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科学界评价的制度化模式 ^[1]

1971年

（与哈丽特·朱克曼合著）

科学界的评议人体制包括系统地运用判断，对提交发表的手稿是否可以采用进行评价。因此，评议人是一种地位鉴定者，其职责是对某一社会系统中角色表现的质量做出评判。每一制度领域都有这类地位鉴定者。还有其他类型的地位鉴定者，如对学生功课的优劣做评估的教师（而最近的一项制度变革是，学生对教师的角色表现质量进行正式评估）、艺术领域的评论家、工业领域的主管人及体育领域的教练和经纪人。通过他们对角色表现的评价和根据角色表现的情况对奖励的分配，地位鉴定者成为了社会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他们影响着保持或提高角色表现的标准的动机。

就科学杂志和学术杂志而言，其重要的地位鉴定者就是编辑和评议人。与那些对提交出版商的书稿的审读者或者对研究拨款计划建议评估的所谓专家一样，评议人通常都是秘密地做出他们的判断，判断的结果只有编辑而且通常还有作者可以得到。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法官则使其判断公开化，如发表的书评，以及通常更重要的对论文的评论，这些评论会对某一专门知识领域近期成果的“可信度”做出评价。

尽管评议人体制具有其不足，但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甚至认为，它目前的形式对科学的有效发展是非常重要的。J. M. 齐曼教授强调了下面的情况：

事实是科学论文的发表绝不是不受限制的。发表在有声望的杂志上的文章并不仅仅反映其作者的观点；它要得到作者可能已经咨询过的编辑和评议人认定它具有科学可靠性的发表许可。评议人是决定整个科学事业运转的关键。 ^[2]

化学家伦纳德·K. 纳什教授把“科学杂志的编辑和评议人”称之为“科学的‘高尚品质’的主要维护者”。 ^[3] 迈克尔·波拉尼教授提出，尽管显然存在着许多对特定的科学成果进行极不同的评价判断的情况，但是科学的权威结构这些年来普遍发挥了作用，展示出它具有相当大程度的一致性。例如，他指出：

两位互不认识的科学家在对一篇论文的发表进行评审时，通常对其接近的价值取得一致的意见。两位评议人对申请高等学位的独立评审也很少出现大的分歧。 ^[4]

这类观察报告证实了科学家赋予评议人体制的重要意义。不过直到最近，评议人体制本身才得到系统的考察和评价。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教授曾经指出，“既然这些编辑的决定对科学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对他们的研究的如此匮乏就是不可思议的。” ^[5]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评议人体制的4个方面进行考察。我们首先讨论于17世纪晚期开始萌芽的对角色和程序体系评定的制度化。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和探讨，在15个科学和学术领域中，提交给当时杂志的那些手稿被拒用的比率之差异模式的意义。在本文大部分中，我们主要根据《物理学评论》最近的档案（该杂志的编辑友好地让我们使用了这些档案），区别和分析编辑和评议人所作决定的方式。最后，在这些历史的、比较的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探讨评议人体制对科学家个人、科学交流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1] 本章系哈丽特·朱克曼与罗伯特·K.默顿合著，原以《科学界评价的模式：评议人体制的制度化、结构和功能》（“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Institutionalization，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feree System”）为题，发表在《米涅瓦》第9卷，第1期（1971年1月），第66—100页；现获准重印。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哥伦比亚大学科学社会学研究项目经费的支持。

[2] J. M. 齐曼：《公共知识：科学的社会维度》，第148页。

[3] 伦纳德·K. 纳什：《自然科学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Natural Science，Boston：Little，Brown，and Co.，1963），第305页。

[4] 迈克尔·波拉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第37页。评议人一致性程度的证据刚刚开始收集，但有证据表明，这种程度在不同的科学和学术领域中具有明显的差异。例如，我们发现，《物理学评论》的两位评议人（在1948—1956年期间）对172篇论文评议的一致性程度很高。其中只有五例，评议人的意见是完全不一致的，一位建议采用，另一位建议拒用。对其余的论文，其推荐决定是相同的。有三分之二的论文只是在提议修改方面略有差异。然而，奥尔和卡萨布发现，对两份生物医学杂志五年内所收到的1572篇论文，至少有两个评议人进行了审阅，“他们认为一篇论文既可采用也可拒用的情况占75%”（与之相比，可能只有62%的情况属于意外），参见理查德·H.奥尔和简·卡萨布：《同行群体对科学价值的判断：编辑评议》（“Peer Group Judgments on Scientific Merit：Editorial Refereeing”），1965年10月15日提交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档案联盟大会（the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Documentation）的论文。对于一份社会学杂志，193对独立的编辑评审意见中，有72.5%的情况是同意采用或者拒绝（与之相比，只有53.9%的情况属于意外），参见欧文·O. 斯迈格尔和H.劳伦斯·罗斯：《影响编辑决定的因素》（“Factors in the Editorial Decision”），见《美国社会学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5（1970年2月），第19—21页。对评议判断的一致性程度差异的系统比较，可说明不同的科学和学术领域制度化程度的差异。

[5] 戈登·塔洛克：《研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Inquir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66），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