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隐记忆（“无意识的剽窃”）

所谓“无意识的剽窃”现象，使对多重发现已经复杂的情感变得更加混乱了。这种大杂烩式的术语本身就证明，通常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分析与道德解释是混杂在一起的。它是由表达得并不严格的心理学部分（“无意识的”）与法律道德部分（“剽窃”，包括违反某种法规和伴随着犯罪等所有含义）组成的混合体。在心理学研究中像在精神错乱的研究中一样，“无意识的剽窃”是一个误置的并且过了时的概念，把它归入法律范畴并不错，它在这里会不断导致某种令人不愉快的情况。潜隐记忆这个中性的和分析性的术语，更适合我们，它实际上所指的是这样一种看似创造性的思维，在此过程中，以未回忆起来的过去的体验为基础的思想，被当作了新的东西。

由于潜隐记忆毕竟会出现，因此，对于科学家（和其他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总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他最喜爱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可能实际上是他已经忘记了的他以前在别的地方曾经读到或听到的什么东西的记忆痕迹。这也许会引起行为模式相互冲突的双方的担心。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的断然要求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这样的含义：就他新发现的思想而言，他不会感谢任何人。 ^[60] 一个科学家非常肯定地认为他具有独创性，但并不知道他是对还是错，这种形式的可能的潜隐记忆，当然与以下这种形式是不同的：一位女士极力为自己申辩，而她在这样做的时候知道，她的行为与她所说的是不相符的。在其他情况中，知道有可能会出现潜隐记忆的科学家也许会假定，他不知不觉地吸收了一种他曾经认为创始于他的思想。无论是那些重要的思想还是不太重要的思想，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知道，统计学家W.艾伦·沃利斯不会介意我以他经历过的一个小插曲作为例子。在哈里·罗伯茨和他于1956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统计学教科书中，他们介绍了给表格和图表编号的便利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依次编号，而是按照它们所出现的那页的页码编号。这有一个优点，从后面对这些表格和图表的相互参照中，一下子就可以知道它们最初出现在哪一页。结果证明，这种虽然并不重要但很实用的思想也属于多重发现。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沃利斯受到了一位经济学家友善的来信，这位经济学家告诉他，这种编号体系，早在邓拉普（Dunlap）和库尔茨（Kurtz）1932年出版的一本统计学手册中就已经使用过了。由于认识到潜隐记忆总可能存在，沃利斯不那么有把握了，他的回信就是一个例证：

我对您的来信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种编号方法非常好，因而显然，以前必定已经有人想到它了……实际上我可以肯定，邓拉普和库尔茨的那本书就放在我在芝加哥的办公室里。十年前，我作为特德·英特马（Ted Yntema）的继任者来到芝加哥时，他非常仁慈地把他相当一部分统计学藏书留给了我。我注意到了这本书，但想不起来是否读过它。不过，我觉得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我也许什么时候翻了翻这本书，注意到了这种编号体系，随后就忘了，但当我面对一个编号问题时，我又想出了这种“新的”方法。 ^[61]

对这个小例子适用的东西，对于那些对科学有影响的发现来说也同样适用：潜隐记忆的可能性会使某些人怀疑自己的回忆能力，并且会猜想，他们一度认为是他们自己首创的思想，其实也许是以前遇到的别人提出过的思想的痕迹，只不过它已被忘记了。

相关的个案有许多，我们只考虑这几个就够了。威廉·罗恩·汉密尔顿是位数学天才，他发现了四元数（格拉斯曼也独立地发现了其中一部分），由于汉密尔顿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18岁时得知，他关于光学的发现“只不过”是一项重新发现，因此，他一生都全神贯注，既害怕被别人剽窃，也害怕无意中剽窃别人。在与德·摩尔根的通信中，他曾多次谈及这个问题，有一次他说：“至于我本人，我可以确定，我肯定经常把我很久以前听到过的东西重新展现出来，而没有认识到它们是属于别人的成果。” ^[62] 还有一次他说：“谈到‘叹气’，难道我该去与狄更斯争吵，或者把他的某部著作的日期往后算么？我对此已经厌倦了，你可能也是这样；不过，对于科学中任何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会因一时疏忽而受到剽窃的指责，那么我倒愿意把受到警告看做是一种恩惠。” ^[63]

从数学领域转向心理学领域，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很有个性地考察了他本人的经历，他想起了他14岁时得到了玻恩（Börne）的著作，并且在50年后还保留着这一著作，尽管论述作为创作过程的联想的“相关论文他记不得了”，但是，“看起来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暗示也许已经表露了潜隐记忆，人们可能怀疑，在许多个案中，看起来是首创的东西的背后，都隐藏着这种潜隐记忆”。 ^[64] 谈到波普尔-林克斯和他本人在梦的理论方面的多重发现，弗洛伊德是这样评论的：

独创性的主观方面也值得考虑。一个科学工作者有时可能会问他自己，他所独有并应用于他的新资料的那些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不用仔细考虑他就会发现，其中有些思想源于一些暗示，或者其他人的论述，他领会并修改了这些思想，而且阐述了它们意义。但是对于他的其他思想，他可以不这么认为；他可以只作这样的假设：这些思想和研究方法产生于他自己的精神活动，至于怎么产生的他说不清，而他对享有首创权的要求，正是以这些思想和研究方法为基础的。

然而，细致的心理学研究会进一步削弱这一要求。这种研究会揭示出一些隐蔽的长期以来被淡忘了的根源，正是这些根源激发了看起来是独创性的思想；另外，这种研究还会通过使某些被遗忘的东西恢复活力并把它们用于新的资料，取代表面上是新的创造。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们没有权利期望“首创的”东西可能是难以寻觅的和不确定的。

就我而言也是如此，我用于释梦和心理分析的许多新思想的独创性，就是以这种方式失去的。在这些思想中，我只对其中的一种［“梦的潜意识压抑力”］的根源不了解。 ^[65]

在撰写《有限的和无限的分析》（“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时，弗洛伊德对潜隐记忆有可能出现这一事实内在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极为透彻的考察：

我相当高兴的是，最近我发现，那个［“死的本能”的］理论已经被古希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证明是成立的。既然它已被证实，尤其是我阅读到那么多古人的著作，以致我再也不能肯定：我认为是我自己创造的思想是否真的不是潜隐记忆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放弃享有这个理论的首创者的荣誉。 ^[66]

毫无疑问，正是这类事情使无拘无束的马克·吐温断言：“当亚当说有个问题他知道从来没有人谈到过时，他太走运了。”

在创造性工作的所有领域，都有许多好像是潜隐记忆的著名个案。我们仅举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例子，海伦·凯勒绝望地写道，她发表的一部小说“在思想和语言方面［与别人的作品］如此相像，因此显然”，一定有人给她读过以前别人写的那部作品，而“我的作品是一部——”［即使在书出版后，她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并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样她才能把话说出来］“我的作品是一部——抄袭之作”。她断定：“没有谁会比我更痛苦”，尽管证明，根本不可能发现有什么人实际上给她读过那部小说。 ^[67]

这样的情况也反复出现过：一个科学家无意识地借用了他本人的思想，这进一步说明了一个人的创造力的范围是不确定的。许多科学家和学者都曾懊悔而又怀疑地发现，某个似乎蓦然在他头脑中出现的思想，其实是他们多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以后又被他们淡忘了的东西。一个旧笔记本、一篇重新找出的论文、一个为完全恢复记忆而苦恼的同事、一个以前的学生等等，都可以证明：被认为是新方案的东西，其实是他们自己以前制订的计划的翻版（至多有些扩充和修改）。这样的个案有许多，我们只考虑几个，其中有的是一个世纪以前或更早一些的，有的则是本世纪的：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懊恼地叙述说：

我把我自己所发表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我在阅读我自己的著作时，我会从中发现常常在我看来是全新的东西，我不止一次地做实验，而实验结果我已经发表过了。 ^[68]

坦率而快活的数学家奥古斯塔斯·德·摩尔根自己有过这样愉快的经历：

我在此之前读过一篇论文（但不是关于数学的），并且自己对自己说，我完全同意这个人的观点，这个人很聪明，最后发现，我正在读的是我自己很久以前写的一篇论文，我为公正地证明了自己的成就感到很高兴。 ^[69]

据说，卓越的数学家詹姆斯·约瑟夫·西尔维斯特“很难记住他自己的发明，有一次，他竟对自己的一条定理是否可能是正确的提出了质疑”。 ^[70]

再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从自己那里得到的潜忆借用的事例吧：

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托·勒韦叙述说，他在半夜醒来，并且把他认为是重大发现的东西做了个简略的记录，然后又回去睡觉了，起来后他发现，他无法辨认潦草模糊的笔记，他花了一整天，费了很大劲，但却徒劳无功，想不起他脑中曾经出现过的东西，次日凌晨三点，那种想法在他微睡时又出现了，他冲进实验室，做了一项实验，两个小时之后，决定性地证明了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到此为止，尚无问题：这是彭加勒令人难以忘怀地描述的另一个显然是潜意识创造的个案。若干年后，当勒韦应邀在国际心理学大会上讲述这一切时，他以前的一位学生提醒他，在这个夜间发现18年以前，他就充分地叙述过他的基本思想了。勒韦回答说：“我已经把这忘得一干二净了。” ^[71]

心理学家埃德温·博林给我写信说，有一位同事欣喜若狂地去他那里宣布，自己刚刚设计出一种确定感觉测量等级的新方法，现正在搜索枯肠想给它取个名字。但是，在“这个新思想的光泽消失”之前，“他发现，他已经在大约六年以前发表的著作中讨论过这种方法，甚至还给它起了一个暂定的名称”。

谈到弗洛伊德（我之所以总提到他，只不过是因为，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思想体验有文献根据），琼斯讲了他的几个例子：他“骤然间有了一种清晰的领悟，随后就忘了，过了些时候它又作为一种新发现突然出现了”。 ^[72] 正如弗洛伊德在谈到别的问题时注意到的那样：“理由是世所周知的，即对记忆的准确性的确信是没有客观价值的。” ^[73]

如果潜隐记忆可能涉及自己以前的工作，那么毫无疑问，它也并非不可能涉及别人的工作。这样看来，一个确实构想出了某种新思想的人在与其他人构想出的另一种形式的同一思想相对质时，他可能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

涉及自己工作的潜隐记忆出现的可能性，也许会受不同环境的影响。相对于把自己的工作严格地限制在有连续性特征的问题上的科学家，那些在不同领域工作的科学家的身上，更有可能出现潜隐记忆。考虑一下这个假说，当然，不是就个别科学家而言，而是从不同科学领域中涉及自我的潜隐记忆的相对频率来看，我们会料想，与发展得比较完善的科学相比，在那些相对来说还不规范因而更接近于经验知识的新兴科学中，潜隐记忆出现的频率将更高一些。从理论整合程度中所表现出的这些典型差异来看，可以料想，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会出现更多的涉及自己工作的潜隐记忆。

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似乎对科学中的多重发现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它对这种潜隐记忆也有影响。我们必须假定，当组成研究小组开展工作时，以前的思想或发现被完全忘记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因为即使这个小组的某些成员把它们忘了，其他人还会记得。另外，合作者之间不断重复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巩固人们对这些思想和发现的记忆。

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中的明显变化，不仅会对涉及自我的潜隐记忆问题，而且会对科学中的多重发现和优先权的每一个方面都造成显著的影响。研究组织中的协作研究倾向，在成果发表的形式上就可以反映出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不是由一个作者而是由多个作者共同完成的。这种变化的程度，会因学科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有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复杂而且常常是昂贵的仪器以及精密的实验和成套的观察设施的科学，似乎会比那些在这些方面还比较落后的科学更早和更快地经历这种变化。为了说明，只要考虑这三个个案中的成果发表形式就够了：第一个选自对物理常量的测量；第二个选自心理学；第三个选自社会学。有一部权威性的论述物理常量测量的专著 ^[74] 引证了414篇有关这一课题的论文，我把这些文章中每一篇的作者的人数列了一张表。简单地说，结果是这样：在1920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中，93%的论文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在1920到1940年之间发表的论文中，这个比例下降到65%；194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中，这个比例下降到26%。从最近这个时期的情况看，28%的论文有两个作者；19%的论文有三个作者；14%的论文有四个作者；13%的论文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作者（其中大约2%的论文有十个或十个以上的作者）。

自1936年以来，发表在《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的论文也有大致相同的趋势，尽管这种趋势不像上述那么明显：把时间按5年分为一个周期，可以看到，单一作者论文的比例从1936年的80%下降到75%，然后又下降到69%，再下降到54%，在最后的5年中下降到49%。《美国社会学评论》在同一时期也见证了相似但更为有限的趋势，单一作者论文的比例从1936年的92%下降到90%，然后又下降到87%，再下降到76%，最后下降到65%。 ^[75]

尽管这些事实远不是决定性的，但与那些以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要求确保自己在这个领域享有优先权的科学家相比，那些注意在协作研究中“我的贡献如何认定”问题的科学家，似乎更为关心出版物中所显示出的这种研究之社会结构的连续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后一类关注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有可能，与因惯例而产生的对优先权的关心相比，因结构而产生的对协作者名誉分配的关心，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对30位经济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的一个小组的研究发现，“与经济学家相比，行为科学家不太看重‘侵权’、‘名誉’等问题。这种差异也许是由于行为科学比经济学更强调协同创造”。 ^[76]

对我们来说，协作中的这些变化的意义，首先在于科学中对优先权的关心程度大概不是一个历史常量；其次，关心的程度会因科学研究组织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第三，协作中的那些变化也许最终会直接促进对科学中的多重发现和优先权的无偏见的、有计划的研究，因为对科学中多重发现的普遍性的广泛认识，将使对这种研究的抵制失去其基础。

然而，尽管科学家们知道在科学中会出现真正的独立发现，但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想要了解这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意义。我已经设法表明，由于许多原因，科学家们发现很难、有时甚至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落在别人后面了，一个同时代的人与他们同时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或者别的人所取得的成果的确是独立于他们完成的。我们也看到了，科学社会制度中的价值观念，与对思想的独立性周围不确定性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人不会轻易承认这样一些事实，这些事实会使人对自己享有独一无二的独创性这一信念丧失其基础，而人们的这种信念是从导致新思想或新结果所必需的艰苦的工作中产生的。结果，人们也许会感到，多重发现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现实，这算是最好的情况，在最糟的情况下，人们也许会觉得，多重发现是出现了有意借用或潜隐记忆借用的一种证明。对多重发现和优先权的相当公正的研究，大概可以抵消这些沮丧和猜疑的倾向。

这些研究也许不会导致歌德有力地重新肯定《传道书》时的高傲心境：“没有谁能剥夺我们首先意识到某种事物亦即所谓的发现时的快乐。但是，如果我们也要求获得荣誉，那么，我们的这种快乐就会因我们常常不是第一个发现者而被完全毁掉。发现意味着什么，谁又能说他发现了这或发现了那？毕竟，自吹说拥有优先权纯粹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为不能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抄袭者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自负的表现。” ^[77] 但是也可以认为，多重发现，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不仅有益于增加科学发展中迅速捕捉到发现的可能性，而且对单独的发现者也有益。我们注意到，弗洛伊德曾努力进行证实，以便使他从被沃基斯·劳埃德领先的矛盾心理中振奋起来，因此，独立的多重发现看起来确实能导致对某种思想的确证或导致某种探索结果。此外，即使W R. 汉密尔顿一生都很苦恼，因为他既害怕被别人剽窃，也担心自己成为一个“无知的剽窃者”，但至少有一次，在给赫歇尔的信中努力化解他的矛盾心理时，他像弗洛伊德一样试图表明多重发现尽管不是最重要的，但也有益处：

我劝我自己，如果有人已经在我之前得出了那些结果，那么，得知此事不会给我造成什么痛苦；就我对自己的感受的分析来看，当我听说以前就有人得出了有关曲率线与圆截口的关系的结果时，我并没有任何烦恼的感觉。纯数学领域而非综合性的领域，太大、太丰富了，因此，任何人在发现他开始把这块或那块土地作为自己的财产来耕种时，它们已被别人占去了，他没有什么理由坐下来抱怨。［下面是他来之不易，但可悲的是昙花一现的顿悟：］真理的存在会激发起一种更为强烈的感情，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独立发现与别人的发现一致时，我们都会声称为真理做出了贡献。两个人同时听到的声音更真实、更客观，任何人都因此都会更加肯定，这不是个人或私人的幻想，不是个人特有的怪癖，不是失常的耳朵中的鸣响，不是我们揉眼睛时看到的闪光。 ^[78]

后来，汉密尔顿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他在这同一封信中宣布，他在椭面的研究方面领先于乔基姆斯托尔（Joachimstal），发表其成果的“那本杂志早就停刊了，他［乔基姆斯托尔］大概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本杂志，时间正好是十年以前”。 ^[79]                

如果天才的汉密尔顿时起时落的心理失调证明，具有多重发现特点的知识并不是医治对优先权的矛盾心理的灵丹妙药，那么他瞬间的那种顿悟可能表明，它或许有一点点作用。就我所知，R. L.怀尔德是唯一一位对此有清晰认识的数学家，既让我高兴也令我沮丧的是，他在我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对于科学家共同体来说，对多重发现的研究也许能有一种医疗功能。既然他的见解领先于我，我不妨借用他的一段话来说明问题：

我希望超越个人的标准去探索数学概念产生的方式，并研究促使它们形成和影响它们发展的那些因素。我认为，这种探索将会非常有益。例如，如果一个独立进行研究的数学家认识到，当一个概念行将诞生时，很有可能，它会以不止一个数学家作为媒介而问世；而且，如果他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那么可以料想，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情况和怀疑有人剽窃的情况，肯定比我们在过去那些著名的事例中所发现的要少。数学史上有许多争论优先权的个案，而论战的硝烟消失之后，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除非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发生这样的争论：你正确地把某种思想运用于实践，而这种思想若干年以前就已经有人想到了，但是，那个人没有认识到他的发现的全部意义，或者，很不走运，他不具备把它付诸实践的工具……［然而，］一个人也许恰恰期望的是，了解那些概念演化的方式。 ^[80]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非是否认，在一些特殊的个案中可能会出现无意或有意利用某些思想和发现但却不表示感谢的情况。我在其他论述中指出，科学的制度及其对独创性的奖励，是导致科学家的越轨行为的间接动机。对于我们理解科学知识的发展而言，长期以来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克服人们在对多重发现无偏见和有计划的研究方面的抵触情绪，以及与之相随的优先权冲突，而不是完全忽视这种研究，或者只在我们作为感情复杂的参与者陷入知识产权的冲突时才考虑这种研究。毕竟，分配给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各种人（其中也包括科学家）的行为，而不是顺从这种完全不可思议的倾向：用咂嘴和谴责某某的实际情况不应当如此来代替那种研究。 ^[81]

[60] 有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个案，即人们并不清楚，孟德斯鸠的这句名言——“Prolem sine matre creatam（孕子无需母）”是否意指《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是唯一的来源，他用不着感谢他以前的任何人。

[61] W. 艾伦·沃利斯：私人通信。

[62] R.P.格雷夫斯：《威廉·罗恩·汉密尔顿爵士传》，第3卷，第297页。这部有广泛影响的传记收录了汉密尔顿一些信中的论点，这些信记录了他对优先权、重新发现、科学中对创新所给予的荣誉、剽窃、科学家对流芳百世的渴望以及对被别人抢先的担心等等问题的普遍关注。德·摩尔根注意到，汉密尔顿被可能的潜隐记忆所困扰：“他有一种病态的担心，害怕成为剽窃者；他给予他探讨类似问题的那些人的信，有时包含着对他本人的优先权的莫名其妙的和不自然的忧虑。”

[63] R.P.格雷夫斯：《威廉·罗恩·汉密尔顿爵士传》，第3卷，第368页。

[64] 弗洛伊德的匿名论文：《分析技术史前史评述》（“A note on the pre-history of the technique of analysis”），转引自刘易斯·W. 布兰特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弗洛伊德与席勒》（“Freud and Schiller”），该文论述了席勒可能是弗洛伊德的潜隐记忆的一个根源，原载《心理分析与心理分析评论》（Psycho-analysis and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46（1960年冬季号），第97—101页。

[65] 弗洛伊德：《约瑟夫·波普尔-林克斯与梦的理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9卷，第261页。这段话是从布兰特那篇文章所引的德文原文翻译过来的。

[66] 我要感谢刘易斯·W. 布兰特，由于他的提醒我才注意到这段话。

[67] 海伦·凯勒：《我的一生》（The Story of My Life，New York：Doubleday，Page and Co.，1908），第63—72页，引文见第65页。

[68] 《普里斯特利传》（Life of Priestley），一百周年纪念版，第74页。

[69] 奥古斯塔斯·德·摩尔根致W. R. 汉密尔顿的信，见格雷夫斯：《威廉·罗恩·汉密尔顿爵士传》第3卷，第494页。

[70] E. T. 贝尔：《数学家》，第386页。

[71] 奥托·勒韦：《来自发现作坊的报告》（From The Workshop of Discoveries，Lawrence，Kansas：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53），第33—34页。

[72] 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第3卷，第271页。例如，其中的一个个案是，弗洛伊德把患妄想狂者的妒忌构想成是受压抑的同性恋的一个实例。

[73] 这一见解出现在他19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心理分析治疗中的似曾相识（已讲述过）的体验》［“Fausse Reconnaissance（‘Déjà raconté’）in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论文集》第2卷，第334—341页。在这同一篇论述记忆错误的论文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一个多重发现，他向读者（和他自己）保证，这只是一个多重发现，而不是潜隐记忆的实例：“1907年，在我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第二版中，我对这种类型的明显的记忆错误作了完全相似的解释，但却没有提及格拉塞特［1904年的］那篇论文，或者不知道有这篇论文。借表示歉意的机会，我也许可以顺便说一句，我的结论是一项心理分析研究的结果，我为此可以举一个业已为人所知的例子……［它］发生在28年以前。”

[74] E. 理查德·科恩、肯尼思·M. 克劳、W. M. 杜蒙德：《物理学的基础概念》（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hysics，New York：Interscience Publishers，Inc.，1957），第92—102页。

[75] 哈丽特·朱克曼对主要的科学和人文学学科中的协作模式的这些差异程度进行了研究；参见她即将出版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伯纳德·贝雷尔森也发现，1957—1958年期间，在十年以前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些人中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单一作者的出版物的相关数量是，化学17%，生物学30%，历史学96%，英语语言文学97%。参见贝雷尔森：《美国的研究生教育》（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McGraw-Hill，1960），第55页。

[76] 沃伦·G. 本尼斯：《社会研究中协同工作的某些障碍》（“Some Barriers to Teamwork in Social Research”），原载《社会问题》3（1956），第223—235页，引文见第228—229页。

[77] 转引自兰斯洛特·劳·怀特：《弗洛伊德以前的无意识》（The Unconscious Before Freud，New York：Basic Books，1960）。我们没有必要嘲讽说，普天之下并无新奇之物这个格言本身就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过：只需记住泰伦提乌斯（Terence）受到大量盗窃的指控困扰时所说的话：“nihil est dictum quod non sit dictum prius（无话未曾言）。”或者记住五个世纪之后，多纳图斯（Donatus）痛苦的呼声：“Pereant qui ante nos nostra dixerunt（所有那些也许会使比我们先说出了这些话的人受到伤害）。”或者记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第59首：

如果天下无新事，现在的种种

从前都有过，我们的头脑多上当，

当它苦心要创造，却怀孕成功

一个前代有过的婴孩的重担!

[78] 格雷夫斯：《威廉·罗恩·汉密尔顿爵士传》第2卷，第533页，1846年11月23日致赫歇尔的信。

[79] 格雷夫斯：《威廉·罗恩·汉密尔顿爵士传》第2卷，第534页。

[80] R. L.怀尔德：《数学概念的产生和发展》（“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mathematica concepts”），原载《美国数学学会会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69（1953），第423—448页，引文见第425页。

[81] 这项研究得到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研究基金的赞助。我尤其要感谢埃丽诺·巴伯博士对我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给予的很大帮助。哈丽特·朱克曼、杰拉尔德·T. 黑格以及辛西娅·爱泼斯坦也为这项研究的这个或那个部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