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年龄分层与科学知识的体系化

大体上，知识社会学以及更窄一些的科学社会学所关心的是社会结构与认识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实际上，知识社会学家几乎只探讨社会结构对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而当科学社会学家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时，其主要形式就是考察基于科学的技术所带来的大多是未预料到的社会后果。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去关注各门科学的认识结构对其不同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不过认识结构对社会结构的重要性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悬而未决的。我们只涉及了其中有限的情况，即考察科学分支的认识结构的一个方面——我们称之为“体系化”，与这些分支不同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前期研究较少，因此，我们的见解也完全是尝试性的，旨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对之做出解答。

体系化是指把经验知识加以整理，转变为简洁的和相互关联的系统的理论阐述。不同的学科及其专业所得到的体系化的程度是不同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物理学和化学的多数学术组织不同于植物学和动物学，其不同就表现在一般观念把具体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程度上。一门科学的体系化程度将影响人们获得能力的方式。在体系化程度较低的领域中，人们更多地依赖于经验。在这些领域中，科学家必须掌握大量的描述性事实和较低层次的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中，综合性和更明确的理论结构，不但允许从中推出经验特例，而且还为评价新问题、新资料和新提出的结论提供了更明确的标准。所有这些对于那些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中的研究者来说，有利于在新知识的重要性和与旧知识的继续关联方面形成更大的共识。

当然，认为各学科和专业之间在其体系化程度上有所不同的观点并非是新提出来的。大约20年前，詹姆斯·科南特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科学不同分支的“经验主义的程度”各不相同。如他指出：“普遍的概括和理论能使人们预先计算出一项实验的结果或设计出一种仪器（例如显微镜或望远镜），我们可以说它的经验主义程度是较低的。” ^[26]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一门科学或科学专业的体系化程度越高，其经验主义程度越低。 ^[27]

通过系统的理论阐述对资料和观点加以整理，体系化程度更高的领域倾向于消除以往成就的原始形式，使其本质体现在更新的系统阐述之中。正如保罗·魏斯在其有影响的论文《知识：增长过程》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知识领域必须与其自己的普遍化与特殊化之间的优势比相一致，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即同化将最大限度地与其领域的性质相一致。” ^[28] 在这一意义上，一个领域的体系化程度越高，此领域的出版物的“废弃”率也就越高。魏斯根据出现在不同学科的出版物的参考文献的年代分布，测量了废弃率的差异，这一程序后来被描述为“引证分析”。 ^[29] 魏斯发现，在“分析生理学中比其在更具描述特点的”动物学和昆虫学的“生物学姊妹学科”中，对新近成果的引述更为常见。

此后，这一普遍模式得到了更多的学科的证实。 ^[30] 我们凭直觉认为那些体系化程度更高的领域——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和化学，其杂志表明，论文对新近的成果参考得更多；正如普赖斯所说，这些杂志表现出了更大的“即时性”。 ^[31] 根据以下说明，

在《物理学评论》^{* [32]} 中，有72％参考文献参考了过去五年内发表的论文，而在有关定量生物学的《寒春港论丛》（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um）中，有63％；

在《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中，有58％；

在《解剖学记录》（Anatomical Record）中，有50％；

在《美国动物学家》（American Zoologist）中，有47％。^{* [33]}

类似的引证数据表明，社会科学在体系化程度上，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这种结果是明显一致的。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在更具分析性的自然科学中，约有60％或更多的引证参考了过去五年内发表的成果。在以《美国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艺术导报》（Art Bulletin）、《美学杂志》（Journal of Aesthetics）和《艺术评论》（Art Criticism）等杂志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中，其相应的数字为从10％到20％。在介于两者之间、以《美国社会学评论》和《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等杂志为代表的社会科学中，有30％到50％的引证参考了过去五年内发表的成果。

此外，看起来某一门科学的引证方式跨越了国家和文化界限。无论如何，人们发现美国、欧洲和苏联的物理学杂志表现出几乎相同的引证年代分布。 ^[34]

所以，各门科学认识结构受限制的一个方面就是其体系化程度。我们现在想探讨的是，科学中体系化与具有年龄特点的行为与过程之间可能的关系，我们将沿着以下思路：

1. 体系化对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取得科学发现机会的影响程度；

2. 在不同体系化程度的领域中，对新科学思想回应的年龄差异；

3. 体系化对科学成果知名度的影响；

4. 体系化、变化着的研究关注点与发现的机会之间的联系。

（一） 体系化与发现的年龄差异

我们先从这样一个前提入手：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年龄更大、更有经验的科学家，比其年轻的同事有更多的发现机会。毕竟，他们熟知专业领域，而新手不熟悉。在我们看来，需要解释的是，与其说是有经验和有知识的年长者所作的发现，莫如说是新近培养的年轻人所作出的发现。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问在某些科学中，由年轻的科学家作出的发现是否更常见，如果是的话，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体系化在某个理论框架中把基本观念结合在一起，并且降低事实性资料的分量（这也是进行重要研究所必需的），从而促进了一个领域的优势。这会使体系化程度较高领域的科学家较早地胜任前沿性的研究工作 ^[35] ——至少是成为更成熟的研究人员的合作者。而且早期的科学成就会通过如下两个方面形成持久的优势，一是提供日趋增多的研究所需的大量设备，二是较早地进入研究前沿的科学家社会网络，他们在此网络中可交换信息和批评意见，也能保持进一步从事其研究的动机。 ^[36] 因大规模宣传而广为人知的这一过程的典型，就是25岁的詹姆斯·D. 沃森的情况 ^[37] ，他在他的有学术影响的老师萨尔瓦多·卢里亚和马克斯·德尔布吕克的倡议下，很快就进入了研究DNA结构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某种共同倡议和竞争式的）学术流动与社会流动在相互加强。

在科学界中，科学研究和科学培训的组织也促使人们较早地进入研究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年轻科学家比他们的专家老师更易于跟上其领域的知识的发展。由于科学上的尖端研究要求关注周围范围较窄的问题，因而已成名的专家为了使自己的研究走在前列，往往对其专业领域之外的他人的研究不熟悉。但是，至少在最好的系中，学生们会得到其专业研究前沿的许多专家的指教。与他们年长的和暂时为专家的老师相比，这些人会使他们了解更广泛的学术领域的最新进展，哪怕是一时的。

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存在于所有科学中，但是我们猜想，它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中更为突出也更为有效，因这些领域提供了更有效的使人胜任当代认识活动的方法。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中，这种机遇结构为年轻人提供了两种优势：较早地作为有资格的年轻同事开始研究的机会，以及接受最新且相对多样化的训练的机会。这两种优势都促进了他们在其事业的早期阶段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机会。

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实际上有关年龄与科学活动之间的多元关系的讨论几乎都是围绕这个问题：科学家在一生中从事其最重要研究的时期，或者，年龄与科学产出率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是不全面的，或者是十分有限的，不过看了之后我们发现，它们似乎与我们的预想是一致的。不同的研究者都发现，物理学和化学中的发现者的年龄中位数，低于更具描述性的生物科学的发现者的年龄中位数，而后者又低于行为科学中的发现者的年龄中位数。 ^[38] 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取得其获奖成果的年龄中位数是36岁；化学奖获得者是38岁；而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是41岁。 ^[39]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具有更高的发现率是体系化程度较高的科学的规范，更不用说是所有科学的规范了。显然，有时需要提醒我们，做出发现时的年龄中位数告诉我们，一半的发现是在此年龄之前取得的，另一半是在此之后取得的。与通常所强调的形成对照的是，例如可以说莱曼的发现表明，在马吉（Magie）的《物理学原始资料》（Source Book of Physics）所列出的发现中，“足有一半”是那些年龄超过38岁的科学家做出的，而在遗传学列出的发现中，“足有一半”是由那些年龄超过40岁的科学家做出的。

除此之外，我们只需指出在应用有关年龄与科学成就的这些资料时防止误解的其他情况。它们在两个基本方面有缺陷。首先，它们没有考虑科学人员的年龄结构。从科学家的数量呈指数增长中我们得知，年轻科学家在任何时代所占的比例都是最大的，因此他们会做出较大比例的贡献。当然，这并没有提供有关不同年龄者的科学成果的相对比例方面的证据。所需要的数据不是每一年龄阶层的贡献者的比例，而是做出贡献的每一年龄阶层的比例。这种需要甚至包括对不同学科中与年龄相关的产出率的比较，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科学的年龄构成是明显不同的。

其次，正如韦恩·丹尼斯强调指出的那样，莱曼的研究没有考虑不同的生命跨度对各个年龄层的成就分布有侧重的影响。 ^[40] 寿命短的科学家无法在晚年做出任何贡献，这一事实人为地扩大了年龄与成就资料中年轻科学家的比例，而没有考虑到长寿因素。这一基本问题体现在牛顿为34岁早逝的他的门徒、数学家罗杰·科茨所写的悼词之中：“如果他活着的话，我们还会知道一些东西。”约翰·M.                        凯恩斯对才华横溢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弗兰克·拉姆齐也有类似的评论，拉姆齐在27岁时英年早逝。

另外，我们认为，显然不同年龄特有的产出率方面的统计偏差，在体系化程度不同的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是有差别的。为此，我们稍微偏离这一古老的谚语：好人不长寿。我们提出了一种不太简明但更贴切的说法：相对更优秀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如优秀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长寿。这样说时，我们并没有提出如下不大可能的假设：事实上，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领域比在体系化程度较低的领域有更高的早逝率。我们认为特定年龄上的死亡率是相同的，但并不认为较早取得重大成就的年龄是相同的。一些天才数学家过早去世，如伽罗瓦死于21岁，而尼尔斯·阿贝耳死于26岁，他们都因其早早获得的成果而一直被认为是一流人才。然而根据假设，那些早逝的天才的社会学家或植物学家在其早期阶段只发挥出了较少的潜力，因此甚至没有出现在其领域标准的历史中。这种设想与丹尼斯的数据是一致的，后者表明，与同样长寿的历史学家、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相比，长寿的数学家和化学家一生的产出总量中有更多部分是在其工作的最初十年完成的。这类情况往往会促成这一错觉，优秀的数学家不长命，而比如说优秀的社会学家却会长命百岁。 ^[41]

对这一点，我们集中关注的是在体系化程度不同的科学中，因年龄分层形成的科学贡献率的差异，我们现在必须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是否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的研究更易于出现真正的科学观念的转变或基本概念的重构。T. S. 库恩在其影响广泛的论述科学革命的著作中指出，基本的新范式的创立者几乎都是年轻人或其领域的新人。 ^[42] 一长串人们熟悉的人物的例子可用来说明其观点。牛顿写道，他自己在24岁时已开始其万有引力、微积分和色彩理论的研究：“我处在创新的最佳时期，我对数学和哲学的思考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期。”达尔文22岁时开始了“贝格尔”号的航行，29岁时系统阐述自然选择的基本观点。爱因斯坦26岁时做出了三项重大贡献，其中有狭义相对论。最后，在被一般认为导致了量子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中，十分之八是在30岁之前对此科学革命做出了其贡献。 ^[43]

这类引人注目的说明当然并不足以表明，年轻科学家特别易于导致科学思想的革命。但在缺乏系统的有关不同历史时期科学家的年龄构成资料的情况下，它们仍然是被当作常规而普遍接受的概括的基础。不过，正如库恩本人进一步指出的，这是一种“极为需要加以系统研究”的概括。

（二） 体系化与接受新思想的年龄差异

我们业已指出，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科学中的新发展与不久前所做的研究密切相关。正如普赖斯指出的那样，这些科学的增长“始于表层”。结果，在体系化的科学中，了解新思想并批判地接受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某一年龄阶层的人对它们更敏感，这就会增加他们获得进一步发现的机会。

常常有人说，年龄的增加会导致人们越来越抵制新的事物，特别是，老年科学家经常会抵制新思想。 ^[44] 正如普朗克（他直到42岁才提出了量子的观念）指出的：“新的科学真理不会通过说服其反对者和使他们有所领悟而获胜，它的获胜是因为其反对者最终会死去，新一代精通它的人会成长起来。” ^[45]

尽管这种见解是基于传说而不是系统的证据，但它提出了一些一直存在的问题：它真是这样的吗？而如果是的话，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

如果在接受新的（和正确的）思想方面存在着这些年龄分层的差异，这就会反映在不同的行为之中。一个例子是，年轻科学家会更多地依赖于近期发表的研究成果，而且会比同一领域的年老的科学家更经常引用这类成果。另一个例子是，科学家的年龄分层会依他们把什么看做是其领域最重要的贡献而有所不同。我们手头部分有限的资料对这些推断提供了凭证。

我们从一个小的科学家样本中发现，那些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比同一领域的那些平均年龄超过30岁的人更喜欢引用新近的成果（在他们的论文完成前五年发表的论文）：在年轻研究者的著作中71％的参考文献是新近的文献，而在年长研究者的著作中这个比例只有58％。 ^[156] 但是，这种模式并非对所有年长的科学家都适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并未表现出与他们那些不太著名的同龄人相同的引证行为。他们对新研究成果似乎像比他们年轻30岁的人一样敏感，他们73％的参考文献是最新的文献。这一发现只是略微支持了普朗克的观点，但它表明，对科学的新进展的关注既会因年龄也会因科学成就而有所差异。

在判断什么构成了重要的科学成果方面的实质差异，有可能像哈格斯特龙说所的那样，具体表现为“代际争论”。不过他接着指出：“即使某些争论是代际性的，它们也不一定就是‘有创意的年轻人’与‘保守的老年人’之争。而是，一代人的视野强烈地受到在其事业中遇到的事件的影响。老年人也可能会比年轻人更激进。” ^[47]

有关接受科学新思想的年龄差异的证据仍然是匮乏和不确定的。但是进一步的研究也许会发现，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年龄大的科学家确实更抵制新思想，但这只会提出一系列怎么会出现这种结果的问题。例如，不应得出结论说，它是由于心态变老或衰老。 ^[48] 巴伯就此指出，老龄化“是一综合性的术语，它实际上包括了抵制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根源”。他接着指出了这种抵制的各种可能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随着科学家的衰老，他对创新的反应，更有可能由于他的实质的和方法论的先入之见、由于他的其他文化积累而受到局限；他更有可能具有很高的专业地位、具有特殊的兴趣、是某个定型组织的成员或官员，并且与某一“学派”有关联。所有这些事情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增加，因此，年老的科学家就是因寿命长才更有可能具有沉重的文化和社会负担。但也并非总是这样，科学界年长的研究者经常是创新的最炽热的竞争者。 ^[49]

这实际上为研究与年龄相关的在接受与抵制科学新观念方面的差异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议程。

（三） 体系化与科学成果的知名度

我们现在从思考可能与年龄有关的对新思想的反应（无论其根源为何），转向思考对不同年龄科学家所提出的新思想的反应方面可能的差异。一个学科中新思想的知名度可能会受其文献的绝对量的影响，而文献的绝对量又与该学科体系化的程度有关。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关心的问题。无论它可能会怎样，我们的兴趣在于，体系化本身对由不同年龄科学家所提出的思想的知名度的直接影响。

似乎在那些更具描述性、由理论不规范和松散地组织起来的学科中，新思想更难以被看做是重要的。在这些体系化程度较低的学科中，科学家的个人和社会特质更有可能影响其思想的知名度和人们对其思想的接受。结果，一般而言，由于年轻科学家在其领域中还不太知名，因此他们的著作在这些体系化程度较低的学科中被关注的机会较少。换言之，“马太效应”（参见本书第二十章）——即对有很高声望的科学家的贡献会有更多的承认，在这些体系化程度较低的学科中容易发挥特殊的作用。

与此相关，在那些体系化程度较高的学科中，无论什么样来源的新思想，都可能使其自身得到更好的证明。因此，无论是年轻科学家还是年老科学家的重要贡献，在这些体系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中不仅仅是更具有知名度；它们也会受到更认真的对待，因为它们的理论重要性能够更快地得到确定。这会使年轻科学家与杰出的年长科学家平等地交流思想，并使他们得到注意。

尽管斯蒂芬·科尔对马太效应的研究只是限于物理学，但是他的发现在这方面很有启发性。在体系化程度较高的这一学科中，杰出研究者的成果在被结合到研究之中方面，只是比不太著名的研究者所做出的相同质量的贡献略快些。物理学家的年龄对他们的思想的传播速度几乎也没有什么影响。 ^[50] 因而在物理学中，研究的价值似乎决定着它是否能被接受，而研究者的特性在这方面只起很小的作用。现在需要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弄清马太效应的作用是否实际上因学科的体系化程度而有所不同。

（四） 体系化、科学内部的转行与发现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科学家很少会完全离开科学职业，但也有许多人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领域。美国科学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人经历过这类转变，但转行率在不同的原属学科中是有差异的，当然在不同的年龄同期群中也有差别。 ^[51]

那些离开其原来所学专业的科学家，转入另一个他们未在其中受过训练的领域工作，从而构成了一类特殊的新手。在某些方面，这些年龄大的新手在作用上与其领域的年轻的新手是一样的。这两类新手都会很快地被引到其领域的研究前沿，尽管年龄大的新手与这个专业所培养出的年轻新手不同，他们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受到的训练不太全面。这两类新手中都有一些人，他们为老问题带来的观点如此之新，以至他们没有受问题意义的约束，或者，他们提供的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另一领域通常采用的。转行者不同于他们刚刚从事科学工作的年轻同行，他们给他们选定的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风格，富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当物理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生物学时，他们创立了分子生物学领域。 ^[52] 在一定程度上，新手的贡献来源于他们给新领域带来了他们原来所在领域常用的研究标准和方式。

体系化程度较高学科的某些属性，有利于新的研究者很快地学到其要旨，因而也有利于年龄大的有经验的科学家有效地转入此领域。历史和统计资料 ^[53] 表明，这种转行通常发生在体系化程度大致相同的学科之中，也有向体系化程度较低的领域流动的情况，但这不是主要的形式。在体系化程度的两个极端的学科，如物理学与植物学或动物学之间，几乎没有互换。

约瑟夫·本-戴维已把这类转行的一般模式与他所称的“角色交融”联系在了一起：在达到角色B的目标时，运用角色A所常用的手段。他概括说：

在理论的完备性和方法论的严密性方面，各个学科的程度是不同的。最接近于角色交融的现象，可能存在于从理论和方法论较发达的学科向不发达学科的变动中。这既不同于两个同样发达的学科之间的变动，也不同于从较不发达的学科向较发达的学科的变动。 ^[54]

对不同体系化程度的学科之间各种模式的转行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刚刚开始，不过，我们可以拼凑出已经转行的杰出人物所经历的某些过程。他们往往对转行所需要的时间表现出几乎是可笑的自大。有许多有象征意义的故事。据说利奥·齐拉特在寒春港为从物理学家转变为生物学家，总共只花了三周的时间，是年他47岁。弗朗西斯·克里克用了两倍的时间就由物理学跳到了生物学。 ^[55] 在瓦丁顿对分子生物学的欧洲起源的解释中，也有相同的关于迅速转行的话题。他在为第一届遗传学家和结晶学家大会所写的论文中指出：

我们大部分人都试图在客舱的卧席上睡觉，但达灵顿和［结晶学家］贝尔纳坐着防止晕船，前者给后者讲了一夜“人们需要知道的一切遗传学和细胞学知识”。黎明之前，贝尔纳已经确定，有丝分裂纺锤体一定是正类晶团聚体。 ^[56]

这表明，人们不仅能够在短期内学到许多东西，而且那些知识渊博、对其领域了如指掌的新手，即使没有贝尔纳那样的才能，也能从一开始就充分理解基本原理从而引入新思想。

这些最优秀的从一个学科转向一学科的迁徙者，似乎并不担心他们不了解新领域主要的问题群。这可使他们避免某些陈腐的先入之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玛丽亚·戈波特·梅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证。她说，她对“幻数问题”（此问题非常有趣，故此得名）电脑研究，以及后来提出的原子核的壳层模型，依赖的就是一种特殊的无知。她接受的是物理学家的训练，但主要从事物理化学研究，她是在“贝特圣经”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57] 因而没有受到“尽人皆知的”自旋耦合观点的限制。 ^[58] 汇聚在一起的天真和无知在科学中明显地都有其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根本不天真而是知识渊博的科学家。 ^[59]

类似于地域迁徙，从一个学科向另一学科的学术迁徙，很适合同期群分析。在科学家的生涯中，是否有一些时期他们倾向于转行？这些转行模式是存在于连续的同期群中还是相当固定的？转行的频度和模式是否有过历史变化？科学中的迁徙者总体上是更有才干的人，还是较低才干的人，或者是能力和成就都很突出的人？

无论转行的模式是什么，都需要把它们放在起点学科和终点学科的学术组织的背景之中加以分析。

[26] 詹姆斯·B. 科南特：《哈佛实验科学个案研究·前言》（foreword to Harvard Case Studies in Experimental Scien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年），第9页。

[27] 最近对“硬科学”与“软科学”之间的区分也具有与体系化概念相近的思想。诺曼·W.斯托勒运用这一对术语说明了多少具有一定量化和精确程度的科学的特征。德里克·普赖斯指出了区别硬科学、软科学、技术和其他学术领域的文献的不同特征。参见斯托勒：《对硬科学和软科学的一些社会学考察》（“The Hard Science and Soft Science：Some Sociological Observations”），原载《医学图书馆协会会刊》（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55（1967年），第75—84页；以及普赖斯：《硬科学、软科学、技术和非科学的引证测量》（“Citation Measures of Hard Science and Soft Science，Technology and Non-Science”），见卡诺特·E. 纳尔逊和唐纳德·K. 波拉克编：《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的交流》（Communication Among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Lexington，Mass.：Heath Lexington Books，1970）。据我们所知，伯特兰·罗素在他的示范性的洛厄尔讲座中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在我们所称的‘硬’数据与‘软’数据之间具有某些模糊的区分”，见《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New York：W. W. Norton，1929），第75页。

[28] 保罗·A. 魏斯：《知识：增长过程》（“Knowledge：A Growth Process”），原载美国哲学学会《会刊》104（1960年），第247页。

[29] 乔治·萨顿在其共3卷5册的鸿篇巨著《科学史导论》（Baltimore：Williams and Wilkins，1927—1948）中，常常对重要的科学著作对以前著作的引证加以量化，以此作为确立其学术传统的一种方式。尤金·加菲尔德于1955年指出，历史研究应利用系统化的引证索引，并且在1964年发展出了计算机化的科学引证索引（SCI）。SCI数据库有超过2000多万的文献引证，它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引证分析。参见尤金·加菲尔德：《科学引证索引》（“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原载《科学》122（1955年），第108—111页；以及尤金·加菲尔德、I. H. 谢尔和R. J. 特罗皮：《科学史著述中引证数据的应用》（The Use of Citation Data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Philadelphia：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1964）。

[30] 德里克·普赖斯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把“引证与参考分析”扩大运用到不同学术领域的不同发展模式之中。其前期成果，请参见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第78页及以下诸页，《科学论文的网络》（“Networks of Scientific Papers”），《科学》149（1965年），第510—515页；其近期成果，见《硬科学、软科学、技术和非科学的引证测量》。大量的引证研究还包括R. N. 布罗德斯：《美国社会学评论中的文献引证分析》（“An Analysis of Literature Cited in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7（1952年），第355—357页，以及《社会学的引证研究》（“A Citation Study for Sociology”），原载《美国社会学家》2（1967年），第19—20页；P. E. 伯顿和R. W. 基布勒：《一些科学和技术文献的“半衰期”》（“‘Half-life’ of Som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s ”），《美国档案》（American                                Documentation）11（1960年），第18—22页；小邓肯·麦克雷：《科学引证索引中的增长和衰落曲线》（“Growth and Decay Curves 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34（1969年），第631—635页；J.科尔和S. 科尔：《测量社会学研究的质量：科学引证索引应用中的问题》（“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Problems in the Use of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原载《美国社会学家》6（1971年），第23—29页。

[31] “除了文献的自然增长及其正常的缓慢的时效化以外，最近几年的论文越来越多地利用即时性。”普赖斯进一步计算出：“一类文献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每13.9年其规模将增加一倍，并且其中约有22％是最近五年内发表的。”自然，这意味着一个领域关注新成果而对早期成果的废弃程度，除了可以根据文献的增长来确定外，还可以用大量的近期引证量来测量；参见普赖斯：《硬科学、软科学、技术和非科学的引证测量》，第9—10页。

[32] 标有*号的数据来自普赖斯；其他数据是我们得出的。

[33] 标有*号的数据来自普赖斯；其他数据是我们得出的。

[34] 参见史蒂文·德迪耶：《对科学的跨国比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Science”），《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379（1964年），第461页。

[35] 这种较早具有的优先地位，还可能反映在较早地进入体系化程度较高的科学。我们对此问题没有资料，但有这样一种普遍印象，即人们选择从事数学和物理学研究的决定比选择从事软科学研究的决定要早些。纳塔利·罗格夫考察了人们决定选择医学领域时年龄的重要性，见《学医的决定》（“The Decision to Study Medicine”），载罗伯特·K. 默顿、乔治·G. 里德和帕特里夏·L. 肯德尔编：《学生—医生》（The Student-Physici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以及小瓦格纳·蒂兰斯：《对医学院和法学院新生的某些比较》（“Some Comparisons of Entrants to Medical and Law School”），同上书，第109—122页和第131—152页。

[36] 物理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对年轻科学家如何成功地进入其专业的“无形学院”，作了颇有见地的机敏的解释，参见《公共知识：科学的社会维度》，第130—134页。

[37] 沃森对他如何实现这一过程的详细说明，是《双螺旋》的诸特征之一，这便成为了科学社会学中绝无仅有的个人档案。参见《双螺旋——DNA结构发现的亲身经历》（The Double Helix：Being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New York：Atheneum Press，1968）。

[38] 参见H. C. 莱曼：《科学和文学中的创造性年限》（“The Creative Years in Science and Literature”），《科学月刊》43（1936年），第162页，以及《年龄与成就》（Age and Achieve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第20页；C. W. 亚当斯：《科学家取得其最杰出成果的年龄》（“The Age at which Scientists Do Their Best Work”），原载《伊希斯》36（1946年），第116—169页。

[39] 1901—1950年的资料引自E. 曼尼什和G. 法尔克：《年龄与诺贝尔奖》（“Age and the Nobel Prize”），原载《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2（1957年），第301—307页，1951—1969年的资料来自哈丽特·朱克曼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

[40] 参见韦恩·丹尼斯：《科学家中的年龄与产出率》（“Age and Productivity among Scientists”），原载《科学》123（1956年），第724—725页；《年龄与成就述评》（“Age and Achievement：A Critique”），原载《老年医学杂志》（Journal of Gerontology）11（1956年），第331—337页；《突出科学贡献中的年龄递减》（“The Age Decrement in Outstanding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原载《美国心理学家》13（1956年），第457—460页；以及《年龄在20岁至80岁之间的创造性产出率》（“Creative productivity between the ages of 20 and 80”），原载《老年医学杂志》21（1966年），第1—8页。有关源自莱曼资料的错误解释和丹尼斯资料意义的讨论，请参见赖利和安妮·福纳编：《老龄化与社会》第1卷，第18章。

[41] 人们会注意到，这赋予了那句老话“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以特殊的意义，显然它现在应与另一句老话“史学是老年人的游戏”［如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小说《我，克劳迪亚斯》（I，Claudius）中，罗马历史学家凯厄斯·阿西尼厄斯·波利奥（Caius Asinius                                    Pollio）所说的那样］联系在一起。然而，不应该让这一对格言鲜明的文字对比遮住我们的论证所提出的量化对比。而且，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19世纪“历史学家中的内斯特（Nester，特洛伊战争时希腊的贤明老将。——译者）”莱奥波德·冯·兰克来说明我们的论点，他在年过50、60和70岁时取得了其最重要的成果，在86岁时开始动手“实现其毕生的抱负：撰写一部世界史”，同样20世纪历史学家中的“内特斯”弗里德里希·梅内克，在年过60岁和70岁时写出了他的两部最重要的专著——《国家利益至上观念》（Die Idee der Staatsrason）和《历史主义的兴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而他的非常有意义但相对次要的著作《德国大灾难》（The German Catastrophe，1946）是在85岁时完成的。有关兰克和梅内克，请参见弗里茨·斯特恩：《历史的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History，New York：World Publishing Co.，1972），修订版，第55、267—268页；有关科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一位“内斯特”，他在年过70岁和80岁时取得的成果不是最重要的。

[42] 参见托马斯·S.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89—90页。

[43] 乔治·伽莫夫：《震撼物理学的三十年》（Thirty Years that Shook Physics，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Press，1966）。

[44] 请注意福纳在《老龄化与社会》第3卷，第4章中指出，在生命历程中人们的政治态度也会变化。

[45] 马克斯·普朗克：《科学自传及其他论文》（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Papers，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49），第33—34页。可以肯定，这是人们近年来最常引用的观点。伯纳德·巴伯在其论文：《科学家对科学发现的抵制》（“Resistance by Scientists to Scientific Discovery”）中大量地运用了这种观点，原载《科学》134（1961年），第592—602页；运用这种观点的还有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见第150页；沃伦·哈格斯特龙的《科学共同体》，第283页；丹尼尔·S. 格林伯格的《纯科学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Pure Science，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7），第45页。

[46] 参见哈丽特·朱克曼未发表的资料。斯蒂芬·科尔［《年龄与科学行为》（“Age and Scientific                                Behavior”），1972年8月30日在美国社会学协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发现，在各个不同的科学领域中有相同的模式。由于科学论文在发表之前的评议和编辑过程有可能使引证中最初的年龄差异均匀化，因此，发表论文的年龄阶层之间即使很小的差异，也很可以说明问题。

[47] 沃伦·哈格斯特龙：《科学共同体》，第284—285页。

[48] 对这类资料进行多元解释的证据的系统评价，请参见赖利和福纳编：《老龄化与社会》。

[49] 巴伯：《科学家对科学发现的抵制》，第602页。相关的大体相同的观点，请参见哈格斯特龙：《科学共同体》，第283—284页。

[50] 斯蒂芬·科尔：《专业地位与科学发现的接受》（“Professional Standing and the Reception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76（1970年），第297、299页。

[51] 哈蒙：《理科博士简况》，第50—52页；全国研究理事会科学人事办公室：《博士生涯：学术与非学术，1935—1960年博士同期群跟踪报告之二》（Career of Ph.D’s：Academic versus Nonacademic. A Second Report on Follow-up of Doctorate Cohorts 1936—1960，Washington，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68），第59—62页。

[52] 参见纪念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德尔布吕克的《纪念文集》（Festschrift），此文集包含了大量生动而丰富的个人有关这一领域初期情况的说明。参见约翰·凯恩斯、冈瑟·S. 斯坦特和詹姆斯·D. 沃森编：《噬菌体与分子生物学的起源》。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在他所撰写的简明的《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一书中，说明了物理学家向生物学家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关于分子生物学出现的进一步说明，请参见唐纳德·弗莱明：《转行的物理学家与生物学革命》（“Émigré Physicists and the Biological Revolution”），见唐纳德·弗莱明和伯纳德·贝林编：《学术迁徙》（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第152—189页。

[53] 哈蒙：《理科博士简况》，第51页。

[54] 约瑟夫·本-戴维：《医学中的角色与创新》，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65（1960年），第557—568页；另见本-戴维和兰德尔·科林斯：《新兴学科起源的社会因素：心理学的例子》（“Social Factors in the Origins of a New Science：The Case for                                        Psychology”），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31（1966年），第557—568页。

[55] 大约14年前，生理学家A. V. 希尔就告诉利奥·齐拉特，他可以通过接受生理学的教学任务而掌握其要旨；参见利奥·齐拉特：《回忆往事》（“Reminiscences”），见唐纳德·弗莱明和伯纳德·贝林编：《学术迁徙》，第98页。有关克里克对转行的说明，参见沃森的《双螺旋》和罗伯特·奥尔比：《弗朗西斯·克里克、DNA和中心法则》（“Francis Crick，DNA and the Central Dogma”），原载《代达罗斯》99（1970年秋季号），第938—987页。

[56] C. H. 瓦丁顿：《某些欧洲人对分子生物学前期历史的贡献》（“Some European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his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原载《自然》221（1969年），第318页。

[57] 汉斯·贝特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现代物理学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试图综合当时人们所了解的有关原子核的知识。人们以这种可爱的尊称记录下这些论文对物理学产生的重大影响，而这些论文也因此出名。

[58] J. H. D. 詹森独立地解决了相同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也不知道流行的自旋耦合观点。

[59] 关于在某些条件下，无知的作用的基本观点，请参见威尔伯特·E. 穆尔和梅尔文·M. 图敏：《无知的某些社会功能》（“Some Social Functions of Ignorance”），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4（1949年），第787—795页。关于科学和技术中的“局外人”的论述，请参见S. 科拉姆·吉尔菲兰：《发明社会学》，第88—91页；本-戴维：《医学中的角色与创新》，第557—559页；以及本书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