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承认与优异之多重关联的结构和功能

试图澄清我们关于对优异的承认之看法的一个办法，是从方法上考察承认与优异之间的联系。可用一种人们熟知的逻辑句法来勾勒这些联系的基本轮廓，按照这种句法，每个词语的每种意义与另一个词的每一意义作不同的结合，如下表所示：

1. 工具性承认，作为品质的优异

2. 荣誉性承认，作为品质的优异

3. 工具性承认，作为成就的优异

4. 荣誉性承认，作为成就的优异

通过探讨承认与优异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可以区分出四个主要类别的问题，它们明显地与下面所讨论的事项有关。在简要分析每种情况时，我自然并不认为，我已指出了需要考虑的所有问题。

（一）工具性承认与作为品质的优异

这是指在优异的能力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对其加以鉴别的研究。显然，首要的问题是对旨在尽早鉴别天才的现行程序做出正确的评价。人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在极大程度上，这种研究现在强调的是对那些鉴别首先是年轻人，其次是成年人的个人才能的各类检验和测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这类工作受到了看似有影响的批评者的非难，例如威廉·怀特，他认为：（a）若它们的有效性极小，那么它们是误导性的；（b）若它们的有效性很大，那么它们预示着在一个警察国家中，我们每个人都被专家一劳永逸地置于某一职业位置之上，而这一切都是以我们的个性和自主性为代价的。我并不想对此批评做出评价；它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尽管有些部分貌似很有根据。

然而，在我看来，对于发展其他的及早识别具有优秀才能的人的方法，所做的工作是很少的。人们的印象是，几乎在每一社会中，只有某些人在天才尽人皆知之前有发现他们的眼光。或许应当努力找出这些像警犬一样敏锐的人，这些人不知怎么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了潜在的品质，不知怎么在首次遇到优异时，并且在其他人认识到之前就把它识别出来了。他们是些什么人？无疑，其中的一些人是教师，他们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难免会接触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而且其中有些人的敏感能力并没有因实施教学法而丧失，或者因某种文案工作而变得迟钝，以致看不到应当看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根据某些早期的关于鉴别社区中“有影响的人物”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就可做出判断，那么，可以说这些非正式的天才侦探也会从许多其他的生活领域中找到。他们可能是牧师或艺术家、报社编辑或医生。他们的职业范围可能很广泛，但是他们共同的一点就是能识别各类真正的有才能人。他们是美国的民间“伯乐”。

这类人有多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完全凭借人们的想象。也许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少，以致他们可能处于最好的环境之中却显不出来。但也许不是这样。事实是我不知道并且（因而？）我极为怀疑有人真正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找出他们。我认为，我们这里所需要的是对“发现天才的天才”和如何尽早发现天才进行一些仔细的研究。对两三个社区的探讨也许足以看出这是否值得去做，以及什么不是完全无关的、是否可以去做。

如果这些民间的伯乐数量很大，如果辨识他们的方式能够得以发展，他们就会成为鉴别优秀人才的公共事业的重要力量。要实现这一点，就有必要赋予他们以某种正式身份。作为独立的个体，若脱离能力选择与奖励的制度机制，那么就不会有人听从他们。或许，从棒球和其他体育运动的伯乐们最初朴素而现在越来越专业化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全面来看，他们在发掘相对开发不足的天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地方上的伯乐有时会使我们直接注意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正式的能力测验中表现不佳，但仍有能力把某些事情做得相当好。换言之，伯乐也会纠正有时必然会出现于大量对人的能力的测量之中的错误。首先是，他们也许要消除其中的某个偏见，这种偏见的大小尚不得知，但我相信，它是我们把优异当作品质并对其加以奖励的体系中所固有的。如果这种偏见确实存在，它会使未成名的但大量的有能力的年轻人被埋没，这是不公正的，并使社会失去一些才华横溢的成果，这是浪费。既然道德的考虑与权宜的考虑难得一致，我们就应该对这种相吻合的例子特别注意。

“大器晚成”的情况及其对优异性承认的意义。艾伦·格雷格是一个有智慧和优秀的人，据我所知他是唯一的一个窥见偏爱早熟者的人，这种偏爱被置于发现和奖励天才的制度之中。他是通过先辨识四种类型的“应变能力”而找出问题的，每一类型的“应变能力”都分别与“对能力的承认”相关［在《寄语未来的医生》（“For Future Doctors”）中，他讲的是医务人员，但我认为可以把它推而广之，适用于所有职业］。

（1）壁垒型能力：是指迅速上升较早地达到一个顶点后，又开始逐渐下降。用句不中听的话说就是，曾经快速辉煌跃起，却又骤然黯然跌落。

（2）高原型能力：同样是指迅速地达到顶峰地位，但能保持住。这是一些可靠而持续的表现者，没有大起大落，不受厄运或糟糕管理的制约。

（3）缓慢渐进型能力：表现为在其一生中有平稳而缓慢的发展；指开始较慢者，他既不会带来重大的期望，以后也不会带来很大的失望。他会成为其领域的“老黄牛”。

（4）大器晚成型能力：他会设法使成功与奇迹结为一体，由于其能力表现太晚且没有被寄予期望，不会令人振奋，因而几乎他不会引起妒忌，也不会有什么追随者浪费他的时间。

尽管这四种类型中的每一种都与我们的主题有某种同源的关系，但是我想集中讨论“大器晚成型”，因这一类型对鉴别和奖励有才能的人的制度的运行，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由于大器晚成者在开始时发展缓慢，他自然属于常常被忽视的那类情况。这种内在的忽视很可能是由于我们社会制度的特性决定的，我们的社会制度只重视能力的早期表现，即重视早熟者。我认为，对于这种情况没有比格雷格的论述更好的了：

大自然并不吝惜时间，是的，它十分慷慨，从而使人类有特别的机会去学习。在奖励早熟而撇开这种自然优势时，能有什么收益呢？我们按照年龄顺序安排孩子进入相应的年级，如6岁起进入小学一年级，而大多数人进入大学的年龄为17岁半到19岁。当你的学生大部分是同龄时，学习奖励——从奖学金到实习补助金和高级医学训练，会给予那些同龄者中非常聪明的人。换言之，你奖励了早熟，但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后来能力的预兆。因而事实上，你无意地轻视了人们最基本的教育资本——成熟的时间。

格雷格进一步论证说：“早熟可能会在短时期的竞争斗争中取胜，但从长远看，其代价是只有较慢的发展速度，而且需要较大的潜力。”在主张较慢的发展与更大的潜力有重要关联时，格雷格也许对他当时的结论采取的是假设的态度，但是他的观点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只知道最终取得了成功的“大器晚成者”；但我们不知道那些潜在的大器晚成者，他们在年轻时既未得到支持也未得到响应，从来就没有想过得到自己应获的东西。通常根据与他们的同龄组的早慧者比较来判断，多把他们当作是缺少能力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被我们确认能力的制度筛选过，因为这是一种以年龄顺序为基础评价相对能力的筛网。由于他们被制度系统当作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平庸之辈，所以许多有潜力的大器晚成者有可能相信自己就是这样，并以此方式行动。至少我们对其知之甚少的自我形象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表明，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我们当中那些所谓“受他人指引的人”，大多数时候倾向于按照其他人直率地说出的对我们的印象而形成自我形象——我们的潜力形象和成就形象。而且这种制度权威对我们的看法，特别容易变成自动实现的形象：如果教师检查了我们的衣阿华测验分数和我们的能力测验成绩，并与我们的同龄人相比较，从而得出结论说，我们是平庸之辈，并这样对待我们，那么他们就使我们会成为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的人。

重要的是，我认为很可能，格雷格所认识到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其他制度对早熟的偏爱，显然对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在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中，潜在的大器晚成者比他们在中层和上层中的对手更易于失利。如果贫穷的孩子不是早熟者，如果他们不能在其生活的早期展现其巨大的才能，他们就得不到奖学金和其他经费资助这类奖励，那么他们就会辍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永远实现不了他们的潜能。那些经济宽裕的潜在大器晚成者会对迟到的承认有更美好的期望。即使他们最初在学业方面表现不佳，但无论如何，他们很容易而进入大学学习。按照他们所在的社会阶级的价值观，这是应当做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家庭也有能力供他们读完大学。一直留在这个系统中，他们就可以最终实现愿望。但是处于较低阶层的更多的竞争者，部分可能永远失去了机会。因此，我们的制度对早熟者的偏爱，会对在经济和社会上没有占优势的大器晚成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而这个群体或许可以由我们的民间的伯乐来拯救。

我已详细论述了对能力优异的工具性承认的这些方面，因为它们似乎最易被忽视。这些是心理测验和测量都未解决（它们也没想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学研究，集中考察现在对天才的鉴别和选择的社会过程。无论如何，这是值得考虑的。

（二）荣誉性承认与作为品质的优异

我已经不可避免地触及对较高的能力的荣誉性承认——给予象征性和物质性的奖励。对此我没有太多要补充的，因为我想转向其他问题。因而在这里，我只对某些值得注意到的问题略作说明。

一个问题是：对能力的荣誉性承认的范围有多大？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对那些竞争中的胜者承认得太多了，而对那些只是名列前茅的人承认得太少了？对排名在这些人之后的其他人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我并不主张，不考虑论其能力，向所有人提供无意义的安慰性奖励。这会满足一小部分人的目的，而且事实上也许会损害公众对远大前程的承认的意义。不过，人们的印象是，对前程之承认的截止点，不是仔细评价后确定的，而是其他决定的产物。

另外一个问题已在正文中探讨过了：怎样改变局部的价值倾向，从而能赋予学术和艺术的兴趣与能力更重要的意义？人们通常会说应该这样去做，但是很少有人论及怎样才能做到。我认为，探讨这种似乎指明了所要达到的目标的研究方式和行动方式是很有价值的。

（三）工具性承认与作为行为的优异

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有鉴别能力优异，而且有鉴别实际成就的优异。乍看起来，这似乎像是要自圆其说。不同于不易观察到的能力的优异，已被证实的成就的优异大概必然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恰恰是这个假设应受到质疑，而不应认为是一个事实。

那么，哪些类型的优异成就基本被忽视了，也许，只被少数直接受益于这一成就的人所承认呢？

我已经说过，长期以来，我就对鉴别和奖励那些促进他人取得优异成就者感兴趣。因此，我总是喜欢提到这个话题，也许正是它使我投入这方面的研究之中。即使我尽可能地克制，我仍然认为，它对任何承认优异成就的单位来说都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主题。

有一种优异可能相对来说未被关注到，这就是某些人所具有的激发他人取得最高或最大成就的才能。我是从广义即激发他人取得最大成就，而不是从狭义即使他人的优异焕发出来考虑的，因为这似乎是这一类型的本质。这类人不仅会成为我们的非正式伯乐中的一员，他会发掘优异并尽量去帮助它得以成功，而且通常，这类人可做出较大的尽管不是惊人的事情：他们会使其周围的人取得最佳成就，包括那些才能明显较差的人。

假设的这种人可以称之为催化剂。（我想，用“催化剂”这个词可能不够严格，因为我相信他在其过程中也会有某些变化，但因找不到更好的词语，姑且用这个词。）我们都知道，这些人类价值的催化剂是加速人们的正向发展的促动因素。我们当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人能非常有幸亲身碰上一两个这种人。从早期到近年来的历史，有时也记录下了这类人以及他们在促进人们取得成就上的无可否认的作用。或许他们需要做无名英雄，以便完成自己选定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荣誉性承认也许就是自拆台角。

我下面列举的一些例子是相当随意的，即它们碰巧引起了我的关注，它们涉及爱德华·马什或伊萨克·比克曼（Issac Beeckman）或马林·梅森神父或德·贝律尔红衣主教。从刚刚出版的由克里斯托弗·哈索尔撰写的马什的传记来判断，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天才，但是如评论家哈罗德·霍布森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所指出的，“他是其他人的天才的激发者，或解放者”。（在这些“其他人”之中，有一位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人们会被认他是不需什么帮助就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另一个完全不同时代和地点的唤起优异者是17世纪的伊萨克·比克曼，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具有某些天赋的数学家，但是其名气主要在于发现和唤起了尚未被他人注意到的年轻的笛卡儿的数学天才。我们来考虑一下笛卡儿，他是一系列催化作用的受益者。除比克曼之外，还有梅森神父，他是17世纪科学的集大成者，正是梅森为笛卡儿（及其他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对他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和数学问题。后来，据说笛卡儿得以发表其某些论著，完全是由于德·贝律尔红衣主教坚持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良心的责任”，而且笛卡儿也有责任在当时说明“du tort qu’il ferait au genre humain en le privant du fruit de ses méditations（因剥夺人类深思的结果而给人带来的损害）”。早期的这些所谓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谈话，必然令人怀疑，因为当时没有录音作为证据。但是由笛卡儿自己的信件似乎证实了其主要意义：在贝律尔之前，笛卡儿轻蔑地拒绝了成为一个“faiseur de livres”（著作家）的观念；但在贝律尔之后，他所做的根本不同于以前。

在这几个例子中，梅森神父一定会被认为是催化剂的原型，他发现了康帕内拉（Companella）、培根、伽利略、赫伯特（Herbert of Cherbury）的优秀品质，并找到了适当的承认他们的方式。他是许多大人物的朋友，这些人彼此陌生，只能通过他来交流，其中包括：博格兰德（Beaugrand）和德扎尔格（Desargues）、笛卡儿和伽桑狄、罗贝瓦尔（Roberval）和霍布斯。他激励别人取得了他自己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帕斯卡对梅森神父的颂扬，也是对那些无私地唤起他人优异品质的人的颂扬：

他有提出大量问题的独特才能，这些问题既不相同，也没有同样地得到解决的运气，而所有的荣誉就在于解决问题。当然，人们确实感谢他，因为他曾创造了许多发现的机会，如果他没有激起科学家的欲望，这些发现也许永远不会实现。

再列出一些唤起优异者没有什么太大困难，他们可见于伟人的传记之中。但除了偶尔的轶事外，我们对造就了最优秀的当代天才的催化剂式的人物所知无几。对此进行研究将既有价值而且显然也是可行的。可以遵循为研究某些地方社区“有影响的人物”所设计的研究模式：亦即研究那些常常被周围的人找来征询建议的人。要使这种方法适应当前的目标，人们就应该着手编出在自然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或许还包括政府、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杰出人物录。可以对这些人进行抽样调查，以查明在他们的事业过程中，他们是否曾遇到过催化剂式的人物，即使他们的最佳才能显露出来的人。所列出的清单可形成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这种研究将特别关注那些不止一次发现了人才的人物。因此，这些人就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唤起优异者群体（不一定是有代表性的样本）。有待考察的是，他们是些什么类型的人，哪些人的唤起优异者的角色已被公众认可，等等。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在社会上并不知名的人物，他们为其他那人所取得的众所周知的优异成就做出了很大贡献。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这些唤起优异的人只在与其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圈中被人知晓。有些人可能是这样，只在当地使自己周围的最优秀者涌现出来，这些人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其他一些人，可以证明是大多数，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人物，他们已得到了其所处的地区以外的认可。总之，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被克莱夫·贝尔描述为这样一类倾听者，他引导人们去说出值得听的事情，他在封闭式的布卢姆斯伯里小组（Bloomsbury Group） ^[2] 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荣誉和声望。斯特雷奇的例子也提醒我们，唤起优异者从其自身来说也是一名优异者。这些角色并非是相互排斥的。

这里再分析这种双重角色的另一例子，这个例子来自科学界。约翰·纽波特·兰利（John Newport Langley）对实验生物学的诸多贡献——他的研究几乎持续到1925年他去世，足以奠定他在这门学科的编年史中的持久地位；至少C. S.                        谢灵顿有这样的判断，他们大概相互认识。但除了他自己的科学贡献外，兰利也是其他人获得科学发现的源泉。他在剑桥的生理学学院是“优秀生理学家令人惊讶的多产之地”，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本人作为这个研究群体的导师的直接影响的结果。（作为一名讲演者，他显然没有影响力。）除此之外，他还帮助确立了全英国心理学工作和心理学实验报告的等级标准。

这些其优异成就获得了广泛承认的人，也许容易得到人们有主见的承认，认为他们有使他人的优异焕发出来的能力。但是其他许多人的情况可能极不相同，他们只创造了很少有知名度的成就，但他们潜在的才能形成了使他们周围的人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至少是诱因。我认为这些人被忽视了，尽管许多学院和大学对其“伟大教师”（这些教师本身可能没有学术和科学成就）给予了承认。尤其是，也许被探索网络认可的这些人，指导了已取得了公认的杰出成就的人。

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应再重申一下，这些唤起优异的人是否应获得公众承认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应考虑到使他们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可能产生的后果。或许他们希望做相对来说默默无闻的工作。对这些大概无名的英雄的正式肯定体制，或许会造成对现实事物的模仿。公开的奖励，无论是金钱形式还是荣誉形式，导致了诸多模仿，在这些模仿中外在的东西取代了真实的东西。正如我在下一部分将要指出的，这一危险存在于每一种奖励系统之中。但是显然，可以设计一些事先考虑和抵制这一危险的体制，即使不能完全消除此类危险，也可以抑制它。

（四）荣誉性承认与成就的优异

我将对一些假定和问题提出几点疑问，这些假定和问题在历史上与有关优异成就的公众承认的正式体制联系在一起。

首先，是成就的“单位”问题，这是构成质的判断的基础。它是指一个发现、一篇论文、一部著作、一幅画、一个建筑、一座塑像，还是指一首交响乐或者一个维护和平或结束战争的成就呢？这种单一成就的原则似乎支配着科学中诺贝尔奖的颁发。但在文学中，通常所承认的是一个人一生的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将得到承认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奖励系统必须解决的，然而通常所运用的不同标准的相应优点还不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对一项所谓的成就应从哪些质的方面加以判断？是它的大众性、正统性还是异端性？在我看来，似乎对这一问题没有自明的适当回答。就“正统性”和“异端性”而言，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当时对特定人物的价值和他的异端成果所作的判断，又被后来的历史颠倒过来了。多数（并非全部）创新都具有异端的性质，我们也都知道许多异端的创新者常常是最不幸的人。据说，汉米尔顿在其光学和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赢得了承认之后，他提出了激进的四元数运算法的思想，那时他好不容易才发现，只有一个数学家十分认真地对待它，并把它运用到工作之中。而西德纳姆这位在17世纪英国医生中地位可能仅次于哈维的人物，却从未当选为皇家医师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的会员。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容易再列出一些，在这些例子中，真正的优异比较而言未受到关注，或者受到了指责，原因就在于它极大地背离了占支配地位的观点。

但是，如果避开这种错误，即把异端学说当作是完全错误的、或丑恶的或阴险的，反而陷入了同样的相反的错误，即把异端学说看做是完全正确的、或优美的或优秀的，那么这既不值得庆幸也没有什么价值。确切地说，这是陈词滥调的套话。不过，与周围的世界相异的人往往就是把异端学说当作本身是好的东西，无论其特征如何。而其他一些人，或许由于害怕被称作门外汉，或许由于看到了每个时代的类似的实例，即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因为非正统而被人忽视了，他们会很快承认异端学说、反循环论或“独创性”的价值，而不管其实质如何。显然在每一时代，敏锐的人都认识到了，一定类的看似异端的东西得到了充分的回报。这常常是成名的门票（但不一定众所周知）。17世纪英国的迪格比们，尤其是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最擅长通过打破受大众称道的某种成规而成为英雄。而今天，每一个在妇女俱乐部、文学圈和商人协会发表讲演的人都知道，赢得听众的最好方式，就是抨击他们所坚持的某些观点，但同时又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不可救药的。

所有这些与优异的标准问题都有些距离，但是我认为它们又不是全然不相关的。在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中都存在着一个难题，即把值得承认的真正的创新与不值得承认的仅仅是新颖之物区别开。

与对什么做出判断和用什么标准进行判断相关的是第三个问题：谁做出判断？这里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对成就的价值的判断是不断发展的。此外，每一个社会，部分是无意、部分是有意地出现了一些独特的地位鉴定者。有时这些鉴定人没有什么官方地位，但影响很大。例如，伯克哈特（Burckhardt）告诉我们，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学者具有“最强烈的意识，认为他就是荣誉和不朽的给予者，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让人默默无闻”。

在根据设想的能力和责任心正式指定了地位的鉴定人之后，仍然存在着这个问题：如何确保判断优异的标准能有效地得以运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要确定获得承认的人的数目应当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例如，法国科学院执行这样一个决定：在任何时候只能有40个人有资格获得院士称号，这样，几个世纪以来，许多获得了不朽地位的著作家都被排斥在外。当固定的数目与不断增长的保守主义倾向在一起时，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些第四十一席的院士——“落选者”，他们展现出的优异水平难以在官方选定的院士中找到对手。人们熟悉的第41席位者包括笛卡儿、帕斯卡、莫里哀（Molière）、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培尔（Bayle）、卢梭（Rousseau）、圣西门、狄德罗（Diderot）、司汤达（Stendhal）、福楼拜（Flauber）、左拉（Zola）、普鲁斯特（Proust）。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再列出一些类似的清单，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天才或非常杰出的人物，没有得到据推测被指定对优异给予承认的机构的官方认可，尽管他们出色地展现出了这种优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判断错误的结果，亦即可能存在着某个最低限度的此类错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错误又是对承认有一定数量的限制而造成的。如果碰巧，特定的一代人大量地在某一生活方面取得了最高的成就，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些其成就从绝对水平上说相当高的人，却被排除在官方的承认之外。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另一个产出量相对较低时期的那些人，这充分证明应当使这些天才得到最高的承认。不过无论选定的人数是固定的还是不定的，在确定从哪里和如何确定分界点方面仍存在着困难。确定将是任意的，而且我认为必然是这样。即使我们能够非常精确地“测量”优异的程度，但如何对那些与特定的承认形式相符的成就与那些被认为与此形式不一致或根本不符的成就做出区分，仍然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会表现为另外的形式，我在这里只是提出来而不加以讨论，因为我在前面已涉及了。即正式奖励系统如何对不同等级的成就提供承认，而不是仅仅限于承认最高的成就？

[2] 经常在伦敦市内布卢姆斯伯里区内，以贝尔夫妇和斯蒂芬兄妹的家为活动地点的一群英国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