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马太效应与科学资源的分配

马太效应除了在科学奖励和交流系统方面的作用外，还有另一种制度作用，至少也需加以简要的分析。这种作用表现在积累优势原理上，在诸多社会分层系统中发挥作用的这一原理导致了相同的结果：富者以一定的速率越来越富，而使穷者变得相对更穷。 ^[43] 因此，那些被证明在科学方面非常出色的机构会比那些尚不知名的机构分配到更多的研究资源。 ^[44] 而且，其声望也能吸引超常比例的更多真正有前途的研究生。 ^[45] 这种不相称还表现在另一特别极端的情况：6所大学（哈佛、伯克利、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和芝加哥）培养出了24％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博士，在所培养的全部博士中有65％的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外，12所著名大学都设法尽早地确认并尽其所能留住那些特别有天才的科学家：他们有60％的人后来成为了获奖者，与之相比，它们所培养的其他博士只占35％。 ^[46]

这些社会选择的社会过程使最优秀的科学天才更为集中，这就使得任何与马太效应原理相抗争、以创立新的科学精英机构的尝试变得极为困难。

[43] 德里克·普赖斯已认识到了这一“马太”原理的意义。参见《自然》206（1965年），第233页。

[44] 参见D. S. 格林伯格文，原载《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1967年11月4日，第62页；R. B. 巴伯在《研究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Research，Washington，D.C.：Public Affairs Press，1966）第63页提到：“1962年，全部联邦政府资助经费中的38％拨给了10个机构，而59％的经费拨给了25个机构。”另见H. 奥兰斯：《联邦政府项目对高等教育的影响》（The Effects of Federal Programs on Higher Educa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62）。

[45] 因此阿伦·M. 卡特指出，1960—1963年，（正规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成员中的86％和伍德罗·威尔逊成员中的82％可以自由选择其研究地点，他们决定在25所最优秀的大学（根据其研究生院的排名而确定的）中的某一所进行研究；参见阿伦·M. 卡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估》（An Assessment of  Quality in Graduate Educa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1966），第108页。

[46] 有关诺贝尔获奖者事业类型的这一表现及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H. 朱克曼（本书边码453页注①和497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