年老的）人合作撰写的论文与年龄差异很大的人合作撰写的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年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