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评价模式

从早期的这些发展转向现在，我们发现人们已广泛采用了某些形式的评议人体制。例如，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最近对13个国家156份杂志的调查发现，其中71％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评议人体制。 ^[30]

那么，在主要的科学和学术领域中，杂志的编辑和评议人的评价过程有哪些主要结果呢？不同学科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差异？其结果中明显的差异是偶然的还是固定的？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收集了83种杂志为样本的稿件拒用率资料，这些杂志涉及人文、社会和行为科学、数学以及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学科。 ^[31] （结果如表1所示，按学科的稿件拒用率由高到低排序。）

这些数字反映出了明显和重大的差别。人文学科方面的稿件拒用率最高。接下来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紧接着是数学和统计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稿件拒用率最低，其稿件拒用率只有人文科学方面的三分之一。

确证这一经验上的一致性的，是一些辅助性的关于学科内部反常拒用率的模式，这些模式实际上再现了主要的模式。首先，我们来考虑物理学领域。12种杂志的平均稿件拒用率是24％，从其

表1 1967年科学和人文杂志的稿件拒用率

中的11种看，其稿件拒用率的变化范围在17％至25％之间，差距不大。但第12种杂志《美国物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其稿件拒用率为40％，远远高于一般情况。根据稿件拒用率的一般模式，我们认为这一表面上反常的情况只不过证实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表1所列出的12种物理学杂志中唯有这份杂志与其说是物理学领域的杂志，莫如说是关于物理学的杂志。它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涉及的是物理学人文主义、物理学教学法、物理学史和物理学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报道物理学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在这一方面，它具有较高的稿件拒用率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特性，而不具有相对较低拒用率的物理学的特点。

我们在其他学科中也会发现类似的模式。例如人类学的两份杂志，其平均稿件拒用率是47.5％，明显地低于其他社会科学。但是这两份杂志的拒用率截然不同。《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主要侧重于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接近其他社会科学而具有较高的65％的稿件拒用率，而《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的稿件拒用率是30％，接近物理科学较低的稿件拒用率。我们发现在心理学中也有这类相同的差异。侧重于社会心理学、反常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杂志，其平均稿件拒用率是70％，而实验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方面的杂志接近于自然科学，其平均稿件拒用率是51％。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它也明确表明了总的模式之中的细微差异，这次考虑的是通常划归为人文类的学科。具有人文传统的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杂志的平均稿件拒用率是86％，而《语言学》（Linguistics）杂志在对语言的研究中采用了数学和逻辑方法，其稿件拒用率是20％，更接近于自然科学。

学科领域之间和学科内部的差异模式可用同一经验法则来描述：杂志越偏重于人文方面，对稿件的拒用率就越高；杂志越偏重实验和观察方面，越强调观察和分析的严密性，对稿件的拒用率就越低。 ^[32]

学术杂志的制度化行为中的这些不同，还可能部分地反映了不同学科在就学术成果的标准达成一致的程度方面有差异。其情况似乎是，具有较高的稿件拒用率的那些杂志，按照其编辑和评议人的判断，所收到的稿件中有更多的部分并非仅仅是有争议的、难以定夺的，即使放宽要求，它们也达不到学术成果的最低标准。这表明，这些学术领域没有在非常明确的意义上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以至编辑和评议人与那些撰稿人之间，对于什么是合乎标准的学术成果几乎总是各执一端。例如，以一份杂志为例，此杂志十分之九的来稿被拒用，约有40％的来稿被编辑当作是根本不合要求、不能在任何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稿件立刻被枪毙了。一份最终的稿件拒用率约为80％的杂志的编辑认为，其评议人的标准比本领域的其他杂志的标准更有必要。他本人拒用的来稿超过40％，他解释说，它们

……是一些我断定绝不可能通过我们的严格筛选的稿件，不管是由谁来审，因此我本人仔细地审阅它们，并总是给作者寄去1—3页不空行打字的信函，解释一下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采用，他们该如何对稿件修改以投到别处，或者他们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从而成为可发表的研究成果。

而另外一份稿件拒用率高达80％的杂志的编辑说，约有20％的来稿“都是显然不能接受的，我不想让它们浪费评议人的时间……我们现在还会收到大量完全是业余水平的论文”。

大批的稿件被断定是毫无学术希望的，这表明，撇开制度上合法的编辑和评议人或所谓的撰稿人是否在进行更恰当的判断不谈，这个学科有关学术成果的标准是模糊不清的而且非常散乱。我们不知道不同领域中这些所谓不可救药的稿件的相对频率，但是编辑的陈述表明，这种情况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是相当多的。

这些资料还表明，具有极不同的稿件拒用率的杂志的编辑和评议人，当出现判断失误时，常采取不同的决策原则以应付不同类的错误。编辑和评议人当然都想避免出现判断错误。但是应认识到他们不可能是无过失的，他们似乎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拒用率高的杂志的编辑人员，明显地偏好于冒险拒用一些在更广泛的学者共同体（或后代人）看来是值得发表的（甚至或许是重要的）稿件，此为第一类错误，但他们不愿冒险去发表被广泛认定为不符合标准的论文。有外在的证据表明，对于拒用率低的杂志，科学家决定提交论文是基于其领域广泛持有的标准，这类杂志的编辑明显地偏好于冒犯第二类错误的风险，如果必定有这些错误的话：有时发表一些不够标准的论文，而不会忽略那些会被证明为有创造性的和重要的成果。因此，一个稿件拒用率仅为五分之一的杂志的编辑按照这样的假定行事：一篇稿件在明显被证明不合格以前，就是可以发表的。他指出：“如果稿件得到了承认或稍作修改，第一评议人推荐发表，通常这就足够了。如果第一评议人持否定的观点，或者未作决定，就会找另外的评议人，直到达成一致的看法。”这一类的另一个杂志的编辑说，他们“一般会发表‘可上可下’，亦即评议人对它们有不同看法的论文”。用联想到的另一制度领域的术语说就是，高拒用率杂志的决策原则似乎是：当有疑问时，拒用；而低拒用率杂志的决策原则似乎是：当有疑问时，采用。

尽管这些决策原则的实际分布情况及其在不同的学科中对学术成果的质量的影响尚不明确，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些原则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学家和学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科尔兄弟和朱克曼发现，对年轻科学家著作的权威承认，对于他们取得进一步的成果是非常重要的。 ^[33] 这表明，论文被拒用会给新手造成比已获承认的学者更大的挫折。杂志的多样化 ^[34] 不一定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他的研究能力还需要制度上的证明，他的论文是在高档的还是低档的杂志上发表，对他来说可能事关重大。他的论文被高档杂志拒用可能会对他有更严重的伤害，往往会导致他完全放弃发表成果的计划。

无论其结果是什么，不同学科的杂志的稿件拒用率的明显差异，只能暂且部分地归因于，人们在恰当的科学和学术成果的标准方面存在着共识程度的差别。除此之外，在可供发表的相对空间方面也有客观的差别。 ^[35] 所有杂志的编辑必须对可利用的有限的篇幅资源进行分配，但是，并非所有领域和杂志这方面的资源是同样紧缺的。科学领域的杂志所能发表的投稿的比例显然更大一些，因为其可利用的篇幅大于人文学科。以物理学为例来说，物理学杂志上的论文一般较短，通常只占有几个印刷页，这样决定发表一篇个别的论文的“代价”较小，而且发表的直接费用常常会从作者的研究经费中支付。 ^[36] 此外，杂志可利用版面的扩大幅度超过了科学家数量的增长幅度。例如，《物理学评论》（及《物理学评论通讯》）每年用于刊登的页码数目，从1950年的3920页增加到了1965年的17060页，增长了4.6倍；同一时期，美国物理学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会员的数量只增长了2.4倍。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初步统计并没有表明，杂志版面的增加也同样超出了学者数目的增长。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官方杂志可用的版面，从1950年到1965年差不多是相同的，而协会会员的数目却增长了2.5倍。

这类考察只涉及了从对稿件不同的拒用率上反映出的评价过程的最终结果。显然这种粗略的信息几乎没有对评价过程本身做出说明。转向《物理学评论》这份科学杂志，我们可以作更为详细的考察，因为我们有必要的档案证据。

[30]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原创性科学文献发表的尝试性研究》（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Publication of Original Scientific Literature，Paris：Conseil International des Unions Scientifiques，1962）。各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美国出版的49种杂志中，只有2种没有用评议人，而相比之下，法国出版的30种杂志中，有9种没有用评议人。

[31] 第一个表依伯纳德·贝雷尔森在其《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中所汇集的主要杂志而得出。这一表可由主要的学者和科学家团体主办的其他研究性杂志来补充。我们共给总计117个杂志的编者寄去了问卷，收到了97份回答，能用的资料共83份。这里没有包括物理学界的《物理学评论通讯》和其他科学中的类似杂志，因为它们是专为“快速发表”设计的。有关这类出版物所遇到的特殊问题，参见塞缪尔·A. 古德斯密特所写的《社论》，原载《物理学评论通讯》21（1968年11月11日），第1425—1426页。

[32] 这一经验法则的经验基础可用一件事来说明，此事发生在我们调查杂志的过程中。化学物理学方面的一个杂志的编者说其稿件的拒用率是75％，此数字远远高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其他的杂志。见到这个异常的数字后，我们问这位编辑其原因是什么，结果他只是说这不过是一个笔误；他所报告的是稿件的采用率，而不是25%的稿件拒用率。

[33] 乔纳森·R. 科尔和斯蒂芬·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哈丽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

[34] 人们常常指出，那些真正过硬的论文最终会找到出路发表的。参见塔洛克：《研究组织》，第144页；斯托勒：《科学的社会系统》，第132—133页；沃伦·O. 哈格斯特龙：《科学共同体》，第18页起。然而，只是现在才开始有证据说明不同等级的杂志发表的论文的比率，它们分为一级、二级或n级刊物。见林南和卡诺特·E. 纳尔逊：《社会学核心杂志参考文献的形式》（“Bibliographic Reference Patterns in Cole Sociological Journals”），《美国社会学家》4（1969年），第47—50页。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那些经过了几家杂志编辑转手后才发表的论文的利用情况。

[35] 我们感谢乔纳森·R. 科尔博士提供了这一研究的线索。

[36] 科学杂志向作者“按页码要价”对发表模式的影响本身，也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威廉·加维、贝尔弗·C. 格里菲思、弗朗西丝·科顿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交流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正在研究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