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奖励系统中的马太效应

科学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相互联系的环境，在其中可以探讨这种既影响科学的奖励系统，又影响科学的交流系统的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我们首先来分析根据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采访所得出的一个主题。这些采访反复指出，著名的科学家获得了与他们的科学贡献不相称的太多荣誉，而那些相对不知名的科学家总是获得与其贡献相比相对较少的荣誉。正如一位物理学奖得主所指出的那样 ^[15] ：“在如何给予荣誉这件事情上，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它总是给予［已经］有名的人以荣誉。”

当我们考察著名科学家所报告的他们的经历时，我们发现，偏爱有名的科学家这种承认模式主要表现在：（1）合作的情况，（2）由不同等级的科学家独立地做出的多重发现的情况。 ^[16]

对于那些声望相差极大的人合作发表论文的情况，另一位物理学奖得主说：“最知名的那个人得到了更多的荣誉，甚至过分的荣誉。”用一位化学奖得主的话说就是：“当人们见到论文上我的名字时，他们总是记得我的名字，而记不得其他人的名字。”一位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是这样描述他对合作发表论文的反应的：

你通常会注意到你所熟悉的人的名字。即使它列在最后，它也是最显眼的一个。在有些情况下，所有的名字你都不熟悉，他们是真正的不知名者。但你会注意到，在论文的结尾处作者对重要人物给予他的“指教和鼓励”表示感谢。因此你会说：“此文出自格林的实验室，或者出自某某人的实验室。”你会记住这些，而记不住一长串作者的名字。

另一位医学奖得主仿佛在倾听这一解释，他在解释他为什么不在合作发表的报告上署名时说：“人们或多或少总会说‘啊，是的，某某人正在C的实验室做某某研究，它是C的观点。’我想避免这种事情。”另一位医学奖得主也提到了这种情况，并进一步指出了它如何不利于年轻研究者事业的发展：

如果某个人要求与一个跟他接触不多的人合作，如果他是与某些著名的人物合作发表成果，那么他就会受到贬低。人们自然会问：“他自己的实际贡献有多少，［有名的作者的贡献］有多少。一旦他离开这个实验室，会有什么结果呢？”

在某些情况下，当年轻学者与知名科学家合作发表成果时，这种对其承认的不利影响显然也可以避免，甚至可以转变为一种资源。如果年轻科学家进而要从事独立的和重要的研究工作，那么这一工作会以回溯的方式影响对他在早期合作研究中的作用的评价。用认为合作发表成果实际上隐匿了年轻作者的姓名的那位医学奖得主的话说：“那些参与过这种合作研究，且后来继续进行了出色工作的人，［确实］会获得相当的承认。”的确，像另一位得奖者所指出的，这种回溯性评价实际上可提高对后来成就的承认：“资历较浅的人有时会被忽视，如果他继续努力的话，这只是暂时的。在许多情况下，一旦有了这种联想，实际上他的工作就会得到认可，而且会得到普遍认可。”认识到这种回溯性承认的方式，就可以部分地解释另一位得奖者所描述的这种偏好：某些“年轻学者认为与一个名人合作发表成果会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既是一种表现的偏好，也完全是有助益的偏好，因为我们看到，获奖者本人谈到曾与例如费米、G.N. 刘易斯、迈尔霍夫（Meyerhof）或尼尔斯·玻尔一起工作时，也有一种自豪感。

以上是在合作发表成果时，奖励系统中荣誉的不平等分配问题。这种不平等分配也常常发生在独立的多重发现情况中。当几乎是相同的观点或发现分别被一名很有声望的科学家和一名尚不知名的科学家独立得出时，我们往往听说，前者通常首先获得承认。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注意到了一种与这种模式近似的情况：

当碰巧两个人提出相同的观点时，有一个人会因此更知名。如E提出了一个观点，他忙得团团转试图为……做一个实验。但没有人做，实际上它也就被忘记了。最终，A，B和C做了，他们成名了并荣获了诺贝尔奖……如果事情稍有不同，如果当E提出想法时，有个人想做这一实验，他们就可能共同发表此成果，他也就会成为名人。而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脚注。

这种过程是以牺牲年轻科学家而有利于著名科学家为代价的，一位物理学奖得主的人生经历就是对此的出色概括，他在其事业的不同时期经历了这两种不同的体验。他回忆道：“当你没有得到承认时”，

有些令人气愤的是，当某人和你齐头并进，他发现了显然你也发现的事实时，每个人都给予他以荣誉，仅仅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或是其领域的一位著名人物。

在这里，他是从成名之前碰巧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的角度评论他所提及的这种事例。当他意识到他的地位已发生了重大改变时，谈话就变了一个样。从早期他认为自己是这种模式的受害者的角度，转变到了现在具有较高地位者的角度，他接着说道：

这种事常常发生，现在，我自己稍不注意，就可能因其他人的发现而获得荣誉。由于我是名人，因而当我说什么时，人们会说：“是的，他就是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其实，我可能只是在说其他人以前已经想到了的事情。

最终，两种相互补偿的不公正的组合，实现了一种大致的公正。他早期的成就受到了低估；而后期的成就得到了过高的评价。 ^[17]                

显然，完全可以把这种对科学成果之荣誉的不平等分配的复杂模式描述为马太效应，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说：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用不太正式的话说就是，马太效应即指，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更有可能被认定取得了特定的科学贡献，并且这种可能性会不断增加，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名的科学家，这种承认就会受到抑制。诺贝尔奖得主提供了有关这一效应的推定证据，在证明这种效应的出现时，他们是作为无意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若是作为后者，他们的证明就值得怀疑。

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著名科学家都充分意识到了马太效应的这种作用，并特别努力加以抵制。最典型的是，为了避免降低对他们的尚不知名的同事的承认，他们对合作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时在发表论文时拒绝署名。而且如哈丽特·朱克曼所发现的， ^[18] 在合作发表论文时，他们倾向于把第一作者让给其合作者。此外，她还发现，那些在获诺贝尔奖之前就已有名的科学家，比那些不太知名的后来获奖者更早地把第一作者让给其同事，但这两类获奖者，即早已成名的人和不太知名的人，都在获奖之后大大增加了这种做法。不过，后者的努力可能更多地反映了获奖者的良好愿望，而不是试图纠正因马太效应所造成的荣誉的不平衡分配。用朱克曼所引的一位获奖者的话来说：“如果发表论文时我的名字排在第一，那么每个人都会认为其他人只是技术员……如果我的名字列在最后，那么人们也会因整个成就而称赞我，因此我想让其他人获得更多的荣誉。”

在科学中获得公众认同的问题也许会因多名作者合作的论文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会加重，其中新手的作用会因那些著名的合作者的光辉而变得黯淡。即使只有两个合作者，这种效应仍会在那个地位有些“低微”的年轻者身上发生。由于受到两倍或三倍的轻视，他的作用可能会削弱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因而即便他以后有重大成就，其在早期工作中的作用几乎也得不到承认。举一个切题的例子，W.I.托马斯通常被认为是学术著作《美国的儿童》（The Child in America）一书的唯一作者，尽管在书的封页上准确无误地表明它是由威廉·I.托马斯和多罗西·斯温·托马斯合著的。考虑一下此书于1928年出版时两位作者的地位，可有助于解释这种经常出现的错误认识。W.I.托马斯当时65岁，是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主席，是后来公认长期位居榜首的美国社会学家，而多罗西·斯温·托马斯（7年之后才成为前者的妻子）受到双重不利条件的影响，即她是位女社会学家且年龄只有20多岁。尽管她后来也有了突出的科学事业（顺便说一句，她于1952年被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主席），但甚至连那些平常很细心的学者也把这本早期的著作完全归功于她的著名合著者。 ^[19]

我们可再次回到《新旧约全书》（Scriptures），以便说明马太效应中提高地位与压抑地位的要素。非基督教正经《次经传道书》（Ecclesiasticus）有一大家熟悉的经文：“我们现在来赞颂名人吧”，显然，可以据此把这些要素称作“《次经传道书》要素”。

人们将肯定注意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把马太效应主要看作是涉及科学成就之荣誉的公正分配问题。他们大多是根据它在提高地位或压制承认上的作用来考虑的。他们认为它导致了无意的双重不公正，即不知名的科学家成了不公正的受害者，而知名的科学家成了不公正的受益者。简言之，他们从奖励系统的根本的不公正看待马太效应，认为它影响着每个科学家的事业。但是它对科学的发展还有其他一些含义，为了对之加以确定，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理论视角。

[15] 参见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第8章。注意到著名科学家总是获得最大份额的荣誉的，不仅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哈格斯特龙所作的抽样研究中可以看出，那些不很有名的科学家也有相近的看法（《科学共同体》，第24、25页）。

[16] 第三种情况可从采访的记录中推出，即相对不知名的科学家撰写的论文由著名科学家提交，它发表和受到尊敬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有关这一情况的系统资料很缺乏，不足以详细研究。参见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第6章等处。

[17] 这种补偿模式当然只能在这样一些科学家中获得，他们最终会得到承认和相关的进一步的奖励。但是，由于所有的社会分层系统都包含不同的生活机会，所以问题是，处在被剥夺了权利的阶层中的个体，其才能在多大程度上不能得到承认和开发，其成果被社会错过了。更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找出流动渠道对各个制度领域中的有才能的人是否是公平开放的。在对才能的承认方面，当代科学比艺术、政治、专门职业或宗教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还是更少的机会？其社会根源是什么？

[18] 哈丽特·朱克曼：《科学论文作者的署名顺序方式：社会象征意义及其模糊性研究》（“Patterns of name-ordering among authors of scientific papers：a study of social symbolism and its ambiguity”），《美国社会学杂志》74（1968年），第276—291页。朱克曼博士不愿屈尊给予这些行为以注定的称号，但我将说：显然，这些都是“位高责任重”的事例。

[19] 如关于此书的评论，见由莫里斯·内坦森（Maurice Natanson）主编并写导言的阿尔弗雷德·许茨的《文集》（Collected Papers，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2）两卷本第1卷，第348页，注释71；彼得·麦克休：《情景定义》（Defining the Situation，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8），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