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奖励系统与“坐第41席位者”

我们最好是先根据早期的理论表述和经验研究来对科学的奖励系统进行一般性考察。不久之前我们就已注意到，科学领域中的分等的奖励，主要是根据科学家同行对研究的承认而分配的。这种承认因科学家同行所评定的科学成果等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别。科学家的自我形象以及公众形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确认了其他重要人物的证明，即这些科学家在不同方面达到了制度对其角色的严格要求。

在经验研究方面，许多研究者考察了被如此理解的科学奖励系统的各个方面。例如，格拉泽 ^[3] 发现，一定程度的承认对稳定科学家的职业生涯是必要的。在一例个案研究中，克兰 ^[4] 用出版物的数量（姑且不考虑质量）作为科学产出率的测量指标，并且发现，一流大学中高产的科学家，比在较低层次的大学中有同样产出的科学家获得的承认更多。哈格斯特龙 ^[5] 提出并部分验证了这一假说，即科学中的物质奖励主要功能是加强一个奖励系统的作用，在其中对科学贡献的承认的主要奖励被用来换取科学信息。斯托勒 ^[6] 分析了科学家对承认的矛盾心理，“一个例子是，无私利性规范的作用使得科学家否认科学中的影响和权威对他们的价值。”朱克曼 ^[7] 和科尔兄弟 ^[8] 发现，那些因其事业的早期研究而获得承认的科学家，在后来比那些没有获得承认的科学家更为多产。而且科尔兄弟还发现，至少是在当代美国物理学界，奖励系统的运转大都遵循着科学制度的价值观，因为研究的质量会比数量更经常也更大地获得奖励。

在科学中像在其他制度领域中一样，当个人或组织代表一个大的共同体承担对重大成就进行评定并提供适当奖励的工作时，奖励系统运转就会出现一个具体的问题。例如，人们常常假设，20世纪科学中的最高奖励——诺贝尔奖，会使其获得者在同代的科学家中鹤立鸡群。然而这一假设与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符，即大量科学家没有获得这个奖，也不会获得这个奖，但他们对科学的进展做出了与获奖者同样的贡献，甚至更多。这可以描述为“第41席位”现象。这一称号的由来是非常清楚的。应当记住，法国科学院较早的时候决定，只有40个人能有资格成为法国科学院的40名定额院士。在数个世纪中，它对数目的这一限定自然不可避免地把许多有才能的人排斥在外，而他们也赢得了自己不朽的地位。我们所熟悉的坐这41席的人包括笛卡儿、帕斯卡、莫里哀、培尔、卢梭、圣西门、狄德罗、司汤达、福楼拜、佐拉（Zola）、普鲁斯特。 ^[9]

法国科学院所存在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于其他旨在鉴别和奖励天才的制度之中。在所有这些制度中都有一些坐第41席位者，不属于法国科学院的那些人，至少与进入法国科学院的那些人有同样的天才。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是由于判断错误，从而以牺牲多数有才能的人为代价，把少数有才能的人吸收进去了。历史扮演着上诉法院的角色，随时可以推翻下级法院受同时代的短见所限而做出判决。然而在更大程度上，第41席位现象是对最高承认限定了数目的人为结果。此外，当特定的一代人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成就时，那么按照数目固定的规则，一些与获奖者有同样高水平的成就的人就会被排除在获得荣誉者之外。的确，他们的成就有时远远超出缺乏创造性时代的那些成就，而后者已经足已证明它们有资格获得高层次的承认。

诺贝尔奖仍具有其显赫地位，因为第一类错误，即值得怀疑或价值不大的科学成果误获荣誉的现象是极少的。不过第二类错误的限制不可避免。较少数量的奖励尤其在科学有巨大发展的时期意味着，将会有许多坐第41席位者（而且，由于管理这一奖项授予的条款不对亡故者提供承认，因此坐第41席位者总是存在）。最高奖励中的这种缺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由其他对科学成就的奖励来弥补，因为它们无论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具有与之相同的声望。另外，人们已注意到，人为固定人数在诺贝尔奖中产生的坐第41席位者的情况，通常也存在于其他具有较低声望（尽管现在有时提供更多的金钱）的奖励中。

反思科学界中荣誉和声望分层的科学家都知道这一切；诺贝尔奖获得者本身也知道并重视它，瑞典皇家科学院（Swedish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皇家卡罗琳学院（Royal Caroline Institute）的成员也了解这一点，他们面临着做出最后决定这一令人困窘的差事。每当后者暗示，在奖金不足的情况下，“达到获奖水准”的成就可能得不到奖励，他们就是在证明第41席位现象。这样，以诺贝尔奖为例，这些坐第41席位者构成了一个杰出者群体，其中包括诸如：威拉德·吉布斯、德米特里·门德列耶夫（Dmitri Mendeleev）、W. B 坎农（Cannon）、H.昆克（Quincke）、J.巴克罗夫特（Barcroft）、F.德雷尔（d’Hérelle）、H.德弗里斯（De Vries）、雅克·勒布（Jacques Loeb）、 W. M.贝利斯（Bayliss）、E.H. 斯塔林（Starling）、G. N. 刘易斯（Lewis）、A. T. 埃弗里（Avery）和塞利格·赫克特（Selig Hecht），更不用说，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在世而未能摘取诺贝尔奖桂冠者清单。 ^[10]

在科学荣誉的分层体系中，也许存在着一种对科学家的事业有影响的“棘轮效应”， ^[11] 以致一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知名度，他们此后就不会远远跌落到此水平以下（尽管他们会被新人超过，因而其声望会相对下降）。一旦获得诺贝尔奖，终生都是诺贝尔奖桂冠者。不过，基于对已完成工作的承认的奖励系统会诱发继续的努力，这既可以证实科学家具有非凡的能力这一判断，也可检验这些能力是否具有持续的潜力。按照那些已达到顶峰的人的经验，从山下到达顶峰似乎只是到了另一个起点。科学家同行及其他同事都认为，他的每一项科学成就只是新的和更大成就的前奏。这种社会压力通常不会让那些已攀上了科学成就的崎岖山峰的人满足现状。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即著名科学家自己的浮士德式的抱负不断提高，使得他们不停地工作。对他们的期望会越来越高，而这会形成自己的动力和压力的尺度。在达到科学顶峰后止步不前的情况通常比人们可能想象的要少一些。 ^[12]

从帕森斯严格定义的意义上说，科学家同行对科学成就的承认就是一种奖励。 ^[13]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承认可以转变为有用的财富，能够更大地促进有名望的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奖励系统并不以任何群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通过对科学家提供分等的不同机会，扩大他们作为研究者的作用，从而影响着科学中的“等级结构”。这一过程提供了不同的取得科学成果的方法。在当代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历史转变中，科学研究需要昂贵的和常常是集中化的设备，这一过程就变得更为重要了。所以在基于荣誉和声望的地位体系与基于不同生活机会的等级体系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作用，这决定了科学家在科学的机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 ^[14]

[3] 参见B.G. 格拉泽：《有组织的科学家的职业生涯》。

[4] 参见D. 克兰文，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30（1965年），第699页。

[5] 参见W.O. 哈格斯特龙：《科学共同体》第1章。

[6] 参见N.W. 斯托勒：《科学的社会系统》，第106页；另见第20—26页，103—106页。

[7] 参见H.A.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

[8] 参见J.R. 科尔与S. 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

[9] 我所采用的说明这种普遍现象的术语，来自于阿尔塞纳·奥赛有关法国科学院的专著：《法国科学院第41席位者史》（Histoire du 41^me Fauteuil de l’Academie Francaise，Paris，1886）。

[10] 这里所列的只是一部分人，他们都完成了“达到获奖水准”的成就，资料来自《诺贝尔其人与诺贝尔奖》（Nobel：The Man and His Prizes，London：Elsevier，1962），以及为颁布诺贝尔奖的科学院和研究院的正式出版物《诺贝尔学刊》（Nobelstiftelsen）。

[11] 我要感谢马歇尔·蔡尔兹，因为他指出，由詹姆斯·S.杜森贝里以另一方式引入经济学的这一术语，适用于参照这种声望积累的模式对相继成就的说明。关于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参见杜森贝里：《收入、储蓄与消费者行为理论》（Income，Savings，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年），第114—116页。

[12] 由社会所强化的抱负的提高过程，不同于迪尔凯姆的“欲求无止境”（insatiability of wants）概念，在M 克林纳德编的《失范与越轨行为》（Anomie and Deviant Behavio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4）中，R.K. 默顿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考察，参见第213—242页。

[13] T. 帕森斯：《社会系统》，第127页。

[14] 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论文《阶级、地位、政党》（“Class，Status，Party”）中，提出了处于不同分层系统中的地位的可变性，见 H.H. 格斯与C. 米尔斯合编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