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科学人员的年龄、社会分层与合作

人们对科学领域中发生在各年龄阶层之内和它们之间的重要互动的程度，以及这些模式的结果，并不比对大部分其他制度领域所知道得更多。尽管还没有研究来确定科学界的哪些活动常常是与年龄无关的或者与年龄相关的，但显而易见，科学的某些基本功能是通过包括年龄层之间的互动而非相互孤立这些制度化安排而实现的。当然，在这些安排中，首先就是教育和培训，这两者狭义地说是指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广义地说，则是指价值观、态度、旨趣和角色行为的传授等社会化过程。由于科学家本人以不同方式参与了专业的社会化过程，因此，每一位科学家对于这种过程实际如何运行有其自己的看法。不过，这是个明显的事实，即对科学中的这种过程还没有多少系统研究。 ^[112]

问题：科学文化中的哪些要素主要是由老科学家传授给年轻科学家？又有哪些主要是从同龄人那里获得的？社会化中的这些年龄化的潮流是合流还是分流的？来自不同年龄阶层的价值观、兴趣和行为模式中的哪些方面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或相互对立的？社会化的这些显著的模式是倾向于保持不变、从而与相继的年龄同期群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抑或它们会顺应变化，尤其会对科学变化着的范围、技术、问题集和主旨作出反应？有年龄特点的社会化过程在各门学科之间有何不同，而这些过程与其他（诸如人文学科和技术）学术领域中的社会化又有何不同？

（一） 科学界合作研究的发展

正如科学界的早期教育一般会为各年龄层之间提供不同程度的互动一样，通过研究合作而实现的高级社会化更是如此。 ^[113] 随着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的重大变化，如合作研究和研究小组现在已越来越普遍，这种形式的社会化变得更为重要。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就是，由两人或多人合作发表的科学论文比例的持续增加。表7说明了20世纪每10年的时间里，物理与生物科学中多位作者论文的百分比逐渐提高。 ^[114] 社会科学中的这类情况出现得较晚也较少，但后来合作率迅速提高。它们都与人文学科形成了对照，在人文学科中，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实际上没有报道过合作研究的情况。

表7 1900—1959年物理与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多作者论文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朱克曼：《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第76—77页（略有修改）。

注：这些数字是根据发表在所选杂志样本上的论文作者的数量计算的，我们从每10年中选取了两类杂志。物理与生物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人文学科包括史学、语言与文学、哲学。

（二） 合作中的地位分层程度

由于缺乏有关研究的实际组织的指标，因此有关多作者的资料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使人联想到了一些猜想。在科学的社会分层系统的所有层次上，合作研究实践都达到了同样的程度吗？更具体地说，已在制度上被认同的精英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合作研究，与同他们在年龄、专业领域和组织机构类型相当的科学家样本中的合作研究相比，二者有何不同？不同年龄和处在科学生涯的不同阶段上的合作率又有何不同？

表8是一个不成熟的相近的回答，之所以不成熟，是因为这些数据尚不能使我们对年龄同期群的整个生涯做出比较，它反映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比他们稍微逊色的相应科学家不同年龄特有的合作率。诺贝尔奖获得者具有更高一些的合作率，他们的论文中有62%是多作者的，相比之下，同龄样本的科学家只有51%的论文是多作者的。此外，这些差异在每一年龄段都存在。表8还表明，无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对应的样本，其年龄与合作发表论文之间有某种较小的曲线关系。我们不能解释这些模式，但是其他证据能使我们推测其根源。

表8 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对应的科学家样本多作者论文的百分比，按发表者的年龄分组

资料来源：朱克曼：《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第395页。

首先考虑一下合作似乎在中年时更为常见这种表面上的曲线模式。我们说“表面上的”模式，不是因为我们真正怀疑这组数据，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尚需要根据范围更广的年龄同期群的数据来证实其可靠性，以揭示这一模式的普遍性。同时必须承认，我们出于最糟糕的理由过于相信所掌握的这些数字资料了：因为它们与我们有关与年龄相关的有助于合作的过程之猜想吻合。

这些过程可以根据有年龄特点的合作机会和合作动机进行重构。当年轻科学家表作为新手被引入这一神秘的行业时，他们与导师的合作，在一定的时期里很典型地就与其中的一人合作。除此之外，年轻科学家有时会在其指导教师的促使下有兴趣从事自己的研究，并通过发表自己的成果使自己在其领域中获得某种公众身份。刚开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想独立地发表论文的动机，可能反而会因几位、有时是多位“作者”论文的大量增加有所加强，这并非完全是自相矛盾。因为在多人共同发表论文时，科学家个人的独特贡献得不到体现，而他们知道，这尤其不利于那些尚未发表独立成果以证明其才能的年轻科学家。按照这一观点，科学家在其事业的早期只有较小比例的合作论文发表，在一定程度上乃是科学界已发展起来的奖励系统之压力作用的结果。

我们从韦恩·丹尼斯 ^[115] 收集整理的数据中已经注意到，在开始生涯的后一阶段，科学家们发表的成果逐渐减少了，这可能意味着合作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到了。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科学家常常会转到那些更宽泛的“哲学”或“社会学”课题上，这些课题几乎不需要合作。

大概正是在中年时期，才有可能既为合作研究提供最大的机会，也提供最深层的因角色而引起的动机。若合作的曲线模式被证明是相当普遍的，那么它就不会与各门科学中的合作越来越多这种历史趋势相背离；其原因我们业已指出，它甚至可能在相继的年龄同期群那里变得更为显著。

思考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在其生涯的每一阶段一直都有较高的合作率。在我们的整个解释中，我们所作的不言而喻的假设是，平均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比随机分类的同一领域同龄的其他科学家表现出更高的研究才能。这种可感受的差别，会导致产生某些相关的过程——如自我选择和有选择地招募新人这类过程。在他们20多岁时，随着他们的能力得到认同，这些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往往更会被已有地位的科学家选为弟子。（尽管还不足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培育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事实确实是，美国的84位获奖者中有44位在他们年轻时曾在63位老的获奖者手下工作过。）有理由认为，这些大师比那些没有很高和很稳定的地位的人更愿意与其弟子合作发表成果。 ^[116] 这可能有助于未来的获奖者在他们年轻时有更高比例的合作成果发表。

科学家的生活机会会因其实际能力被及早发现而得到大大提高。 ^[117] 当他们到了30多岁时，每一位获奖者都在某个重点大学或研究实验室获得了职位，这里为其专业领域的其他科学家提供了微观环境。到这一时期，未来的获奖者其地位由年轻合作者转变成了年长的合作者。他们所获得的研究资源能够使他们在自己周围聚集一些想与他们一起研究现有问题的年轻的科学家。

（三） 重新扮演的年龄同期群中的角色

当他们的角色转变成年长的合作者时，诺贝尔奖获得者似乎又再现了他们在年轻时曾亲身经历过的与年轻人合作研究的相同模式。这会在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其地位可与其导师以往的地位相媲美的科学家随后的生涯中，导致产生几种不同的角色界定的行为模式的重演。他们所处的位置吸引着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这些人的贡献足以成为合作者，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年轻时一样，他们也曾是论文的合作者。他们也处于这样的地位，即便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取得诺贝尔奖这个最高成就的象征之前就已成名了），他们也应无偿地肩负起地位高的人理应尽的高尚职责，表现得像人们对居于重要地位的人所期望的那样慷慨，同意与年轻的合作者共同署名，即使在有些情况下年轻的合作者可能做出的贡献并不多。

我们还不能证明诺贝尔奖获得者比那些不太著名的科学家更倾向于承认年轻的合作者的贡献，因为我们不知道年轻人实际上做出了多少贡献。不过，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他们对合作发表文章者给予承认的程度。通过比较由获奖者和相应样本中的科学家（我们说，他们不只是在年龄、专业以及组织机构方面是对应的，而且在其姓氏的开头字母上也是对应的） ^[118] 所发表的合作论文中明显不同的作者署名顺序，我们可以近似地核实一下获奖者在其生涯中重演合作角色的这一模型。通行的署名顺序方式会给予第一作者以更大的知名度。 ^[119]

证据与我们关于在生活和工作过程中重新扮演补充角色的模型是一致的。 ^[120] 当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20多岁时，他们在其合作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有几乎一半是第一作者，与此同时，相应样本中的科学家在其合作发表的论文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第一作者。在与其获诺贝尔奖的导师合作的论文中，这种模式甚至更为显著，其中年轻科学家是第一作者的论文占60%，而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第一作者论文的论文只占16%。 ^[121] 当诺贝尔奖获得者40多岁时，他们的角色转变为年长的合作者，他们又重复这样的模式，即在其合作发表的论文中，第一作者仅占26%，与此同时，相应样本中的科学家在其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有56%是第一作者。这种地位高的科学家为理应尽的高尚职责所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用一位生物化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来说：“如果我的名字排在后面，这有助于年轻人成为重要作者、第一作者，而不会减损我所取得的声誉。”

在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采访中获得的大量定性证据表明，当他们获得了与他们的导师相近的地位时，经常会出现这种补充角色的重演。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排除其他并非必然与之相抵触的关于第一作者的这一数据证据的解释。这两种署名模式也许还反映了，在对合作论文的贡献程度方面，与年龄相关的变化和地位等级性的差异。在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轻时，他们事实上比相应样本中同龄科学家对合作发表的论文有更多的贡献，因而更多地以第一作者出现。而在他们壮年时期，诺贝尔奖获得者由于吸引了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只是使同一现象重演，这时从年长者角色的角度来看，其年轻的合作者做出了主要贡献，因此会排在第一位。相应地，不太知名的同龄科学家年轻时，通常在与他们不太著名的导师合作发表论文时贡献较少，因而做第一作者也较少，而在壮年时期，相对于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平均来说吸引了较少的有才能的合作者，这就使他们自己更多地常常以第一作者出现。正是在科学的奖励系统中运行的这些自我选择和有选择地招募新人的过程，而不是任何自主的科学家—剧作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重新创作这一出戏，其情节和角色完整保留了，变化的只是由于扮演者不可避免的老龄化，他们现在以其导师的样子，扮演着其年轻时所扮角色的配角。

（四） 科学人员的年龄与科学界的承认和权威结构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署名模式也许包含着，在事业的不同阶段以明显有别于我们最初设想的方式重演补充角色。它们也许反映的是不同程度贡献的客观情况，而不是著名人物所体现的地位高的人理应尽的高尚职责。然而，从更广泛的理论视角来看，这些假设都是大同小异的。它们使我们回到了在讨论老人统治时更多强调的一个普遍观点，即在科学界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权力和权威的年龄分布只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事实，它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那种权力和权威实际上是如何行使的。

在决定作为贡献象征的署名和署名顺序的问题上，通常年长的研究者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的行使受规范以及在研究群体中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的强制力制约。当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相应样本的科学家控制着这类决策时，他们显然并没有粗暴地行使权力，始终把自己排在第一位。至少数据表明，他们通常同意控制权威的规范；他们会在最大限度上，尤其是在稳居于高位时，无偿地做些份外之事。

因此，对我们关于科学的社会分层与年龄分层之间相互作用的样本，更可以这样说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由于较早地达到了机遇结构的更高点，所以他们在各年龄段都比那些不太知名的其他研究者更易于同人合作。我们认为，他们在年轻时有能力做出足够的贡献因而值得其领域的大师与之合作并共同发表论文，而当他们在壮年或年老时，他们有了地位的支撑有意与年轻人合作发表著作，这些都加强了他们的合作倾向。我们再重申一下，这些模式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获得的，该制度框架要求根据研究的贡献分配荣誉，而不是像在一个权威框架中那样，把荣誉都给予一个系或实验室的领导。

不过，正如我们在本节前面指出的那样，多作者论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向大科学的转变，这一转变有助于科学界的权力和权威结构的变化，在科学中，尽管有良好的愿望、地位高的人理应尽高尚的职责以及规范的限制，但要确定科学家个人在更大的研究者群体的集体成果中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难了，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齐曼就这种结构变化对科学的信息系统和奖励系统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了有力的说明：

显而易见，首先，这将会对根据所发表的成果给予奖励。或者其他形式的承认的常规造成严重威胁。一位基本粒子物理学讲座的候选人的名字要与十几位有重要发现的“作者”并列，这一事实几乎对其科学能力不能做出任何说明。从长远来看，这样一个小组的领导者会因小组对知识的贡献而获得声誉，但是他必须是所选出的和经过考验的一个大群体的头目。有关资历较浅者的能力的证据，只能在研究项目自身的框架内加以评价，就像在军队、行政机构和其他官僚组织中那样。这……给予了年长者以直接的权力，也为追逐名利、个人独裁以及其他邪恶开辟了道路，而且为“有别人指导的”人增添了优势，其代价是牺牲了新教的那些“以自己的价值尺度为指导的”美德，这些美德在过去对科学态度有过诸多贡献……传统的交流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正在失去其价值。为学者个人的创造性保持一个开放市场的必要性，已不再是成就和前途显而易见的客观证明。 ^[122]

无需做进一步的探讨就已经很明显了，合作的年龄模式这个看起来平凡的问题，引出了一大堆关于当代科学运行的基本问题。像在这个领域的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我们依然是有很多可证明的问题，但被证明的答案却很少。但是，通过本章这一节和涉及老人统治的那一节，我们足以找出一些不同的相关问题。

问题：在大科学和小科学中，权威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实际有差异？这些差异在什么范围内影响交流系统和奖励系统的运行？不同的权威结构对不同年龄和处于其生涯不同阶段的科学家有何影响？权力和权威在什么程度上是与不同学科中和不同国家的科学机构中人的年龄相关联的？在每一层次的科学社会组织中，哪些决策观点对科学知识的进展最有影响？怎样能在对不同层次科学组织的科学决策过程的研究中取得更大进展？

[112] 不过，关于生理学家的情况，可参见霍华德·S. 贝克尔和詹姆斯·卡波尔：《认同一种职业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an Occupation”），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61（1956年），第341—348页；有关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论述，可参见拉尔夫·昂德希尔：《价值观与大学毕业后的生涯变迁》（“Values and Post-College Career Change”），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72（1966年），第163—172页；以及莉迪亚·阿兰和约瑟夫·本-戴维：《作为医学研究者产出率影响因素的社会化和事业模式》（“Socialization and Career Patterns as Determinants of Productivity of Medical Researchers”），原载《健康与社会行为杂志》（Journal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9（1968年），第3—15页。

[113] 关于年龄与合作研究的这一讨论主要引自哈丽特·朱克曼：《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Ph.D. diss.，Columbia University，1965），第394—396页。

[114] 根据其他样本获得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请参见E. L. 克拉克：《多作者：科学论文的趋势》（“Multiple Authorship：Trends in Scientific Papers”），原载《科学》143（1964年），第822—824页。我们在这里不考察：实际的研究模式（有和无研究助手的个人研究；数量不等的同行间的合作研究；小群体研究和大规模的合作研究），与通过这些类型的研究所发表论文的作者人数之间的关系。显然，研究模式与作者集的规模是相关的，尽管其相关性不像许多研究者有时所提出的那样密切，这些研究者把有关作者的数据作为研究活动的指标。朱克曼在《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第5章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详尽的思考。

[115] 韦恩·丹尼斯：《科学家中的年龄与产出率》；《年龄与成就述评》；《突出科学贡献中的年龄递减》；以及《年龄在20岁至80岁之间的创造性产出率》。

[116] 只有一位获奖者抱怨说，他被其年长的合作者剥夺了署名的机会，按其判断，这也是值得的。更常见的情况是，获奖者认为在与其非常杰出的指导者的合作中，指导者对他们都很慷慨。

[117] 对当代发掘和奖励天才的制度对早熟的偏爱的分析，请参见艾伦·格雷格：《寄语未来的医生》（For Future Doctor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7年）。格雷格写道，在科学领域以及医学实践领域中人们主张的关键在于：“当你的学生大部分是同龄时，学习奖励——从奖学金到实习医生和高级训练，都给予了那些同龄者中非常聪明的人。换言之，你奖励的是早熟，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后来能力的预兆。因而，事实上你无意地轻视了人们基本的教育资本——成熟的时间。”（黑体字为我所标）

[118] 这种设计当然是为了控制按作者的字母顺序排列时可能出现的偏差。

[119] 有关科学论文作者的署名顺序的社会象征意义，请参见朱克曼：《科学论文作者的署名顺序方式：社会象征意义及其模糊性研究》，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74（1968年），第286—291页。

[120] 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样本所包括的科学家在一种特殊的历史和制度背景之中工作：其中一个样本包括55位在美国工作（1963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41位；而相应的样本选自《美国科学工作者》（American Men of Science）。显然，署名的特征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中会有很大不同，其中在实验室和系里所做研究的全部或大部分通常都会归于其领导人。这是可形成个体关系的制度背景的又一个事例。

[121] 既不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是其获奖者导师的人，其第一作者论文占24%。这种情况与同地位的科学家（他们后来都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合作发表论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这些论文而言，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像作为论文第一作者的其他人一样，通常至少有三位合作者。

[122] 约翰·齐曼：《知识之光：推陈出新》（“The Light of Knowledge：New Lamps for Old”），第四届美国专门图书馆及情报机构协会年会讲座，《美国专门图书馆及情报机构协会会刊》（Aslib Proceedings），1970年5月，第191—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