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奖励系统的功能和反功能

在本章的第一节中，我已简要讨论了支撑任何承认优异的系统之可能的理论基础，这种优异既包括能力方面，也包括成就方面。现在也许很有意义的是，再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当人们评价对优异成就予以承认的主要目的时，人们就会联想到这些问题。就目前而言，考察两个主要的效果和与它们各自相关的问题就足够了。第一个效果是承认将可能使被承认者受益；第二个效果是它将对其他人产生可能有益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优异之发展的气氛。

这里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确定奖励的时机的选择。在事业的哪一阶段做出承认将证明是对被承认者最有帮助的？在这里，我甚至不可能对此问题进行仔细的考察，只想作几点说明。

法拉第的谈话是个很恰当的例子。正好在大约一个世纪前，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审议委员会问他：“在这个国家，是否政府或立法机关采取的任何议案都能改善科学的地位或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呢？”法拉第根据自己的经历做了回答，他当时63岁，他说他本人很久以前得到过他所需要的一切帮助和承认；他不能说他不“重视这些荣誉”，的确，他高度珍视这些荣誉，尽管他认为他从不是为了荣誉或刻意追求荣誉而工作；但是即使新的荣誉“现在来了，它们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对我有很大吸引力了”。

法拉第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是否是这样确实是个问题，看起来新的奖励似乎对于那些接近垂暮之年、已经获得了重大承认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

通常，那些已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人，对在其生活的后期才获得荣誉性承认会感到非常酸楚，这种承认“本应该”早早给予他们。赫伯特·斯宾塞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描写自己时用的完全是他描写全人类时的腔调”，他尤其对迟到的荣誉的不公正性，并且从普遍意义上对奖励成就系统的不公正性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他致道德与政治学会（Académie des Science Morales et Politiques）的信函中，解释了为什么他必须谢绝当选的荣誉，他说这类荣誉对“更有前途的人”最有用，因为他们“陷于同偏爱成名者的社会的不利环境进行的斗争之中”，有时这类奖励可以把他们从中解救出来；但是这种帮助通常是在不再需要它时、当障碍被克服之后才到来的。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宾塞在其晚年几乎谢绝了授予他的一切荣誉。

如果我们可以从我碰巧遇到的例子做出判断，那么这类反响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当凡勃伦很晚才被要求出任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时，他的答复是：“当我需要它时他们并未给予我。”博物学家和学者达西·温特沃思·汤普森，经典之作《增长与形式》的作者，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他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尤其是直到年近60岁时，他才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当一向平静的霍姆斯大法官被哈佛（特别是由埃利奥特）授予他法学博士时，他说他没有丝毫“真正的喜悦感”，因为这一“荣誉来得太迟了”。

是否存在着这样的荣誉体系，它们既会避免因荣誉来得“太迟”而变得“太轻”，也会避免相反的错误，即因荣誉来得“太早”而变得“太多”（其中荣誉获得者在得到了最高奖励后，就会自满地停滞不前了）？

如果说斯宾塞因直到很晚才引起官方重视而十分痛苦的话，那么他的同行赫胥黎作为一名科学家却在很早就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他的日记中讲述了在他26岁时被选入皇家学会意味着什么，当时他在竞争者中是最年轻的一位。最重要的是，这显然使他有了非常必要的自信：他的工作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是对他所做的事情的“价值承认”。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由于赫胥黎偶尔也会认为自己是个笨人，并且怀疑他自身的能力，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荣誉的唯一用途就是治疗沮丧发作的一剂解毒药。”当他得知他差一点就获得皇家学会奖章后不久（只过了一年，他就荣获了该奖章），他又说：“除了它作为一种获得地位的手段这一实用价值外，我对奖章没有太大兴趣。我所关心的是，这个地位所标志的东西证明我所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我是个固执己见和执拗的人……曾有不少次，重大的疑云笼罩在我的心中，后来，像这样的证据又恢复了我的自信。”阻止严重的自我怀疑的功能，可能是有效管理的公开承认体系最为重要的结果之一。

授予较高荣誉的时机选择问题，长期以来受到科学家们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这是否会对科学研究有所激励。在法国，“科学”这个词到了19世纪之初才开始使用。当时没有多少人敢于反驳很有权威的拉普拉斯所提出的任何观点，但拉格朗日是这些勇敢者之一。当然，这两个人都是有名的院士，他们就作为未来院士的弗朗索瓦·阿拉戈的优点展开了争论。拉普拉斯理解阿拉戈工作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但认为这仅仅是有希望的迹象；拉格朗日打断他的话说：

“即使您，拉普拉斯先生，当您成为院士时，也没有什么辉煌的成就；您也只不过给人带来了一点希望而已。您的重大发现是在此后才取得的。”

［拉普拉斯从自己的例子转到了他所信仰的相关原理：］“我坚持认为，把院士职位留作一种未来的回报对年轻学者是有益的，可以激发他们的热情。”

［拉格朗日反驳道］“您就像个出租马车的车夫，赶着马疾驰，把一束干草绑在马车车辕的杆头；可怜的马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但干草总是在它们前面飘动。最终，车夫把它们累垮了，而且很快它们就死了。”

这段对话的副本也许不是逐字逐句的记录，但是它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把重大奖励作为激励尚未表现出优异的优异者和使他们恢复自信的手段，选择什么时机最佳？

这些分散的评述集中于一点，即奖励相对于获奖者的功能。有关它们对价值观和对刚刚开始其研究的新手的功能的简略评价，可参见柴斯洛夫·米沃什对“知识分子”的公众承认所做的评论。

米沃什事实上认为，不应只从心理学角度把荣誉性奖励看做会对优异的工作起到激励作用。这些奖励还具有一种社会功能，即证明优异工作的优点，若非如此，这些优点会被认为只有很小的社会意义。承认可以制止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与社会有隔阂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