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评议人体制的制度化

作为科学这种社会制度的一个主要部分，评议人体制并不是马上就出现的。它是对在实现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目标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的反应，并作为新出现的科学家的社会组织的副产品逐渐形成的。

17世纪新的科学学会和学院对社会创办科学杂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6] 这类杂志开始在书面的科学交流系统中占有更大的地位，在此之前科学交流仅限于书信、小册子和书籍。这些组织提供了一种权威结构，它把科学成果的单纯印刷转变成了出版。早期人们仅仅把手稿拿去印刷，除作者本人外，无人对其内容做充分的评论，由此慢慢形成了这样的做法，即尽管有时是在发表之后但主要是在此之前，通过按制度指定的和显然可胜任的评议人所作的评价，确认手稿的内容是否适当。我们来看一下刚好在三百年前，在相差两个月内创办的最早的两份科学杂志刚开始时的一些情况，一份是《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s），创办于1665年1月；另一份是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创办于同年的3月。前者是一份内容繁杂的刊物，它除了刊登物理学、化学、解剖学和气象学方面的实验和观察报告外，还为图书编目、公布名人讣告、转引民事和宗教法庭的重要判决等。而《哲学学报》是“一份更纯粹的科学杂志……，它排除了法律和神学方面的东西，侧重收录在［皇家］学会所做的实验的说明”。 ^[7]

尽管直到1753年《哲学学报》才作为皇家学会的官方出版物发行，但其理事会首次批准它是在1664年3月1日—1665年期间，其中有这样一些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话：

决定［亨利］奥尔登伯格先生［该学会的两名秘书之一］编辑《哲学学报》，于每月的星期一刊印，假如他有充足的选题的话；并且决定，经此学会理事会准许发行的小册子，应首先由理事会的某些成员做出评价。 ^[8]

对一个组织决定的这一概述，还包含了更多的相关信息。把对这一新的杂志的重任委托给了奥尔登伯格一个人，但对于他，并没有关于编辑的任命，没有具体规定他的编辑角色应履行的责任。不久之后，为了应付此刊物的维持问题，奥尔登伯格和学会关心此事的同行一起，通过明确规定编辑的角色而引入了各种适应性措施。理事会也认识到了对此新杂志而言“非常重要的”直接相关的问题，逐渐形成了引导把科学家为杂志投稿的制度化方法。这里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个理事会作为《学报》的赞助者，与其命运休戚相关，并且想对其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这些适应性措施为评议人体制提供了一个基础。

像对任何制度化情况的分析一样，我们必须考察，为了实现其首要目标即发展和传播科学知识，如何通过不同的安排来引导和强化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促动因素，并争取那些有助于履行新出现的社会角色的促动因素。我们业已指出，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得到足够的值得发表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难题，因为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这也是这种情况的结果，即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许多科学家仍然重视保密性（这在与其亲密同行的通信中表现得很明显）。他们保持着一种（至少暂时）保密的态度，并且继续这样保守秘密，伊丽莎白·艾森斯坦深刻地指出，这种情况更适合于书写文化。 ^[9] 然而，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发现可以得到永久的保留，可以大大降低具体知识传递中的错误，而且知识产权也可以印刷形式注册。因此印刷术为所谓“公有性”这一科学的精神特质要素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这一规范要求与其他科学家公开交流发现成果，同时反对保密。 ^[10] 但是看起来，这一规范并没有随着新的印刷技术的发明而充分发展起来；而附属性的制度创新有助于促进从保守秘密到要求公开化的转变。

在《哲学学报》创刊之前，皇家学会已采用了一种制度性方法鼓励科学家公布他们新的研究成果。皇家学会可以通过记录首次收到通报的日期正式确认发现的优先权。正如奥尔登伯格在向他的朋友和资助人罗伯特·波义耳作保证时所指出的：“此学会总是试图，而且我认为迄今所做的就是，如您所建议的那样，当任何观察和实验首次提到时，注意其注册的时间。”他又进一步说，为了使这种做法的作用明确化，皇家学会

已再次宣布，它将及时做记录：如已致函给［惠更斯］，对他自愿地向学会通报他所取得的新发现或他想做的新实验，学会将非常认真地登记取得新成果的人和时间，使成果如实得以传播；这样可使发明的荣誉流芳百世。 ^[11]                        

此后不久，奥尔登伯格又写信给波义耳更突出地重申了这一制度做法的功能：

我们学会的这种公正原则和大方是非常值得称颂的，而的确令我高兴的是，正如我时常想到的，主要由于这一原因，我相信，所有杰出的人都会得到鼓励尽可能地通报他们的知识和发现，我们相信这一古老的名言：Suum cuique tribuere［物归其主］。 ^[12]

甚至在奥尔登伯格成为《学报》的主编之前，他有时就提到，应该引导科学家接受通过主动交换进行自愿交流这一新的规范：即公开成果，以换取在制度上有保证的向他人提供新知识的荣誉性产权。

在照顾波义耳著作的过程中，这位《学报》后来的主编忽然想到，及时发表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另一种措施。因为与当时的其他科学家一样，波义耳一直非常担心他所形容的“哲学抢劫者”的危险，这也就是今天人们不那么形象地所说的对已经传播但尚未正式发表的手稿的剽窃。波义耳认为他时常是这方面的受害者。 ^[13] 作为其代理人，奥尔登伯格安排及时发表了波义耳的一批论文，并给他写信再次保证：“它们现在非常安全了，因［印刷者］克鲁克先生保证，他也会注意保守秘密，以防哲学抢劫者。” ^[14] 后来，奥尔登伯格作为《学报》的主编可以借此作为动力使波义耳答应，他将“不时地投来一些短文，按照那种构想，您每月都会愉快地发表成果了。” ^[15] 波义耳全然不知的是，他以这种方式促进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传播的形式，这种形式最终作为“科学论文”得到了认同。

然而，波义耳的确指出了为新创办的杂志撰稿的另一动机。他几乎直截了当地把这一点看做是科学家使其成果在科学档案中永久保存的一种方式，在他答复奥尔登伯格为《学报》投稿的要求时，他说：

如果我完全谢绝如此礼貌的请求，并且忽视通过汇编成册使我的一些研究报告得以保存并有可能作为有用的资料永久保留的机会，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我对自己的事业太不了解了。

书信是人们更熟悉的简要报道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途径，它的难以保留性与杂志（尤其是由科学学会赞助的刊物）的潜在的持久性相对比会更为突出。无论如何，我们从波义耳的评论中发现了很早以前关于科学杂志是科学档案的暗示。

创办科学杂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动机。科学家追求发现的产权主要是为了个人拥有，有时也是为国家拥有。如A.R.霍尔和M.B.霍尔这两位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的编辑所指出的，1667年，奥尔登伯格热切地去“证明英国［在动丝测微计方面的优先权］，并留心在《哲学学报》上加以刊登。类似地，他还竭力在《哲学学报》上坚持主张，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提出了静脉注射药物和在动物之间输血的思想”。 ^[16] 国家享有优先权的这种重要性还会迫使科学家不情愿地为这一新的出版物提供“有分量的议题”。因此，在《学报》早期的历史中曾发挥重大作用的数学家约翰·沃利斯，针对法国人多次提出的他们开创了输血法的主张，就主张去保护国家的优先权：

我只能希望那些属于我们国家，并希望人们比现在稍微及时一点发表自己的发现（尤其是最重大的发现），不能让外人夺去属于我们自己的作者的荣誉。 ^[17]

通过这些以及类似的制度措施，这一新的科学学会和新的科学杂志说服了科学家心甘情愿地公布他们新发现的知识，而不再保守秘密或只进行有限形式的交流。 ^[18] 不过，制度化不仅仅是价值观的转变问题；它还涉及这些价值观与权威界定的角色的结合。作为赞助《学报》的组织，皇家学会为其提供了权力和权威，使得它能够设立新的任务并对接受这些任务者提供相关的奖励。的确，在早期时，皇家学会吸纳的许多成员只有较少的或者没有科研能力。但是，对制度化过程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囊括了所有英国的科学家（以及许多国外的科学家），他们都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结果，它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欧洲大陆， ^[19] 被广泛地承认是一个权威性的科学家团体。

以被证实的能力为基础的这种权威，使得科学家他们作为皇家学会的成员、《学报》的撰稿人和其读者这三重角色，得到了相互强化。这些结果从几个方面构成了科学杂志和评议人体制的早期发展。首先，越来越多想寻求对其研究成果做出有相当水准的判断的科学家，逐渐转向了皇家学会。例如杰出的天文学家赫维留（Hevelius）撰写了他的重要著作《彗星天体》（Cometographia），其中写道：“只要此书一发表，我就会首先赠送一本给具有高判断力和值得尊敬的皇家学会。” ^[20] 法国天文学家和工程师皮埃尔·珀蒂曾向“我呈请对我的观点予以评价的驰名的皇家学会”表示其敬意。 ^[21] 这些并非仅仅是礼节性词语。正如霍尔他们所指出的，没过多久，“为在《哲学学报》发表而写作的”的欧洲科学家大量增加。 ^[22] 这种直接为在一个杂志上发表而写作的新的做法，构成了科学家角色演化的另一个明显的变化。随着学术团体和学术杂志的相继创办，科学家们开始抓住新的机会，使自己的研究得到其他权威科学家有相当水准的评价， ^[23] 这种态度和行为模式是评议人体制的基础。

使科学论文得到皇家学会受委托的会员评价的这种做法，也许影响了那些论文的质量。旨在发表的论文，通常会比非公开的科学论文有更充分的准备，对于可能会被学会代表仔细审查的知识大概就更是如此。

皇家学会委派的代表很注意学会的声望，他们在激励之下建立和维持一些处理方法，以便在为论文提供书面证据或同意在《学报》上发表之前，对它们进行有相当水准的评价。他们经常表示，他们知道为了维持对科学家的信任，必须对实际达到学会的出版许可标准的评审材料进行严格筛选。因此，学会的主席，“在肯定地对这些光学装置的指数做出任何断言之前，要根据某种标准对它们进行检测；如果这项发明经得起他的检验，它会得到公认，而且学会也会确信无疑，其发明者是他们的一个成员。” ^[24] 或者作为主编，奥尔登伯格后来向波义耳报告说，“在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我们向社会对它做出公开证明之前，” ^[25] 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非常细致的研究。皇家学会同时开始对引起它注意的评价过的研究与未评价的研究进行区分。有时，还包括这样的政策：“sit penes authorem fides［文责自负］：我们只是把它记录了下来，因它与我们有关，我们不会对它有任何抬高。” ^[26] 在确立它为一个权威性的科学团体的合法性的过程中，皇家学会逐渐形成了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提供证实的规范和社会安排。

因此，评议人体制的构成要素，是适应科学家分别地和共同地关注的不同利益而出现的。作为科学的生产者，个体科学家关心的是，通过发表其成果，由新出现的科学共同体中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其他成员做出评价，从而得到承认。而作为科学的消费者，他们关心的是其他人的成果得到有相当水准的评价，这样他们就可以依赖其可靠性。在提供满足这些利益的组织机制方面，皇家学会关心的是通过组织可以信赖和有相当水准的评价而保持其权威地位。

即使在这早期阶段，也有迹象表明，个体科学家非正式消费者的角色，对有助于控制杂志出版的质量这一过程，已开始产生影响。当编辑或皇家学会因允许有疑问的资料在《学报》上发表而铸成错误时（他们偶尔会这样做），读者就会表示其不满。例如，法国天文学家奥祖（Auzout）曾指责其编辑发表了无根据的和有疑问的解释：

我们有些学者感到吃惊的是，您在贵刊上讲到了抛物面透镜。屈光学的研究者都知道，它们是无价值的，无论所作的许诺多么美好，当这些似乎与原理不符时，就应当见到结果之后再谈论它们；了解假充外行的人会许诺什么并不是件紧迫的事。 ^[27]

我们没有证据说明这类批评是否有助于使以后的编辑决策更为谨慎。不过关键在于，新创办的杂志与当时的图书印刷商不同，它提供了一种方式，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可借以影响编辑活动。通过编辑角色的形成和刚刚出现的除编辑外请其他人对手稿进行评价的安排，这一杂志便为科学研究成果采用的标准提供了更为制度化的形式。

为了应付一些紧迫的问题，学术杂志发生了其他一些适应性变化。到17世纪末，出现了角色分化的迹象，特别是在那些涉及不同知识领域的杂志中，出现了编辑部或编辑“委员会”。例如，《学者杂志》于1702年规定，编辑部的每一成员负责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他们每周碰面对选题进行评议。 ^[28] 杂志的其他方面发展得较慢。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科学杂志的版式才或多或少地确立下来，而注脚和引证索引这些学术注释的普遍采用甚至花费了更长的时间。 ^[29]

因而，科学杂志几乎从一开始就发展了评议方式，以表明要控制它们所发表的稿件的质量这一目的。

[6] 在其经典性的且至今仍然有价值的专著（1913年首次私人刊印）的第7章，马撒·奥斯坦探讨了这一问题；参见《17世纪科学学会的作用》，第3版（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38）；另见哈考特·布朗：《17世纪法国的科学组织》（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Baltimore：Williams and Wilkins，1934）。

[7] J. R. 波特：《科学杂志300周年》（“The Scientific Journal—300th Anniversary”），原载《细菌学评论》（Bacteriological Reviews） 28（1964年9月），第211—230页，见第221页。在 这一简短的对评议人体制的制度化的说明中，我们还参考了S. B. 巴恩斯的《1665—1730年的科学杂志》（“The Scientific Journal，1665—1730”），《科学月刊》38（1934年），第257—260页；F. H. 加里森的《17和18世纪的医学和科学杂志》（“The Medical and Scientific Periodicals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见医学史研究所《通报》2（1934年），第285—343页；D. 麦凯的《1665年至1798年的科学杂志》（“The Scientific Periodicals from 1665 to 1798”），《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1948年），第122—132页；D. A. 克罗尼克的《科学和技术杂志史》（A Histo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New York：The Scarecrow Press，1962）。

[8] 查尔斯·R. 韦尔德：《皇家学会史》（A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2卷本（London，1848）第1卷，第177页；另见C. 韦伯斯特：《皇家学会的起源》（“Origins of the Royal Society”），《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第6卷（1967年），第106—128页。

[9] 伊丽莎白·L. 艾森斯坦：《印刷术的出现与文艺复兴问题》（“The Advent of Printing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 45期（1969年11月），第19—89页，尤其是第55、63和75—76页。“在书写时代，许多形式的知识如果要想真正保存下来的话，就不得不保守秘密……新的技术进步若不能保证不受到侵害，若不是通过保密而加以保护的话，它也是不可能的。为了保护技术不受损害，就不得不把它委托给某一选定的专门团体，他们这些人不但接受过专门技术的训练，而且学习到了与其相关的‘行业’知识。”

[10] 对“公有性”、普遍主义、有组织的怀疑和无私利性这些作为科学的基本制度规范的分析，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关于这种规范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参见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第4章；诺曼·斯托勒：《科学的社会系统》，第76—136页；安德烈·F. 库尔南和哈丽特· 朱克曼：《科学的规则》，见《基础研究》23（1970年），第941—962页。

[11] 亨利·奥尔登伯格：《亨利·奥尔登伯格书信集》（Correspondence of Henry Oldenburg），由A.鲁珀特· 霍尔和玛丽·博厄斯·霍尔编辑和翻译，6卷本（Me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6），第2卷，第319页，黑体字为我所标。我们大量参阅了此通信集的各卷，它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关于《学报》早期的丰富信息。

[12] 亨利·奥尔登伯格：《亨利·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329页。

[13] 人们会记得，因剽窃者对其成果的侵害，波义耳曾提交了一份文件，后来印成了三页对折的材料，其中详细列举了17世纪科学中的主要窃贼为剽窃所发明的各种高明手段。参见《可敬的罗伯特·波义耳的著作集》，J.伯奇编，6卷本，第1卷，第cxxv—cxxviii，ccxxii—ccxxiv页，另见波义耳的信，见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4卷，第94页。

[14] 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2卷，第291页。

[15] 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3卷，第145页。

[16] A. R.霍尔和M. B.霍尔编：《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3卷《导言》，第xxv页。

[17] A.R.霍尔和M.B.霍尔编：《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3卷，第373页。

[18] 通过这种由社会导致的目标置换过程，对相当多的学者和科学家而言，公开交流这一价值，除了提交发表的成果本身的价值以外，最终就会变为在杂志上发表成果的迫切要求。这一发展反过来会在学者共同体内，通过某种评议人体制，加强对手稿的筛选、分类和认可的关注。

[19] A.R.霍尔和M.B.霍尔编：《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2卷《导言》，第xxi页。

[20] A.R.霍尔和M.B.霍尔编：《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2卷，第138页；另见同上书，第4卷，第448页。

[21] 《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2卷，第595页。有关把皇家学会当作是科学法庭的其他例子，见同上书，第3卷，第6、171、219、298页。

[22] 《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4卷，第xxiii页。

[23] 在一系列文章中，默顿已经阐述了一种观点，即科学家对他们的成果得到同行的适当的承认这种关注，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运转的科学是非常重要的。请参见例如本书第十四章。这种观点由诺曼·斯托勒对有资格的评价的讨论（见其《科学的社会系统》，尤其是第19—27页和第66—73页）和沃伦·O. 哈格斯特龙对交流的互惠性和含蓄性的讨论（见其《科学共同体》，尤其是第13—21页），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4] 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4卷，第223—224页。

[25] 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4卷，第235页。在这一事件中，《学报》不久发表了对这些光学仪器的简短说明。

[26] 奥尔登伯格：《书信集》。有意思的是，针对今天稿件如潮、评议机构不堪重负的情况，某些杂志便也采用了这种政策，允许发表一些未经评议的论文，但论文需附带一个注释，说明它没有经过评议。

[27] 奥尔登伯格：《书信集》第3卷，第111页，这里所引的编者的译文，见第114页。

[28] 谢尔曼·B. 巴恩斯：《早期学术杂志的编辑工作》（“The Editing of Early Learned Journals”），《奥西里斯》1（1936年），第155—172页，见第157—159页。

[29] 波特：《科学杂志》，第225页；德里克·J. 德·索拉·普赖斯：《科学交流的目的：哲学与预测》（“Communication in Science：The Ends-Philosophy and Forecast”），见安东尼·德·吕克和朱莉·奈特编：《西巴基金科学交流研讨会》（Ciba Foundation Symposium on Communication in Science，London：J. and A. Churchill，1967），第199—200页，见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