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太效应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即使当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某些贡献被其他科学家独立完成了，他也仍具有自己的独特作用。对科学的发展而言，一组思想和发现的综合是主要集中于某一科学家或一个研究小组的工作，还是零散地分散在许多科学家和组织之中，将会导致差异，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差异。这种综合在第一种情况比在第二种情况下会更迅速地呈现出某种结构。例如，这就要求像弗洛伊德那样的人使许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广泛的一系列观点上，而这些观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其他科学家想到了。这种聚焦作用可能就是杰出科学家的一种独特的功能。 ^[31]

像弗洛伊德、费米和德尔布吕克的那样人在科学中扮演着富有超凡魅力的角色。他们会激发那些认为他们有超凡品质的人的学术热情。他们不仅自己获得了优异成就，他们还有能力唤起其他人的优异品质。用一位获奖者的颇有说服力的话说就是，他们提供了一种“活泼的气氛”。这些科学巨匠不仅把他们的技术、方法、信息和理论传授给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新手。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指导重要研究的规范和价值观传给了其同事。通常在其晚年，或者是在去世后，这种个人的影响变得常规化，就像马克斯·韦伯所描述过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方式那样。超凡魅力在思想学派和研究团体中变得制度化了。

杰出科学家在影响年轻同事方面的作用，在对获奖者的采访中被反复强调过。他们几乎总是特别强调，重要的是发现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他们一致表达了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在其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发鉴别力和判断力，这些对问题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很有代表性的是，他们说，他们是在有激发性的环境中接受训练时获得这种对重要问题的感受能力的。一位获奖者回顾自己作为新手在一个一流化学家的实验室中的经历时说，他“一有可能，就引导我寻找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不停地把工作没完没了地细化，或者只在改进精确性而不是做出全新的贡献”。另外一位获奖者把他在欧洲实验室的社会化称做是“我第一次真正与第一流的有创造力的人在其巅峰时期接触。我的兴趣获得了一定扩展。这是一个兴趣和态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真正的自信心问题。我懂得了去做一个不重要的实验是困难的，甚至常常比做一项重要的实验更困难”。

对获奖者在特别有创造性的研究环境下受到训练和影响的程度，有一个粗略的衡量指标——早期在别人手下工作过的获奖者的人数。在84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44人年轻时就作为有一能力的科学家在总共6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手下工作过。 ^[32] 但是显然，不仅获奖者（大概还有其他杰出科学家）在这样的环境中的经历可以说明他们倾向于关注重大问题，并会影响马太效应的交流功能。他们性格中的某些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些人都有特殊的意志力。他们的自信心在作为社会制度的科学环境中有各具特色的表现。我们知道，这种制度包括这样一种规范，它要求其他人对某一个人的成果做出自主的和批判性的判断。由于这些规范强化了他们自己的倾向，因而这些获奖者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自信（发展到极端，用不太确切的词来描述，可以说就是可爱的自大）。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忍受其工作受挫折的能力，能承受反复的失败而不会有明显的心理挫伤。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谈到同事的心理支持的作用时暗示了这种能力：

研究是一种辛苦的游戏。你会工作数月甚至数年，你似乎毫无进展。有时你会非常茫然。随后忽然之间你有了一个突破。这时最好在你需要时周围的人能给你一点鼓励。

尽管诺贝尔奖得主重视其领域中由他人的研究所提供的线索，但他们都是有自我的研究者，一旦确信某个原有的领域已经得到大量开发时，他们就会满怀信心转向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表现出了高度敢冒风险的坚定意志。他们做好了准备去处理尽管难度大但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容易和没有风险的问题。一位获奖者回忆说，在其研究生涯的早期曾被交代去解决“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问题。我所要做的就是分析［某些物质的化学成分］。你不会失败，因为研究方法已经非常完备了。但是我知道我还应去研究其他东西，这需要从零开始，因人们对它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一个更具冒险性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33]                

这种显著的意志力至少在两个方面关系到这些科学家对重要问题的选择。由于深信当碰到重要问题时他们会马上认识到它，他们希望等待时机，不愿很快就决定会花过多的时间去关注相对不重要的问题。他们忍受回报被贻误的能力再加上自信心使他们确信，重大问题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而当它出现时，他们所具有的鉴别力能使他们认识到它并去对付它。我们业已看到，这种态度被他们早期在富有创造性的环境中的经历强化了。在这里，与杰出科学家的合作向有才能的新手证明，他在解决所选择的问题的同时，可以有自己远大的抱负，而这是说教所达不到的。由于关注成功的、尽管常常是延误的结果，竞争加剧了。的确，获奖者的风格反映了这种取向。他们喜欢讨论大问题和基础性问题，讨论重要的问题和有吸引力的问题。他们把这些问题与平凡的研究区别开，在从事后者时他们会等待下一个要出现的重大问题。其结果就是，他们的论文往往具有能产生一定影响的科学意义，而其他科学家会选出他们的论文予以特别关注。

这些有影响的科学家的性格结构会以另外的方式促进马太效应的交流功能，这与他们介绍其科学成果的方式有关。他们相信自己的辨识判断力，而这种自信已经被其他人对其以前研究的反应证实了，因此，他们在说明时，会强调并阐述其主要思想和发现，而对次要的东西轻描淡写。这有助于突出其贡献的重要性，使他们从那些其自尊没怎么被社会认可的科学家所发表的大量成果中脱颖而出，后者更经常运用常规的说明形式。

最后，这样一组性格结构和一组高标准，常常导致这些杰出科学家去区分，哪些成果值得发表，哪些成果按照其公正判断最好不去发表，尽管后一类成果很容易被发表。诺贝尔奖获得者及其他著名科学家常常提到一些勉强拼凑起来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达不到他们自己要求的标准或其同行的标准。 ^[34] 例如，西摩·本泽讲述了他如何得到挽救而避免了“在生物化学方面做无用之功”：“当德尔布吕克写信给我的妻子告诉我不要写太多的文章时，他救了我。我也确实不再那样做了。” ^[35] 而一位评议人对送交到物理学杂志的稿子尖锐评论，指出许多科学家不能对其成果是否予以发表做出准确判断的相关结果：“如果C只写较少的论文，会有更多的人去读它们。”杰出科学家通常形成了对insanabile scribendi cacoēthes（发表癖）的免疫力。 ^[36] 由于他们更注重自己发表成果的重要性和意义，而不仅仅是数量，因此他们的贡献总是很重要的。这反过来又增强了其同行科学家的期望，即这些杰出科学家所发表的东西（至少在他们最多产的时期）值得予以密切关注。 ^[37] 这同样有利于马太效应的发挥，因为它会使科学家关注这类科学家的成果，这些人在科学中的突出地位由于其以往研究的平均质量而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且其他科学家越密切地关注这类成果，他们就越有可能从中学有所获，也越明确地分辨他们的回应是否适宜。 ^[38]

基于这些原因，一位杰出科学家提供的认识素材，可能会比一位无名科学家提供的大致相同的素材有更大的激励价值——这一原理为马太效应的交流功能提供了社会心理学基础。这个原理代表了自我应验的预言的一个特例， ^[39] 举例来说：费米或者鲍林、G. N.刘易斯或韦斯科夫（Weisskopf）认为这个成果应当公开发表，因而它很容易被认为是重要的（这是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因为他过去曾做出过重要贡献）；既然它可能很重要，就应倍加注意地阅读它；而给予它的关注越多，从中获得的也就越多。这就成了一个自我证实的过程，有助于使杰出科学家发表的成果产生更大的激发效应（当然，此时他们在其同行中的形象仍是领路人，他们过去的业绩不错——有时，这种形象与某些获奖者的自我形象相对应：他们发现自己已被科学界新一代的后起之秀超越了）。

类似于其他形式的自我应验的预言，这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在某些条件下也有反功能。因为尽管杰出科学家更有可能做出重大贡献，但他们显然并不是独自完成的。毕竟，科学家并非一开头就是杰出的（尽管像默斯鲍尔和沃森沃这类人的事业有时可能会给我们造成假象）。科学史中有大量的例子表明，许多重要论文都是由相对不知名的科学家撰写的，但被人们忽略了多年。考虑一下沃特斯顿的情况，他有关分子速度的经典论文被英国皇家学会拒绝了，认为它是“一派胡言”；另一例子是孟德尔，他因自己有关遗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未得到响应而深感沮丧，拒绝再发表其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傅立叶也是一个例子，他关于热传导的经典论文不得不等了十三年之后才被法国科学院发表。 ^[40]

巴伯 ^[41] 已经注意到了，某些科学家的不坚实的专业标准有时会导致某些研究成果完全被拒绝发表——它们后来才被承认是重要的。与之相关，瑞利勋爵的经历 ^[42] 提供了一个例子：对一篇论文的评价会因其杰出作者的成名而被颠倒了过来。瑞利的名字“要么是被［从稿件中］删去了，要么是与它分开了，因而［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这个理事会把其论文当作是那些古怪的所谓反论家的东西而‘拒绝了’。然而，当发现了作者的身份后，此文却又被认为颇有价值”。

因此，当“马太效应”变为权威幻象时，它就违背了科学制度所包含的普遍主义规范，并且会阻碍知识的进步。但是我们对科学杂志的编者和评议人及其他的科学把关者所采取的这类行为的频度几乎一无所知。科学制度这方面的运转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大体上仍是一些逸闻趣事，而且相当大部分是有动机的传闻。

[31]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考虑与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功能相关的反功能。尽管科学规范要求对权威进行有条理的怀疑，但洞穴幻象常常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像在其他制度领域中一样，问题是要对社会规范与实际行为之间的一致与不一致作出解释。

[32] 参见H. 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第5章。

[33] 实验心理学获得的相关结果表明，对更有风险但结果更有意义的工作的偏好，既与获得成就的不同寻常的动机有关，也与承受被延误的喜悦的能力有关。参见例如W.米施尔文，原载《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62（1961年），第543页。

[34] 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这种行为被称之为“完美主义”物理学家的典型，科尔兄弟曾对这类物理学家做过统计分析，引证指标表明，这些人所发表的成果少于他们也许能发表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却在其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重要的是这类物理学家因其科学成就而获得了比其他类型（包括“多产”型和“批量生产”型）的科学家更多的奖励形式的承认。

[35] 参见S.本泽文，载于J. 凯恩斯、S. 斯坦特和J. D. 沃森编：《噬菌体与分子生物学的起源》（Phage and the Origins of Molecular Biology，Cold Spring Harbor，N.Y：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of Quantitative Biology，1966），第165页。这一纪念文集明确表明了德尔布吕克是那些通常对自己及其同事的研究成果进行这种追究的科学家之一。

[36] 对这一病端预防的一些分析，参见R.K. 默顿：《站在巨人的肩上》，第83—85页。

[37] 有人注意到［G. 威廉斯：《病毒猎手》（Virus Hunters，New York：Knopf，1959）］，科学家早期对麻疹疫苗的确信是“对［恩德斯］自己的科学执著自相矛盾的反馈，它不是基于相信，而是基于怀疑。他的同事们相信约翰·恩德斯在任何问题上都不会做得太过火”。

[38] 这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霍夫兰对普通人的实验研究已表明，同样的交流，在被认为其来源具有较高的而不是低的可信度时，人们会觉得它的偏见较小［参见C.I.霍夫兰文，原载《美国心理学家》14（1959年），第8页］。在一项更早的研究中，霍夫兰及其同事发现，在事实交流的个案中，“无论交流者的可信性如何，他们所说的东西带来了同样有益的知识。”［C.I.霍夫兰、I. L. 贾尼斯和H.H.凯利：《交流与说服》（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第270页。］

[39] 有关对自我应验的预言的分析，可参见R.K. 默顿文，原载于《安蒂奥克评论》（Antioch Rev.）（1948年夏季号），第193—210页；重印于R.K.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421—436页。

[40] 参见R.H.默里：《19世纪的科学与科学家》，第346—348页；D. L. 沃森：《科学家是人》，第58、80页；R. J. 斯特拉特（瑞利男爵）：《约翰·威廉·斯特拉特：瑞利男爵三世》，第169—171页。

[41] 参见B. 巴伯文，原载于《科学》134（1961年），第596页，重印于B. 巴伯与W. 赫希编：《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2年），第539—556页。

[42] 由B.巴伯引自R.J.斯特拉特：《约翰·威廉·斯特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