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增长与科学界的年龄结构

根据现在可获得的一切粗略的测度来看，科学及其各种互动要素比人类活动的大部分其他领域取得了更迅速的发展。例如，科学家总数在大约15年间增加了一倍，其增长远远超出了总人口的增长率。美国的科学人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从1940年的不到50万增长到了1967年的180万。（估计在后一时期科学家的数量约为30万人。） ^[4] 每年授予的科学方面的博士数，从1885年的约60人增加到了1969年的约16000人，在这一时期年均增长率约为7％。 ^[5] 而且正如普赖斯 ^[6] 注意到的，科学家的数量和科学杂志、论文、摘要以及最近的可利用的研究基金的数量，都以不同的指数率增长。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这种增长来自于年轻的一代人对科学的参与，主要是些20来岁的人，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来自其他职业的年龄更大的人转入科学。而且一旦选择了科学职业，他们就会在这个领域干下去。人们现在听到了许多所谓的离开科学领域的情况，但上述历史模式仍然存在。科学家仍然是一批执著的人，他们很少离开科学而去从事完全不同的职业， ^[7]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其生命里程的不同阶段会在科学领域之间变换工作。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问题，这个问题在职业社会学中几乎没有得到探讨。

问题：怎样根据人员的增长率对职业进行排列，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这些增长率与人员的进入和退出形成怎样的对比？职业的哪些结构属性和这些职业招募人员的特征对所观察的人员流动模式有利？

对不同职业中不同年龄的流动率进行仔细的和系统的比较还非常缺乏。 ^[8] 但我们认为，各类职业都有依年龄而形成的不同的人员进入和退出方式。就科学而言，人员转向其他领域的情况显然很少，以至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把它看做是各类职业中近乎极端的一个例子。一旦选择了这一职业，科学家一般是到了生命终结或不情愿地退休后才离开它。 ^[9]

科学的增长和流动模式，大概以至少三种方式受胜任科学研究工作所需要的长期社会化的影响。甚至近些年，在美国有了以奖学金和培训资助等方式提供的实质性的科学教育资金，从进入大学到获得理科的博士学位，平均需要11年的时间。 ^[10] 首先，需要长久的时间去获得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以及科学家的行为方式，这意味着，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几乎没有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后来会转入这一职业。其次，可以预料，这需要在科学事业上有相当的投入。这种投入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包括受教育的费用和在准备阶段失去的收入，而且还包括情感上的投入。它是对所喜欢的生活方式和献身这一事业的投入。再次，进入这一职业前的高淘汰率可能反映了一种严格的社会选择过程。约有40％的博士候选者不能完成他们研究生学习的课程， ^[11] 这样，可能留下了更投入和在学术上更适宜的人进入科学领域。

随着科学家数量呈指数增长，这些典型的进入和退出模式对这一职业的年龄结构产生了影响，而且，我们将要指出，这种结构反过来既会影响科学的规范结构，又会影响其学术发展。图1把科学人员的年龄分布与美国所有雇员的年龄分布作了比较，表明了进入和退出的生命历程与同期群的延续变化相结合而构成当前的年龄结构的方式。一方面，由于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学习，科学人员必然较晚才能进入劳动力行列，把24岁以下和25—34岁年龄组加以比较，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组的相对规模反映了随着进入的同期群的扩大，快速增长的年轻化效应对年龄结构的影响。尽管科学家有推迟退休的趋势，但在高年龄组中，科学人员的比例相对较少。因此这种年龄结构反映了生命历程与同期群变动的对立形式。

科学家人数的增长率远远超出了美国总人口的增长率，其结果是年轻科学家在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的增加。他们较高的增长率意味着，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比其他专门职业者更为年轻化。例如列入到1968年《美国科技人员名录》（National Regist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的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其年龄在40岁以下，有81％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下，与之相比，在律师和医生中只有63％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下。 ^[12]

（一） 教育、年龄结构与分配

像所有的社会地位和群体成员一样， ^[13] “科学家”的地位不能只靠自我确认和自我归属，更重要的是社会确认和社会归属。个人不足以宣称是化学家或心理学家或太空科学家；为了使给定的地位具有社会实在性，必须得到“地位鉴定者”即具有权威的机构和代理者的证实。许多职业的资格评定部门和医疗方面的专门委员会，仅仅是最明显的和明确制度化了的地位鉴定的代表。科学家地位的标准一般是受教育程度（“所取得的学位”）和角色表现（“经历”）。

由于正规教育主要限于生活的早期阶段，因此，科学中变化的年龄结构与科技人员的同时期的教育水平的上升密切相关。哈维·布鲁克斯曾就此趋势所明确指出：

一个突出的事实是，1968年，获得理、工、医或牙科博士学位的年龄同期群的百分比，高于1920年获得理工学士学位的对应的年龄同期群的百分比。 ^[14]

科学人员的教育构成上的这种快速变化，是普遍的受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具体和明显的例子。正如赖利和福纳已经注意到的 那样， ^[15] 总人口的正式教育生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年龄大的人在

教育上不如年轻人更有优势。就科学界这一具体情况而言，我们自然讨论的是教育因素所占的最大份额，而这导致了明显的复杂情况。可以说，不是受教育水平的社会变迁，而是科学知识的范围和特性的文化变迁，使科学家的年龄同期群遇到了不同范围的困难和机会。所有这些都会在科学家的生活过程中导致其事业的萎缩问题及类似的困难。它还会给科学的社会组织带来各种问题；例如：

问题：在科学家的教育方面和科学知识的增长方面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如何影响科学家同期群之间的实际关系？它们会导致他们之间的社会分裂和不连续性吗？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如果有的话），把同期群结合在一起并有助于科学发展的连续性？

因此，科学界变化的年龄和教育结构，与科学家中普遍流行的自我形象即“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是一致的。尽管这种表述被年轻的和年老的各类科学家不断提起，但是它并不主要是指科学家的年龄（或性别）分布。相反，它只是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即科学中最优秀的成果都是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取得的。年龄与重要成果之间的这种假定的关联，仍然是寥寥无几的关于科学界年龄分层的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将详细考察这方面的研究。但在这里，科学是年轻人的特权这种形象带来了另外一个社会学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年龄结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

问题：职业的年龄结构和它们的构成特性如何与年龄相关的价值观（例如，年轻是资产与负债）相关联？它们又如何与此职业中的其他形式的分层（例如，权威地位和角色的分配、奖励的分配等等）相关联？

（二） 各个学科人员的年龄与教育

从科学的总体转向科学的各个学科，我们发现，其人员的年龄中位数变化非常大，如表1所示。这些不同在社会学上反映了学科界限及允许划入其范围的标准的社会定义方面有趣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不同学科人员的年龄差异仅仅反映了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一种不同的组合：科学家通常有博士学位；工程师很少有博士学位；而技术员几乎从没有博士学位。 ^[16] 如我们从表2中所看到的，1968年约有37％的美国科学家具有博士学位，但对不同学科来说，此数字差别极大，从95％（人类学）到7％（计算机科学）。因此社会科学人员，由于具有相对极少的技术人员，因而拥有博士学位者的比例较高。此外，如我们从表1中所看到的，当比较限定于这些具有博士学位者时，各门科学从业人员的年龄中位数具有很大差别。

表1 部分学科领域中的博士学位者的年龄中位数

资料来源：美国科学基金会：《1968年美国科学人力》，第50页以下（整理）。

注：当计算所有人员的中位数，不管他们是否有博士学位时，其排列顺序大致相似，唯一例外的是社会学排在了第三位。

^a由直线内推法对分组资料计算所得。

很有可能，不同学科的有差异的年龄分布，主要是由于新科学家招募率的不同，以及自各学科间处于其教育和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人员交换的不同。尽管我们假设各学科不同年龄特有的死亡率和退休率都是非常相同的，但是不同年龄层的转职率是不同的，这影响了其年龄结构。 ^[17] 在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中可看到从一门学科向其他学科的实质性转行，而纵向研究已经找出了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中的转行趋势。 ^[18] 不过，尽管存在着一些证据线索，但各学科间年龄差异的根源几乎仍然是未被探讨的领域，同样，它们对不同学科发展的特点和速度的影响程度也未得到探讨。

表2 1968年美国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具有博士学位者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科学基金会：《1968年美国科学人力》，根据第23页表整理。

（三） 科学变缓的增长率

长期以来，人们大体上业已认识到：科学的指数增长高于社会的指数增长，但这种速率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显然，科学家的数量、分配给科学的资源的数量以及科学出版物的数量的增长都必然会变缓。否则的话，正如德里克·普赖斯喜欢这样论述、许多人喜欢引用的：“在我们总体中，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和狗之中就可能有两个科学家，而我们在他们身上的花费可能是我们花费的两倍。” ^[19]

有迹象表明，至少是在具有了牢固的科学基础的社会中，科学的发展速度已有所减缓。例如在美国，自1964年以来，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资源一直是占GNP的大约3％。 ^[20] 还有迹象显示，大学毕业生继续从事科学的比例也达到了一个顶点。 ^[21]

像马蒂诺指出的那样， ^[22] 这种均衡的增长率对科学界的年龄结构和机遇结构都有直接的影响。自然，一个直接的结果是科学家年龄中位数的提高。科学资源增长的变缓将意味着，新的研究设备和在新的大学中设立新系的情况将减少。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群体的年龄结构有可能会改变，从而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产出率。 ^[23] 科学出版物数量的增长率也将趋于减缓。但是，如果魏斯和齐曼所说的是正确的，即科学家的激增和研究资金的大幅度扩大，已导致了价值不大的研究和低劣的出版物更快速的膨胀， ^[24] 那么出版物数量的这种下降不一定意味着相应的知识增长的下降。最后，由于各种变化不是在每一学科中一致出现的，因此，确立已久的学科和新兴学科发展的相对速率可能会继续保持不同。 ^[25]

[4] 美国人口普查局商务部：《1970年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1970，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第525页。

[5] 全国科学院—全国研究理事会：《1958—1966年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6）及《1967、1968、1969和1970年概要报告》（Summary Report for 1969 and 1970，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

[6] 德里克·德·索拉·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第1章，《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5章。

[7] 这里指的是那些实际上已经开始从事科学工作的人，而不是指那些取得了理科学士学位的人。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了其他职业领域。参见华莱士·R. 布罗德：《基于饱和模型的科学和工程人力》（“Manpower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ased on a Saturation Model”），《科学》173（1971年），第206—213页。

[8] 在缺乏适当的比较研究的情况下，唐纳德·E. 萨普尔［《事业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areers，New York：Harper & Row，1957），第4章］通过对“职业生命跨度”的印象主义考察，触及了这一问题的边缘。

[9] 然而，在科学的社会系统之内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地位和角色的流动，在本文的后面部分中我们将涉及此问题。

[10] 国家科学基金会：《理工科博士的供求》（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octorate Supply and Utilization，Washington，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71），第iii页。

[11] 伯纳德·贝雷尔森：《美国的研究生教育》（New York：McGraw-Hill，1960），第154页。

[12] 美国人口普查局商务部：《统计摘要》，第65、155、525页。

[13] 有关群体成员与非成员的理论分析，请参见罗伯特·K.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338—351页；对地位鉴定和地位划归概念的分析，见默顿（未发表手稿）：《地位集与角色集：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Status-Sets and Roles：Structural Analysis in Sociology）及本书第十九章。

[14] 哈维·布鲁克斯：《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Thoughts on Graduate Education”），《研究生杂志》（Graduate Journal），第8卷，第2期（1971年），第319页。

[15] 马蒂尔达·怀特·赖利和安妮· 福纳编：《老龄化与社会》（Aging and Society，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68）第1卷，第5章。

[16] 国家科学院科学和工程人力利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Uti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Manpower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1964年的报告指出，工程师中不到2％的人具有博士学位。它没有发表技术员的相关资料，但无疑去考察人人皆知的并不存在的东西，将是浪费公共或个人钱财。

[17] 美国科学基金会：《理工科博士的供求》，第16、30页。

[18] 杰弗里·G. 赖茨：《逃离科学》（“The Flight from Science” ，Ph.D. diss.，Columbia University，1972）；林赛·R. 哈蒙：《理科博士简况：1935—1960年博士同期群跟踪报告》（Profiles of Ph.D.’s in the Sciences：Summary Report on Follow-Up of Doctorate Cohorts，1935—60，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65），第5章。

[19] 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第19页。

[20] 约瑟夫·P. 马蒂诺：《处于均衡中的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 in Equilibrium”），《科学》165（1969年），第769页。

[21] 布罗德：《基于饱和模型的科学和工程人力》，《科学》173（1971年），第206—208页。

[22] 马蒂诺：《处于均衡中的科学与社会》，第772页。

[23] 简·弗拉奇［《论多产的年龄》（“Remarks on the Productive Age”），原载（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法论》（Teorie a Metoda）11（1971年），第121—150页］和雨果·蒂曼［《研究与开发变化的动力》（“Changing Dynamic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科学》168（1970年），第1427—1431页］主张，研究群体的年龄结构影响其产出率，但关于这个问题现在知之甚少。已有的资料反映了年龄阶层的产出率的差异，而不是这些阶层的不同分布的差异。

[24] 参见保罗·A. 魏斯：《科学之门内外：科学的文化意义》，第135页。约翰·齐曼有力地提出了这一论点：“［科学政策］软弱无力的结果在世界各个地方处处可见——三流研究激增，这无异于对金钱和物质的最大浪费，而实际上却又不能令这样一些人满意，他们从事研究，但对人类的有用或无用的知识之库毫无贡献。”［《科学在发展中国家增长与传播的某些问题》（“Some Problems of the Growth and Spread of Science into Developing Countries”），卢瑟福纪念讲座，原载《皇家学会会刊》，1969年，A. 311，第361页。］

[25] 希拉里·罗斯和史蒂文·罗斯：《科学与社会》，第250—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