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交流系统中的马太效应

我们现在从另一个视角去考察这种现象——不是从个人事业的观点和奖励系统的运转，而是从把科学当作交流系统的观点入手。这种视角会产生一组进一步的推论。它会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一名地位较高的科学家引入科学贡献时，比一位尚不知名的科学家引入时会在科学家共同体中有更高的知名度。换言之，就对奖励系统的意义而言，马太效应对那些处于事业发展早期阶段这种不利地位的科学家个人的事业具有反功能，但就其对交流系统的意义而言，马太效应在合作研究和多重发现情况中，可能会提高新的科学交流结果的知名度。对某些社会系统具有社会正功能，而对系统之中的某些个人却有反功能，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的确，这是经典悲剧的一个主题。 ^[20]

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已意识到了马太效应的这种社会功能。在谈到著名科学家指导年轻同事的研究工作所面临的二难处境时，其中的一位说：

它提出了你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假设你有一个学生，那么你是否应在论文上署名呢？你是做出了贡献，但你署名好还是不署名好呢？各有利弊。如果你不署名［而这关联到知名度］，那么有可能使此文得不到充分的承认。没有人去读它。如果你署名，它会得到承认，但那样的话此学生就不会获得足够的荣誉。

关于科学家的阅读活动的研究表明，所谓的“没有人去读它”这种可能性，并不纯粹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例如人们发现，发表在化学类刊物上的文章只有大约0.5％被每一位化学家读过。 ^[21] 同样，在心理学中也会发现很类似的情况：

有关近期（即，在刊物发行后的几个月内）读者的资料表明，在一个随机抽样的心理学家群体中，只有约一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研究报告被其中的1％或更少的人阅读［或浏览］过。从近期读者阅读分布的集中程度来看，没有一个研究报告有可能被超过7％的这类抽样中的人读过。 ^[22]

科尔兄弟的一些发现 ^[23] 多少与关于马太效应的交流功能假说有关。其证据与这一假说有一点关联但并不以它为中心，因为他们的数据涉及的是美国物理学共同体中每一位物理学家工作的整体的知名度，而不是其中的特定论文的知名度。或者大略地说，他们的发现至少是与此假说相一致的。物理学家的地位越高（根据他们因科学成就所获得的奖励的声望来衡量），他们在美国物理学家共同体中的知名度就越高。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知名度得分 ^[24] 是85分；全国科学院的其他成员的得分是72分；具有较低声望奖项的获得者的得分是38分；而未获奖的物理学家的知名度得分是17分。科尔兄弟还发现，取得了高质量科学成果的物理学家的知名度与他们获得的荣誉性奖励有关，这些奖励的声望要高于他们以前获的那些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便确定这些模式对于不同等级的科学家所发表的个人论文的知名度（由读者衡量）是否有差异。

有理由认为，随着科学出版物的数量呈指数增长， ^[25] 马太效应的交流功能在频度和强度方面都增加了，这就使得科学家越来越难以跟上其领域工作的发展。本特利·格拉斯 ^[26] 是众人中唯一得出如下结论的人：“或许，对今天的每个科学家而言，所面临的问题中最令他沮丧的莫过要拼命对付科学研究出版物这股洪流，即使在其狭窄的专业领域内亦是如此。”关于科学家的交流行为的研究 ^[27] 表明，面对鉴别本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一日益增加的任务，科学家们在寻找他们应关注的线索。这类线索之一就是作者的专业声望。找出合适的科学文献的问题，与作者希望他们的成果得到关注和利用的问题是对应的：大量增加的出版物使论文争取关注的竞争加剧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的研究 ^[28] 发现，有15％到23％的心理学家读者在选择阅读论文时依据的就是作者的身份。

交流系统中马太效应的作用要求我们揭示和强调科学声望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尽管有时，只考虑发现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似乎认为，科学就是由做出发现的诸多科学家的一系列个人经历组成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科学是公共的事物，而不是个人的事物。诚然，发现的取得是一个复杂的个人经历。而且，既然先要从事发现才会有其结局，因而，无论发现暂时不能成为社会共享的科学文化的一部分，还是很快会成为这种文化中具有重要功能的一部分，这种经历的性质都是相同的。不过，为了促进科学的进步，仅提出丰富的思想、开发新的实验、阐述新的问题或创立新的方法是不够的。必须有效地把创新与他人交流。毕竟，这才是我们所谓的对科学有贡献的含义——即为共有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总而言之，科学是一种由社会共享并在社会中被证实的知识体系。为了科学的发展，只有那些能及时被其他科学家有效认同和利用的研究成果才是有意义的。

因此，在研究构成科学发展的过程时，重要的是要考虑那些对使可能的贡献与科学领域相结合有阻碍或有促进作用的社会机制。从这一视角来看马太效应，我们注意到了这样明显的可能性，即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的贡献，最有可能及时地和广泛地进入科学交流网络，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

[20] 这种对社会有正功能、对个体有反功能模式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令人难忘的富有活力而天真的乐观主义是不一致的，亚当·斯密说：“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在神的指引下，通过个人的作用而促进了人类幸福。”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社会学理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确定人的倾向和社会系统的需求对个体和社会系统都能有效地发挥功能的特定条件。

[21] R. L. 阿考夫和 M. H. 哈尔伯特：《化学家科学活动的工作研究》（An Operations Research Study of the Scientific Activity of Chemists，Cleveland：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peration  Research Group，1958）。

[22] 《心理学中科学信息交换的规划》（Project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Psychology，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63），第1卷，第9页。

[23] S.科尔和J.R. 科尔：《科学中的知名度与显著性的结构基础》（“Visibility and the Structure Bases of Observability in Science”），该文是1967年8月提交给美国社会学协会的论文，在其《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4] 在科尔兄弟的研究中，知名度得分是指在1300多美国物理学家的抽样中的百分比，它表明有多少人熟悉所列出的120名物理学家的成果。此研究还包括对这些知名度得分有效性的考察。

[25] 见德里克·J.德·索拉·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普赖斯曾指出：“所有大致的测量结果表明，无论怎样，科学按指数增长，每年以约7％的复合指数率增长，这样科学每10—15年增长一倍，每50年增长10倍，而在过去的300年里，增长了大约100万倍，因此，我们与现代科学过程开始的17世纪之科学论文的发明已无关联。”［《自然》206（1965年），第233—238页。］

[26] 参见本特利·格拉斯，原载《科学》121（1955年），第583页。

[27] 例如M. 门泽尔的《交流：概念与视角》（Communication：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Washington，D.C.：Spartan Books，1966），由L.塞耶编，第279—295页；以及《美国心理学家》21（1966），第999页。另可参见S.赫纳文，原载《科学》128（1958年）第9页，他指出：“激励人们应用信息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知晓其来源”；S.赫纳另一文见《工业工程化学》（Ind. Eng. Chem.）46（1954年），第228页。

[28] 《心理学中科学信息交换的规划》，第252、254页。未来研究需要有关为不同类型的“阅读”和“浏览”选择科学文献的实际过程更为详细的资料。现在所获得的资料至少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