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科学家的矛盾心理 [1]
1963年
在科学家的日记、信件、笔记本、科学论文和传记中，很容易找到许多涉及多重发现和优先权问题的事实，这些事实无穷无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也正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多少系统的关注的秘密所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事实，因为它们太引人注目了，以至于人们不可能不去观察它们，但是随后，它们很快被抛在了一边，放在了不显眼的位置上，从而被忘却了。在这里，似乎存在着故意忽视科学家这方面的行为的情况，而这正是我现在要考察的假说。
可以认为，对多重发现的研究和优先权的研究的这种抵制，是迫切要求公众承认科学成就的强烈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作用却又受到了科学家们的社会角色中所固有的相反力量的阻碍，这种相反的力量强烈要求科学家即使不是非常谦卑，也要谦虚地承认那些成就是有局限的。这种抵制是科学的社会制度整合不良的标志，它可能体现了矛盾的价值观：在这些价值观中，鼓励独创性的价值会致使科学家要求承认他们的优先权，而鼓励要适当谦虚的价值会致使他们坚持认为，他们事实上所能做到的事情是很少的。要把这些可能是矛盾的东西融入一个单一的取向中，而且要在实践中使它们协调起来，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相反，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相关价值之间的紧张状态，引起了已经内化了这两种价值观的科学家的思想冲突。尤其是，这种紧张状态导致了明显的对多重发现的系统研究的抵制，而且往往与关于优先权的冲突联系在一起。 [2]
许多不同的公开行为都可以解释为是这种抵制的表现。举例来说，有人试图把科学中的多重发现和优先权的那些事实淡化或者看做是非主流的东西，这种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就是那种抵制的一种表现。当在出版物中讨论这些问题时，讨论者通常会认为，对于科学家的生活和科学的进步来说，它们似乎要么是罕见的和失常的（尽管它们常常出现而且是很典型的），要么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尽管可以证明，它们对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完全可以理解，许多科学家自己认为，对于他们继续他们的主要工作来说，这些问题是些令人遗憾的阻碍。例如，开尔文评论说，当一个人转过头来适当地关注知识的进步时，“优先权问题，无论对所涉及的人多么有意义，都会变得无足轻重。” [3] 这些问题的确是这样，可是，在对科学家行为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也渗透着这样的情感，以至于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探讨最终总是有欠缺。或者，有人觉得，“优先权问题在我们时代的科学文献中只起了一种无关大局的作用”， [4] 因此，他们认为，对于（如果以前是这样认为的话）澄清科学家的复杂的动机和行为而言，这个问题不再能提供某种基础了。
这种试图把可能被证明是重要的东西视为无足轻重的做法，就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抵制的表现。听起来，这类陈述好像就是法律不过问琐事这个古老格言的一种释义：科学［法律］不过问琐事。对于思想界尤其是科学界中这些紧张的人类冲突，并非存在着一种保持缄默的密约。这些冲突已经太引人注目了，因而要否认它们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人认为，屡屡出现的科学界中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冲突行为是附属的东西，它们并没有反映科学家作用的任何重要的方面。
这种抵制也表现在各种曲解中：如有目的的错误认识，回忆和报告中的中断，等等。它常常会导致一些充满欲望的信念和错误的记忆，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假象。正因为如此，有关多重发现和优先权的历史记载并不总是很充分的。即使如此，根据经验估计，记载得相当准确的材料也不少了。有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某个科学家的传记或自传宣称他不怎么关心或根本不关心发现的优先权时，很可能过不了多少页，我们就会在这本书中发现，他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或那场争夺优先权之战。这里举几个个案作为代表：
关于伟大的外科医生W. S. 霍尔斯特德［他和奥斯勒、凯利以及韦尔奇一起创建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Medical School）］，哈维·库兴写道：他“对自己的工作过分谦虚了，而对优先权问题毫不关心”。 [5] 经验估计使我们期望我们所能发现的东西：在这本书中，从我们引用这段话之处向后翻过大约20页，我们看到了霍尔斯特德关于他把可卡因用于麻醉研究的一封信：“我的研究比施莱希的所有研究都领先了大约六年（或五年）……［在维也纳，］我向沃尔弗勒说明了如何使用可卡因。但是他宣称，这在外科手术中没有什么用处。然而，在我离开维也纳之前，他在一家日报上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篇热情的文章。可是他却没有想到提一下我的名字。” [6]
另一个例子是，有关萨尔佩特里埃尔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夏尔科的权威传记，满意地引用了一段颂词，说尽管夏尔科有许多发现，但他“一刻也没有想过要求享有优先权或受到奖励”。我们有了经验也就做好了准备，我们发现，过了大约30页后，有一段记述说，夏尔科坚持认为，是他首先认识到突眼性甲状腺肿的，稍后，他又以断然的口气肯定地说，他“想要求”对把患有癔病的病人隔离起来的想法“享有优先权”。 [7]
然而，这种否认某个可以找到的事实最恰当的例子，也许就是欧内斯特·琼斯，他在他的综合性传记中写道：“尽管弗洛伊德对优先权问题从不感兴趣，因为他发现这个问题只会令人烦恼，”（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使问题淡化的典型的个案）“他热衷于探究似乎是独创性的思想尤其是他自己的思想的根源。” [8] 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启发性的陈述。当然，从狭义的认识意义上讲，没有谁比琼斯更“了解”弗洛伊德是怎么常常致力于优先权问题的：关于他自己的优先权问题，他的同事（既包括朋友也包括对手）的优先权问题，以及心理学史中的优先权问题。
事实上，埃莉诺·巴伯博士和我已经确认，弗洛伊德对优先权表现出兴趣的情况有150多次。弗洛伊德本人有一种独特的自我意识，他说，他甚至梦见过获得优先权和因为在科学上的成就而获得荣誉。 [9] 在处理优先权问题的矛盾心理的两端，他摇摆不定：他在记录这样一种怪念头时，偶尔也看到了多重发现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怪念头中“科学会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把我忽视；过几十年以后（因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别的人也许难免会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有亲身的认识，并且会对我这位不可避免要失败的先驱者表示敬意”。 [10] 在其他一些场合，他有时勉强地，有时平静而固执地承认，别人的思想领先了一步，或者他自己的思想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11] 他“恳求”他的门徒卢·安德烈亚斯萨勒梅完成一篇论文，以便“不使我在时间上领先”； [12] 他对他所描绘的阿德勒“对优先权不加控制的渴望”提出了告诫， [13] 他也同样对乔治·格罗代克提出了告诫，因为格罗代克不能克服“那种追求独创性和优先权的平庸的抱负”； [14] 他评价（而且是一再地评价）了布罗伊尔和他本人在建立精神分析方面的不同作用； [15] 他一而再、再三地重新提起他与雅内的优先权之争， [16] 宣称他已经劝倔强的布罗伊尔同意及早发表他们合作的专著，因为“在那个时候，雅内的某些结果已经领先于他［布罗伊尔］了”； [17] 他以怀旧的心情描写了“我美妙的孤立”的时光，那时“没有什么东西逼迫我。……在发表著作方面，我几乎不会感到有什么烦恼，这些著作的发表可能总是远远落后于我的知识，而且只要我愿意，这些著作延期多久发表都可以，因为并不存在令人烦恼的需要加以捍卫的‘优先权’”； [18] 他屡屡在其他人之间（如勒邦、费伦奇、布洛伊勒、斯泰克尔等等，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分配优先权； [19] 他甚至把一项错误的优先权归于阿德勒； [20] 这类情况不必再列举，只说一点就够了：他一再卷入了他的弟子与他当时或以前的同事关于优先权的纠纷中（例如，亚伯拉罕与荣格之争）， [21] 说他不能“抑制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因为在这些共同的工作条件下有着如此之多的机会”。 [22]
即使从所举的不多的这几个例子来看，也可以说，“弗洛伊德对优先权问题从不感兴趣，因为他发现这个问题只会令人烦恼”这一琼斯的著名评论，是抵制的一种征兆，这种解释并非鲁莽之词。弗洛伊德对优先权问题有一种矛盾心理，这一点千真万确；他为优先权之争感到痛苦，这一点无可争议；他对别人的优先权的证明很关心，仿佛那就是他自己的优先权似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要把他描述成对优先权问题“从不感兴趣”并且为此感到烦恼，那就需要超常的否认技巧，这样才能否认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的那些情况的痕迹，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类情况似的；出于对一个真正学者的爱慕，琼斯对其中的许多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的确，对这些问题，弗洛伊德看起来不像伽利略、拉普拉斯、达尔文或任何其他科学巨人那样关心，对于这些科学巨匠，传记作者和其他一些人刚刚宣布这些人对优先权毫不关心，而这些坦率的学者给我们提供的相反的证据却又如潮水般涌来。对他们所报告并将其分开的实际情况的这种否认，似乎就是暂时把理智和洞察力搁在一边的一个例子，它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抵制是根深蒂固的。
当然，指出这种例子有助于说明，对多重发现和优先权的系统研究的蓄意否定，并没有解决导致抵制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这个问题不仅与心理分析本身，而且与思想史的其他方面的情况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对于大量可以得到的有深远理论意义的事实，当人们感到它们是不光彩的或令人讨厌的、或者是不体面的或无足轻重的时候，他们就会谨慎地忽视它们。这有点像心理学家因不宜在文雅的场合讨论性欲而一度普遍忽视这个问题，也有点像心理学家曾经觉得梦或不完全的行动显然是没有价值的，因而认为不值得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使多重发现和优先权这个个案的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种研究要求其他科学家对某些科学家的行为进行公正的考察。甚至收集有关个案的事实也会被指责为有损无可否认的伟大科学家的记录；因为这样做就仿佛是专门报道丑闻，而一位绅士对这种丑闻应该保持沉默。更有甚者，有的人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系统研究不仅是在报道丑闻，而且是在制造丑闻。 [23]
人们对涉及多重发现和优先权之争的科学家伙伴的行为，往往是加以谴责或赞扬，而不是进行分析。人们所作的是道德方面的评价，而不是系统的研究。关于优先权的争论被简单描述为是“不幸的”，人们用道德判断代替了这种理解的努力，即弄清这对科学家的心理学、对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社会学意味着什么。我们发现，歌德提到过“所有那些关于先发现和后发现、剽窃和准剽窃的愚蠢的争论”。 [24] 当然，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幸的或愚蠢的，是可笑的或可悲的。但是，对我们前辈或同辈科学家的行为的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反应，似乎剥夺了分析的地位，它们本应该让位于对这种行为及其对科学发展方式的意义的分析。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医生对疾病只会做出评价性的反应，把它描述为是不幸的或痛苦的，并认为他的任务就此已经完成了；或者，精神病医生会描述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是荒唐的，并且就此为止，不再继续讨论了；或者，犯罪学家会用他认为某些犯罪是令人震惊和卑鄙的这种看法，取代找出导致这些犯罪之原因的努力。科学史表明，为了从方法论上对现象进行研究而暂时摆脱情感，是极为困难的，在各种科学的不同时期，在每门科学选择研究的问题的不同时期，都有过这种情况。摆脱情感的做法，在大部分医学史中出现得相当早，但在治疗精神病和分析犯罪行为的历史中则出现得很晚。我认为，只是到了现代我们才开始这样做：使对科学家的具体行为的研究，摆脱我们那种带有人情特点的总的倾向，即根据情感和我们自己所确立的价值观去对待这种行为，而不是以明智的公正方式考察它们。
显然，谈到多重发现和优先权的研究，我们又会想起克拉克·麦克斯韦曾经注意到：“当人们确信，要理解事物的本质他们必须从探究这个事物属于哪一类、达到什么程度入手，而不是从询问它是善还是恶、是有害还是有益入手时，这就是科学的一大进步。这样，在科学研究中，质和量就会被认为是应当观察的主要性质。” [25] 所有这些，从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但有时候当我们处理新的情况时，我们很容易把它们忘记。
设法用情感代替分析，从而抵制对多重发现和与之相关的优先权之争进行系统的研究，常常会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与对他们行为的理想描述之间形成令人不愉快的对比。
由于我们对科学家都有一种理想的看法，所以，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对埃德蒙·哈雷的直截了当的描述：“他道德败坏，而且懒惰、没精打采”，会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在随后的叙述中，他使另一位更伟大的人物的名字也卷入了这个戏剧性事件：
根据我对月球的观测，他［哈雷］给出了它的准确位置和区域，这是从我的三个详细的提纲中抄袭去的，我曾把它们透露给牛顿，并且要求他在我离去之前不要把它们告诉任何人。然而，正是这位信守诺言而又坦率的骑士，立刻把这些内容告诉了哈雷；而哈雷尽可能详细地把它们发表了。……这个既懒惰又居心不良的贼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们据为己有了。 [26]
弗拉姆斯蒂德曾经非常明确地说过，他发现牛顿“总是狡诈、野心勃勃，并且对荣耀过分贪婪”。 [27]
社会科学中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发现，在18世纪，亚当·弗格森在回答有人指责他剽窃了他的朋友亚当·斯密的演讲时，他承认“他从一位法国作者那里得到了许多见解，在他去之前，斯密到过那里”。 [28] （顺便说一句，“你也一样”或“是你而不是我”这样的辩论方式，那时已经完全被认可了；例如，牛顿就曾采用这种反击方式来回答罗伯特·胡克。）另一位朋友，亚当·罗伯逊，则被认为无意识地运用了斯密在演讲和谈话中提出来的思想，“为了确定优先权”，斯密被迫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把他的新思想列了一个相当长的清单”。 [29]
我们发现，圣西门曾以同样的语气给历史学家基佐写过一封信，以讥讽的口吻“衷心感谢”他“把我在《组织者》（Organisateur）中所发表的见解推广了”，圣西门请基佐“仔细地”阅读这封感谢信，“［因为］公众和我本人都极为希望他像以往对待我首创的思想那样，尽可能充分地盗用它的内容”。 [30]
在20世纪初，我们听到了居斯塔夫·勒邦与西皮奥·希格海尔之间长期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这位意大利人抱怨勒邦“使用了我关于大众心理学的见解，但却只字未提我”，并且补充说：“我认为，也只有采用我的思想而只字不提我，这样才能得到这种可疑的荣耀，这绝不是讽刺。” [31]
从另一个时期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莱斯特·沃德在写给E. A. 罗斯的信中谈到阿尔比恩·斯莫尔的《普通社会学》（General Sociology）时说：“我想我应该以此为乐而不是为之气恼。但洋洋洒洒这么一大本书没有别的，全都是你和我说了多年的东西，只不过使用了一种啰唆的语言来表达以避免别人用过的特殊的词，并且把那些新思想换种说法以此骗人，这实在让人恼怒。” [32]
这样的事例还有许许多多。撇开物理学和生命科学中这类愤怒抱怨的情况不谈，我们可以听到孔德谴责圣西门，圣西门谴责孔德；斯宾塞为孔德主义者认为他不过是孔德的模仿者而对他们大加责备； [33] 马克思斥责海德曼是他的思想明目张胆的盗贼； [34] 通常很文静的伽塔诺·莫斯卡对“帕累托侯爵”的双重罪过火冒三丈，因为他先是盗用了莫斯卡的“政治等级”理论，随后又用一个非常流行的术语“精英”为它重新命名； [35] 荣格派的人指责弗洛伊德， [36] 弗洛伊德指责阿德勒（更多的而且人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指控是，某某使其所借用的思想“通过变换术语贴上了他自己的标签”）， [37] 阿德勒派的人则对弗洛伊德和许多人都提出了指控。 [38]
谈到今天的社会科学，我们也会听到，充满这些愤怒和焦虑之词的反响，在宁静的科学圣堂的通道中回荡。由于这些事件涉及了与我们同时代的人而且常常是我们的同事，我们一定会认为，与已经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件相比，考察它们更令人痛苦，公正地分析它们也更为困难。当代关于优先权的冲突中，只有少数由于它们暗示或明确地表明了涉及不表示感谢的借用，因而对作为旁观者的那些社会科学家们所感受到的窘迫和令人不舒服的情况，需要重新加以确定。
例如，J. L.莫雷诺和S. R.斯拉夫森就谁是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大的争论，莫雷诺说斯拉夫森“喜欢我的群体疗法和群体心理疗法等概念和术语，没过几年他就［开始］使用它们，但却没有说明出处”。 [39] 接下来，斯拉夫森反击说，莫雷诺并不是心理剧的真正发明者，这项优先权实际上属于瑞典的卡尔·乔根森，随之而来的是，以要求享有更早的优先权的方式进行的常规反击，这种反击也许是下意识地提出来的。 [40] 还是这个莫雷诺，坚持认为他的思想和库尔特·莱温的某些思想并不真正属于独立的多重发现的情况，当莱温发表他的关于群体动力学或行动动力学的著作时，他莫雷诺，则成了“行动理论和群体理论的新发展……公认的领头人”。 [41] 莫雷诺继续说，莱温的某些学生“参加了他的讨论班”，并且通过将标签改头换面，在群体动力学中应用了他的思想和技术。莫雷诺使用了生动的语言，使我们想起了，我们已经看到过去那些愤怒的科学家们也曾使用过类似的语言，他指出：
至少在某些人心中传播以下观点是一种很精明的策略，即由于纯属巧合的情况，同样的思想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了。这些人只彼此引证都属于他们那个小集团的人的观点，而不引证我的那些亲密的同事或我本人的思想，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成了内行人的笑料。 [42]
皮蒂里姆·索罗金以大体相同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抨击了他所说的现代社会学和与心理有关的社会科学中的“健忘症和发现者情结”。他既鞭挞了那些在他看来借用了前人观察的成果但却没有表示感谢的社会科学家，也痛斥了那些他认为从同时代的人那里窃取思想然后当作自己的东西发表的社会科学家。他所使用的语言又像是愤怒的伽利略、弗拉姆斯蒂德或胡克使用的语言。因此，“基本的个性结构”这个概念，被描述为是“从社会学家那里‘偷来’的古老概念含含糊糊的变种”。 [43] 他满意地引述了莱奥波德·冯·维泽的话，维泽曾撰文指出，有些社会理论家“不可思议，很少提及他们的前辈”，而且，尽管社会学框架“本质上是相似的”，他们“完全不提多年以前就已经发表的我的［索罗金的］理论”。 [44] 索罗金说，通常，对优先权的要求大概是由于“我们那些伪发现者的无知，这些人大多是从其他领域新来的人”，例如，过去搞统计学的人，他们还做不到在发现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时表示谢意。 [45] 他写道，除了这个仅仅是无知的群体外，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里那些“自称是哥伦布的人”之中，还包括“一部分可鄙的蓄意剽窃者”。在其中，那些
伪发现者既是远远超出他们自己创造潜力的野心的牺牲品，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竞争习俗和对成功的崇拜的牺牲品。在他们的自恋情结和竞争的持久操纵力的驱使下，他们渴望过高地估计他们的成就，大肆宣扬说他们是“首次发现”，而且他们有一种半理性的幼稚的想法，以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要求非常诚恳地欺骗他们自己和别人。 [46]
最后，大概可以算作是对沃德给罗斯的信中对斯莫尔的描述，或者是对莫斯卡对帕累托的描述，弗洛伊德对阿德勒的描述的一种反应，索罗金谈到“用新的概念使旧的概念有一种创新模样的方法。使用这些以及类似的手段，很容易把旧的思想当作新的产品向特别易于轻信的公众兜售”。 [47]
在这些谴责所营造的气氛中，即使那些暂时还没有被直接牵扯进去的社会科学家，实际上也会感到不舒服。由于忧虑和苦恼，他们难以投入到对这种行为的研究之中。如果把情感从社会学分析中完全排斥出去，那么，社会学家就只有在这个冷酷的环境中战栗了。但另一方面，如果夹杂了个人的感情和忠诚，那么，就更难用所要求的公正态度去考察同事间的那些激烈冲突。因此，对多重发现和优先权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以及这种研究所能告诉我们的科学家的社会文化行为的所有情况，仍然很不完备。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对这个问题及其意义的某种程度的矛盾心理。例如，弗洛伊德在写作题为《米开朗琪罗的摩西》（“The Moses of Michelangelo”）的著作时，也认识到了他自己的矛盾心理，这部著作很短（只有46页），由英国人沃基斯·劳埃德于1863年出版，弗洛伊德解释说，他
怀着复杂的感情。我又有一次机会亲自体验甚至在我们非常认真的思想和行动中渗入的那些毫无价值和极为幼稚的动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很遗憾，作者本应当领先我的思想的许多部分，该思想在我看来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其次才是感到欣慰，因为它出乎意料地证明了我的观点。 [48]
莫雷诺在结束他对那些不承认其构想的独创性的人的抨击时，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种矛盾心理。他评论说，
那些与以前的同事发生个人冲突的动机，与“优先权”和“承认”问题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对自我满足的渴望，对“被爱戴和受尊敬”的渴望，已经令人满意地得到了回报。一位思想之父如果能够得到百分之五十的报答，他可能就会认为他很幸运，而我得到的比这多多了。 [49]
我们仿佛又一次看到，笛卡儿设法一方面说他“并不自夸是第一个发现者”；另一方面又在别的场合坚持他领先于帕斯卡。
在要求享有优先权方面的矛盾心理意味着，科学家们轻视那些从他们所赞同的制度中得出的看法。他们对科学制度和这种制度对独创性的巨大奖励的感情，使得他们很难放弃对某个新思想或新发现享有权利的要求。然而，恰恰就是这种制度却又强调，为了知识进步本身，就要对它无私奉献。关心优先权但又对这种关心持有矛盾心理，表明了科学的价值系统对个人的影响。 [50]
当科学家们沮丧地注意到他们对自己发现的优先权是否得到承认很关心时，他们常常会表现出自卑，这种自卑显然是基于这样一种普遍但却未经过鉴别的假设：实施某个行为是出于某种单一的动机，那么对于该动机，就可以用好或坏、高尚或不高尚来评价。他们假设，真正献身于事业的科学家一定是只关心知识的进步。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对使他们发现的优先权得到同行们的承认有浓厚的兴趣，那他们就会被看做是玷污了他们作为一名科学家的高尚的（noble）目的（尽管人们可能还记得，“noble”这个词一度具有“著名的”这一含义）。这种假设有了一种心理学真理的萌芽：任何奖励——无论是名誉、金钱还是地位，在道德上都是模棱两可的，而且对那些在文化上受到尊重的动机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因为如果给予奖励，例如，使人获得名望，那么，追求奖励的动机就会取代原来的动机，对谋求得到承认的关心就会取代对发展知识的关注。 [51]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并非不可避免的情况。当科学的制度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时（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它并不总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对于那些已经充分地履行了其角色的科学家和为知识的共同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来说，他们所得到的承认和尊敬会自然而然地增加。这样就会看到那些快乐的局面：道德义务与个人利益相符合并且融为一体。人们所注意到的科学家在关心自己的优先权得到承认方面的矛盾心理（我们看到，最精明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表现出的正是这种矛盾心理），说明他们假定，那种附属的动机不知怎么玷污了他们对科学进行探索之兴趣的“纯洁性”。科学家们并不一定只是一味地寻求赢得同行们的喝彩，只不过，当这种喝彩响起时，他们会感到愉快和满足。
一个科学家偶尔会感受到所有这一切，并且会对那种假设（它就是为自己关注别人的承认而感到羞耻的根源）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例如，一位名叫汉斯·萨尔耶的科学家就这样问他的同行：
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急于否认他是在为了获得承认而工作的呢？以我的地位，我认识了许多科学家，其中有些是我们这个世纪最著名的学者；但是我怀疑，他们任何一个人会认为公众对他的成就的承认，无论是头衔、奖章、奖金或名誉学位，在激发他的研究热情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一种奖赏能使人名利双收时，许多科学家甚至倾向于承认，更让他们高兴的是金钱（“谁都必须生活”）而不是公众的承认（“我不会对恭维话感到兴奋”）。为什么甚至最有才智的人也要屈尊去迁就那些谎言呢？如果不是有意撒谎，那么，这些推理无疑是错的。许多真正有天才的科学家们并不是财迷；他们也不会宽容他们自己或别人对财富的贪婪。另一方面，我非常了解的所有能充分作出判断的科学家（我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都非常急于使他们的工作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赞扬。一个客观的科学家允许这样歪曲他的真实动机，难道不有失尊严吗？那么，让人感到耻辱的是什么呢？ [52]
没有必要总把萨尔耶博士的最后一个问题留在那里。所谓耻辱，就是当一个人的身份和自我形象突然被其实际行为玷污了时的那种感受，例如我们看到，当达尔文自己的行为迫使他这样去认识问题时，即承认他的优先权的意义比他曾经设想的要大，他就表白了这种耻辱。肯定那种根深蒂固的想得到人们承认的愿望，好像就是喜欢得到人们的承认，而不喜欢（作为发现本身目的之一的）发现的乐趣，从而会进一步使人觉得，希望自己的成就得到承认的欲望有可能（也许是暂时地）取代为了科学本身的目的而从事科学工作的欲望。
从表面上看，想得到别人承认的这种渴望似乎只是个人的虚荣心在作怪，这种虚荣心产生于人的自身内部，并且希望从外部得到满足。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肤浅的判断，它是这二者的混合物：一方面是对自己或别人的不同意见从道德上所做的解释，另一方面是弄错具体情况之谬误的典型事例的体现，在这里，只注意特定的个别科学家的感情状态的做法，无法使人们认识到相关的社会学细节。当我们更深入、更广泛地了解那种使获得承认的渴望变得愈加强烈的制度复合体时，可以证明，这种渴望绝不是个人的或个别的情况，除了略微有点变化外，一个个科学家都一再表现出了这种渴望。那么，这种所谓的虚荣心就应看做是一种内在需要的外在表现，这种内在需要就是：使人们相信某个人的工作确实重要，某个人已经达到了科学家共同体所坚持的严格标准。这样一来就清楚了，这种科学制度增强而不是导致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所完成工作予以证实的要求。当然，有时候这种要求会不断增加，以至失去控制，结果，要求得到承认的愿望变成了非要赢得（甚至是没有根据的）喝彩不可的欲望，妄自尊大取代了心安理得的舒适感。但是切不可把这种极端的情况误认为是典型的情况。一般来说，要求成果得到承认，是专心于知识的发展、把它作为最终价值的结果，而这种承认对科学家来讲意味着，他所了解的同行认定他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关心成果是否能得到承认，并非必然会与献身科学背道而驰，相反，这种关心通常是这种献身的直接表现。但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变得显而易见，即不是停止分析，把这种关心表征为虚荣心或自我膨胀的问题，而是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认清其他有识之士对成果的承认，是对那一成就的一种社会印证机制。科学是特别具有社会性特点的领域，而不是唯我论世界的聚合物。对成果的不断评价和承认，完善地构成了一种使科学界融为一体的机制。
[1] 本章最初是作为《对科学多重发现的系统研究的抵制》的一部分，发表在《欧洲社会学杂志》4（1963），第250—282页；现获准重印。本文部分的节略，曾以这个标题发表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的《通报》（Bulletin）112（1963年2月），第77—97页。
[2] 这段论述，吸收了本书第十四章《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对这些价值在科学的社会制度中的作用的更为充分说明。
[3] 西尔弗纳斯·P.汤普森：《拉格斯的开尔文男爵——威廉·汤姆孙传》，第2卷，第602页。
[4] 奥托·布吕赫：《激励的价值：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和约瑟夫·波普尔-林克斯研究》，原载《伊希斯》43（1952年9月），第211—220页，见第211页。
[5] 在其很有权威性的传记《哈维·库兴》（Harvey Cushing，Springfield：Charles C. Thomas，1946）的第119—120页，约翰·F.富尔顿介绍了库兴所写的霍尔斯特德传记的梗概，这里的这段话就引自于此，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
[6] 《哈维·库兴》（Harvey Cushing，Springfield：Charles C. Thomas，1946），第142页。
[7] 乔治斯·古兰：《J.-M.夏尔科的生活及其工作》（J.-M. Charcot：His Life，His Work），由皮尔斯·贝利编辑并翻译（New York：Paul B. Hoeber，1959），第61、95—96、142—143页。
[8] 欧内斯特·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3卷本。相比之下，戴维·里斯曼在《个人主义再思考》（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Glencoe：The Free Press，1954）第314—315页以及378页，充分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对优先权的兴趣。
[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释梦》（Interpretation of Dreams），A. A. 布里尔译，第3版（London：Allen & Unwin，1932），第175页。“那么［我的梦的］含义就是：‘我的确写了很有价值而且也很成功的（关于可卡因）的专题论文。’”弗洛伊德好像觉得，他差一点就被人们承认发现了可卡因是一种局部麻醉剂，这在弗洛伊德较大部分生涯中时不时地对他产生着影响。弗洛伊德根本不可能就此罢手。1884年，他正向这种思想迈进，他在给他的未婚妻玛莎的信中谈道，他在“以一个项目作为消遣……这个项目也许一无所获。这是一项包括使用可卡因的临床实验。……也许，不知有多少人已经在做这个实验了；也有可能，实验不会取得成功。但是，我肯定要试一下，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对某事屡试不辍，而且总想完成它，说不定有一天他就会成功”［恩斯特·L.弗洛伊德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书信集》（Letters of Sigmund Freud，New York：Basic Books，1960），第107—108页］。七个月后，他在写给他未来的小姨子的信中说：“可卡因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但是最大的那份荣誉已经另有其主了。”（转引自欧内斯特·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中的《可卡因事件》第1卷，第98页，这一章有很详细的论述）两年以后，他写信给玛莎提到了萨尔佩特里埃尔的一件事，而当时“写了很多关于可卡因的文章”的美国著名眼科专家赫尔曼·纳普对另一个人谈起弗洛伊德时说，“正是他首开了这一切的先河”（同上书，第209页）。显然，这是个令人痛苦的事件，大约38年之后，当弗里茨·维特尔斯所写的令人反感的弗洛伊德传记出版英译本时，弗洛伊德在写给弗里茨·维特尔斯的信中没有援引其他有关它的引述，在谈到“可卡因事件”时他说：“我猜想它对眼球是有用的，但是出于个人原因（为了去旅行）不得不中断实验，并且亲自责成我的朋友柯尼格斯坦做这种药物用于眼球方面的试验……柯尼格斯坦（是他而不是我对与荣誉失之交臂深感遗憾）后来要求人们承认他［和科勒］是共同发现者……柯尼格斯坦和科勒都选择了尤利乌斯·瓦格纳和我本人作为仲裁人。我想，我们俩各自拥护对立双方中一方的观点，会给我们都带来荣誉。瓦格纳作为科勒的代表，表示赞成柯尼格斯坦的要求，而我则全心全意地支持只把荣誉奖给科勒。［弗洛伊德宣称］我记不清我们最后达成了什么妥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书信集》，第351页）大约在同时，弗洛伊德把所有这一切都付诸了文字（见《自传》，第24—25页），他解释说：“当我的研究处于中期时，我有了一个旅行的机会，可以去看望我的未婚妻，我和她分别已经有两年了。我赶紧放下了对可卡因的研究。在我自己有关这个问题的书中，我很满意我预见到：不久将会发现这种药物有更多的用处。不过，我向我的朋友眼科学家柯尼格斯坦建议，他应该探索一下，可卡因的麻醉药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眼球疾病。当我度假回来之后，我发现，不是他而是我的另一位朋友科勒（现在在纽约），完成了决定性的实验，我也曾对他谈起过可卡因。……因此，理所当然应该认为，科勒是把可卡因用于局部麻醉的发现者，这项发现对微型外科手术来说十分重要；［不过弗洛伊德又补充说］我并不怨恨我的未婚妻打断了我的工作。”除了可卡因事件之外，弗洛伊德坚决反省而不做自欺欺人的事，他分析他的另一个梦的根源是“抱负的一种妄自尊大的幻想，但是，并非这种抱负，而是对它的抑制和妄自菲薄进入了梦境”。《释梦》，第440页。
[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见詹姆斯·斯特雷奇所编共20卷本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igmund Freud，London：Hogarth Press，1953）第14卷，第22页。
[11] 这类例子有很多，不需要一一列举，只要看一下一篇著名的论文就足以了，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宣称，“细致的心理学研究……会揭示出一些隐蔽的长期以来被淡忘了的根源，正是这些根源激发了看起来是独创性的思想；另外，这种研究还会通过使某些被遗忘的东西恢复活力并把它们用于新的资料，取代表面上是新的创造。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们没有权利期望‘首创的’东西可能是难以寻觅的和不确定的。
“就我而言也是如此，我用于释梦和心理分析的许多新思想的独创性，就是以这种方式失去的。在这些思想中，我只对其中的一种思想的根源不了解。它不仅对我关于梦的思想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有助于我解开它们的谜团。……我从我的许多梦中那种奇怪的、混乱的而且是无意义的符号着手，突然想到，与那些梦纠缠在一起的奇想之所以会变成那样，是因为某种东西要拼命通过它们来表现，这种东西由于源自其他精神力的抵制而受到了阻碍。……
“可是，恰恰是我的梦的理论最基础的部分，波普尔-林克斯也独立发现了。……［他的小说《白日梦》（Träumen wie Wachen）］肯定是在不知道我1900年发表的关于梦的理论的情况下写成的，就像我那时也不知道林克斯的《幻想》（Phantasien）一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瑟夫·波普尔-林克斯与梦的理论》（“Josef Popper-Lynkeus and the Theory of Dream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9卷，第261—263页］
[12] 他1916年5月26日所写的信，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书信集》，第313页。
[1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4卷，第5页。
[1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书信集》，第317页。在本文考察科学中完全独立的创造基本的不确定性时，我将回过头来讨论这封信后面的部分。
[15] 也许要用一整篇文章才能详细描绘和解释：为分辨布罗伊尔和他本人对精神分析的产生的贡献，弗洛伊德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反复所做出并且不断加大的努力。当社会认为他们二者的贡献是一样的，而且他成了这种社会压力的对象的时候，当他看起来差异逐渐变得明显了的时候，他试图进一步分清他们在这种理论的发展中各自不同的思想作用。我们只需考虑一下这几个相关的情况：
［1896年］“我应该把我的结论归功于使用了一种新的精神分析方法，即J.布罗伊尔的探索方法。”［《神经官能症的遗传和病原学》（“Heredity and the aetiology of the neuroses”），见弗洛伊德：《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London：Hogarth Press），4卷本，第1卷，第148页］正如编者指出的那样，这是第一次使用“心理分析”这个词，而且，30岁的弗洛伊德还不可能知道，最终将证明用这种方法能做什么，他只是认为这种方法与布罗伊尔的“探索方法”是一致的。
［1896年］当然，在同一年发表的他的论文《癔病的病原学》（“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中，弗洛伊德继续参照了“布罗伊尔方法”，他的出发点是，“J.布罗伊尔的重大发现：癔病的症状（除了特征以外）是由病人的一些产生了伤害效果的体验决定的，并且，这些症状会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作为这些体验的记忆符号再现出来”。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他毫无保留地指出，“从每个癔病病例的原因中都会找到一种或更多的童年早期不成熟的性体验，在过了几十年之后，这种体验也许还可以通过分析工作再现出来”——当然，他后来发现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并把它收回了，而且，他勇敢且富于想象地把它转变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受到过伤害的体验如此经常地成为幻想的内容？在探索中，他大概有六次参照了“布罗伊尔方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开始把他的某些思想与布罗伊尔的那些思想区别开了（《论文集》第1卷，第183—219页）。
［1904年］到了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已经明白并且要使其他人也明白，他已经超过布罗伊尔了：例如，“弗洛伊德使用并且命名为精神分析的这种特殊的精神治疗法，［请注意］是他与J. 布罗伊尔合作讨论的宣泄疗法的一个结果。……由于布罗伊尔个人的建议，弗洛伊德使这种方法重新流行起来，并且在相当多的病人身上试用了这种方法。……弗洛伊德对布罗伊尔方法的改进最初是技术性的；但这些改进导致了一些新的结果，尽管与治疗工作的观念并不矛盾，但最终它们必然会与之有区别”［《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Freud’s psycho-analysis method”），《论文集》第1卷，第254—265页，这就是弗洛伊德对洛温菲尔德的《心理压力现象》（Psychische Zwang-erscheinungen）的贡献］。
［1905年］当弗洛伊德谈到“布罗伊尔和我发现的宣泄研究或精神分析研究”时，好像又有点从这种新发觉的差异后退了［《性欲理论三讲》（“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Sex”），见由A. A. 布里尔编辑并翻译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基础著作》（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New York：Modern Library，1938），第573页］。
［1905年］但是在这同一年，弗洛伊德明确地与布罗伊尔的思想分道扬镳了，他说：“如果合作研究的某一部分有争议，那么作为结果而分割产权是合情合理的，我想借此机会申明，‘催眠状态’假说完全是由布罗伊尔创立的。许多评论者倾向于把这个假说看作是我们工作的核心，但我认为，使用这样的术语是不必要的，而且会给人以误导。”［《一个癔病病例的分析片段》（“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论文集》第3卷，第35页注］
［1909年］由于应邀为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建校20周年庆祝会作演讲，因而弗洛伊德把重点放在国际公认的心理分析上，他有点陶醉了，暂时放弃了他已经逐渐确定下来的布罗伊尔和他本人的不同作用，并且毫不含糊地说：“就算发明心理分析是一个功劳，这功劳也不属于我。我当时是一个正在忙于准备我的最后考试的学生，是维也纳的另一位医生，约瑟夫·布罗伊尔博士，首先把这种方法用在了一个患癔病的女孩儿（1880—1882）的病例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起源与发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原载《美国心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1（1910）：第181—218页，引文见第181页。有此声明的这篇论文同时用英文和德文发表，并且很快被译成了荷兰文、匈牙利文、俄文和意大利文。
［1914年］五年以后，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谈了另一些想法：“1909年，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教室里，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心理分析。这个机会对我的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受这种思想影响，我宣布，创立心理分析的并不是我：这个功绩应归于别人；应归功于约瑟夫·布罗伊尔。……由于我作了那些演讲，一些好心的朋友对我提出了疑问：我那次所表达的感恩之词没有太过分吧？在他们看来，我应当像我以前那样做：把布罗伊尔的‘宣泄法’看作是心理分析的初级阶段。……无论如何，这一点并不重要［请注意，他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为这个问题而烦恼］，即心理分析的历史记载是从宣泄法开始还是从我对它的修改开始；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请注意］仅仅是因为心理分析的一些反对者有个习惯，偶尔会使人想到心理分析技术根本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布罗伊尔发明的。当然，只有在他们的思想允许他们从心理分析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他们对心理分析的拒绝以这样的限制为前提，那么毫无疑问，心理分析是我独立进行的工作。我从来也没听说，布罗伊尔分担的心理分析的大量工作使他遭到了相应份额的批评和辱骂。正像我长期以来认识到的那样，激起矛盾和引起苦难，是心理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我已经得出了结论，我肯定心理分析中所有独特的东西的真正的独创者。我很高兴能再补充一句，在创造这种受到众多辱骂的分析中，我的努力，哪怕是最微小的部分，既不是源于布罗伊尔本人，也从来没有要求得到他的任何支持。
“布罗伊尔的发现［包括那个相信癔病症状的‘理论片段’］意味着不正常地使用了许多刺激，而这些刺激并没有得到处理（变形发泄）。就布罗伊尔对《癔病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1895）的理论贡献而言，每当他提到变形发泄构成时，他都会在这个术语后面的括号中加上我的名字，尽管最早尝试这种理论评价的优先权应属于我。［编者注：‘这里似乎有点错误。在布罗伊尔写作过程中，他至少有15次使用了“变形发泄”这个术语（或它的派生词）。但是只有一次（这是他第一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2卷，第206页）弗洛伊德的名字在括号中被提到。看起来，弗洛伊德可能看到过布罗伊尔手稿的某个初稿，并且劝说布罗伊尔在书出版时最多只提一次他的名字。’无论这最后的猜测对错与否，事实再一次证明，弗洛伊德一直对优先权问题及其结果感兴趣，并且谨慎地为适当地分配到独创性的‘荣誉’而努力。］我认为，实际上这种区别只在名字上，而我们是完全同时有了那种构想的。”（《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4卷，第7—9页）
［1924年］10年以后，弗洛伊德又回到这个话题上，而且以后一直坚持另一种说法，他写道：“在关于癔病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不久，布罗伊尔与弗洛伊德的合作也就走到尽头了。布罗伊尔实际上是个一般的实践者，他放弃了精神病的治疗，而弗洛伊德却在想方设法去完善他的老同事留下的这种方法。他所作出的技术革新和新的发现，把宣泄法转变成了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对隐蔽的心灵深处的探索》（“Psycho-analysis：exploring the hidden recesses of the mind”），见《岁月多变故》（These Eventful Years，London and New York：1924）第2卷，第513页］
［1925年］弗洛伊德所写的布罗伊尔的讣告会被看作是对此事的最后了结：“我曾反复尝试……以便解释我在我们合作出版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的功劳主要就在于，重新唤起了布罗伊尔似乎已经失去了的兴趣，并且说服他发表他的成果。……后来我觉得有理由假定，他之所以对进一步解释神经官能症感到反感，也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感情因素。他遇到了某种绝非少有的情况——他的病人对她的医生产生了移情，而他没有把握住这个非个人过程的本质。……除了他的第一个病人的病例史外，布罗伊尔还为《研究》撰写了一篇理论文章。它绝没有过时；相反，它隐藏了一些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充分说明的思想和建议。任何专注于这篇思辨性文章的人都会对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形成这样一种真实的印象，哎呀，在他漫长的生涯中，这个人的科学兴趣只在很短的一部分时间里转向了我们的精神病理学。”［《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9卷，第279—280页］
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弗洛伊德不断试图把他的贡献与布罗伊尔的那些贡献区别开，而以上只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梗概，它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并非完全对他所说的“并不重要”和“并不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社会压力的结果，正是这种压力迫使他要证明他本人的独创性的本质；至少，如果那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他就不会不感兴趣。
[16] 弗洛伊德曾多次回到皮埃尔·雅内要求享有优先权这个话题上，我只引用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中《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第14卷，第32—33页，以及《自传》第21、33、54—55页，在那里，他试图“结束这种对观点的肤浅的重复，即心理分析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不过是从雅内的思想中借用来的……从历史的观点看，心理分析完全是独立于雅内的发现的，它的内容与那些发现迥然相异而且远远超出了它们”。雅内的那些暗示并不总是很难理解的，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他的《心理治疗》第1卷，第601—640页。
[17] 《自传》，第36—37页；《约瑟夫·布罗伊尔》，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9卷，第279—280页：“在我们出版《研究》的时候，我们才能借助夏尔科的著作和皮埃尔·雅内的研究，在那时，这些东西已经取得了布罗伊尔发现的部分优先权。但是，在布罗伊尔（在1881—1882年）处理他的第一个病例时，这个病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已知的。雅内的《无意识心理状态》（Automatisme-psychologique）1889年出版，而他的《癔病患者的精神状态》（L’état mental des hystériques）直到1892年才出版。看来，布罗伊尔的研究完全是独创性的，而且是在这个病例资料所提供的暗示的指导下进行的。”
[18]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4卷，第22页。关于传记作者的格调和弟子们对科学家的实际经验令人迷惑的确信，请考虑一下这段话的译者A. A. 布里尔的做法，他大概觉得“并不存在令人烦恼的需要加以捍卫的‘优先权’”这句话与前面不连贯，所以把它完全删去了。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基础著作》，第943页。
[19] 有关这些情况的参考资料，散见于弗洛伊德所出版的著作以及他的信件中：例如，《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Analysis of the Ego，London：Hogarth Press，1921）第23—24页婉转地提到，希格海尔在他最重要的思想方面，即“在群体中对思想作用和提高情感能力的集体压抑”，已经领先于勒邦了。有关这个例子，可参见R. K. 默顿为勒邦的《大众》（Crowd，New York：Viking Press，1960）所写的导言，第vii—xviii页。关于费伦奇他写道：“你在这方面的所有优先权都是显而易见的。”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第3卷，第353—354页。
[20] 弗洛伊德在他对这位脱离主义者的反击中严厉地写道：“阿德勒肯定会被授予把梦与潜伏的梦的观念混为一谈的优先权。”（《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4卷，第57页）
[21] 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第2卷，第52—56页。
[22]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4卷，第25页。
[23] 不过，科学史家和其他一些人正在奋起反击对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不恰当的删改。例如，乔治·萨顿强烈要求关注“导致每一个［发现］的长期艰苦的努力，甚至可能是痛苦所犯的错误，所走的错误的道路，误解，争论，胜利与失败……对构成生命科学基本材料的偶然性和偶然的事物逐渐的揭示”［《科学史指南》，第41页］。A C. 克龙比注意到，“我们肯定完全误解了牛顿这个人，而且，我们有可能正在错过发现一个非常有创造性、非常具有他的个性特点的十分重要的心理过程，如果我们不喜欢科学家的那些影响和他的那些兴趣，或者我们觉得它们很古怪，因而就把它们全部排除在外，我们就会冒这种失之交臂的风险。通过更仔细的考察就会证明，事实上，那些东西正是他主要的关心所在，它们对他的科学想象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牛顿的科学方法观》（“Newton’s Concep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原载《物理学会会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1957年11月，第350—362页，引文见第361页］。雅克·巴松发现，对人们有影响的，不过是这样一些东西，它们看起来是对科学家的描述，而实际上却是一些讨厌的说教。巴松提醒我们说：“科学就像诗歌、哲学和人的历史本身一样，是人从利益、错误和希望出发创造出来的。这样说并不像幼稚的人可能认为的那样，会贬低科学；正相反，通过说明科学的成就不是来自对某个不朽人物的宽容，而是来自天才在艰苦的环境中的辛勤劳动，将会提高这些成就的地位。”［《美国的教师》（Teacher in America，Garden City，N. J. ：Doubleday，Anchor Books，1954），第90页］早在19世纪40年代，奥古斯塔斯·德·摩尔根就抱怨过“传记作者［尤其是科学家的传记作者］令人难以理解的倾向，即把他们为之作传的人夸大成了十全十美的怪物”。没有人能指责德·摩尔根干过这种事，尤其是他在写作关于牛顿的文章时。参见他的《论牛顿的生活与工作》，第62—63页。
[24] 歌德的信，见《全集》（Weimar：Hermann Boehalus，1903）第27卷，第219—223页。我要感谢《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的艾伦·诺兰（Aaron Noland）提醒我注意到歌德的这段话。
[25] 克拉克·麦克斯韦：《数学与物理学的关系》（“Relation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这是他1870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一个演讲。
[26] 弗朗西斯·贝利：《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牧师记事（根据从未发表过的他本人的手稿和其他权威文件编辑）》，第323—324页。这部书的大部分叙述的是：“众所周知的”和充满敌意的有关优先权和知识产权的争论，这些争论把弗拉姆斯蒂德、牛顿以及哈雷都牵扯了进去。
[27] 弗朗西斯·贝利：《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牧师记事（根据从未发表过的他本人的手稿和其他权威文件编辑）》，第73—74页。
[28] 威廉·罗伯特·斯科特：《亚当·斯密：学者与教授》（Adam Smith as Student and Professor，Glasgow：Jackson，Son and Co.，1937），第119页；参见卡莱尔的《自传》（Autobiography，Boston：Ticknor and Fields，1860），第285页。在这个朋友圈中，亚历山大·卡莱尔引证了弗格森的这个模棱两可的“辩护”。有关牛顿运用这种快速反击的情况，可参见他1686年6月20日致哈雷的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有人从参加过你们最近一次会议的一个人那里获悉并且告诉我，胡克在那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自称我完全是从他那里得知这一点的，并且希望他们会看到他为他自己主持了正义。这种举动既奇怪也不值得；我忍不住也要谈谈正义问题，我要告诉你，他已经把波义耳的假说冠以他的名字发表了；他之所以引起了轰动，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断言这属于他，并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完成。”此信转载于大卫·布儒斯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生平、著作及发现实录》（Edinburgh：Thomas Constable，1855）第1卷，第442页。
[29] 斯科特：《亚当·斯密：学者与教授》，第55、101、119页。
[30] 《圣西门学说评注——第一年：1828—1829》，第23页注。
[31] 西皮奥·希格海尔：《群体犯罪：集体心理学论文集》（La foule criminelle：essai de psychologie collective，Paris：Alcan，1901），第2版，第二部分，第11章《成就生理学》（“physiologie du succès”），此章的开始有一个注释，说该文最初发表于1894年10月1日的《评论》（Revue des Revues），他想引证这个日期来维护他相对于勒邦的优先权。
[32] 1906年3月18日的信，以《沃德与罗斯的通信（IV）：1906—1912年》（The Ward-Ross Correspondence，IV，1906—1912）为题重印，B. J. 斯特恩编辑，见《美国社会学评论》14（1949），第88—119页，引文见第90页。在回信中，罗斯写道：“我同意你对斯莫尔著作的看法。我决定一如既往假装没看见，不就这本书中的问题进行争论。但是，不容否定的是，这部书的冗长且朦朦胧胧的叙述会给公众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会使社会学蒙上耻辱。我已经注意到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这就是社会学，老天爷，快救救我们吧!’无论如何，社会学已经忍受许多这样的事了，我对最终成功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
[33] 例如，戴维·邓肯《赫伯特·斯宾塞的生平与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Herbert Spencer，London：Methuen and Co.，1908），附录B，第565—572页。
[34] 有关这一点，可参见艾赛亚·伯林：《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第2版（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第267页。另外，伯林注意到：“马克思对剽窃态度激烈”，正如我们从他对马尔萨斯和巴师夏（Bastiat）无拘无束的抨击中所看到的那样。
[35] 对莫斯卡来说，这场涉及优先权的漫长的冲突太令人痛心了，以至过了35年之后，他又重提旧事。可以从詹姆斯·H. 迈泽尔的《统治阶级的秘密：伽塔诺·莫斯卡与“精英”》（The Myth of Ruling Classing：Gaetano Mosca and the“Elit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8）第8章中，读到与此有关的详细说明。当莫斯卡注意到其他一些同时代的人，其中包括诺维科夫和奥托·安蒙（Otto Ammon）等，独立地得出了许多同样的结论时，他并没有支支吾吾，而是指出，就这些和其他的思想而言，“唯有对帕累托教授的情况，我不能说服我自己相信这是他独立所为”。随后，莫斯卡进一步解释说：“社会科学中的剽窃并不像文学作品中的抄袭那样容易证明，因为对于前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概念，而不是形式，通过改变几个词而复述和仿造某个概念总是可能的。……而且也总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一个受过教育并且精明的人会对现有的成果作一些改动，甚至补充少许他自己的东西。”（转引自迈泽尔，第173页）
[36] 有关这一争论，可参见爱德华·格洛弗：《弗洛伊德或荣格》（Freud or Jung，New York：W. W. Norton，1950）。
[37] 参见弗洛伊德对阿德勒毫无保留的攻击，他说，除此之外，“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上，有一次我们确实听到他要求对‘各种神经官能症的统一性’的构想以及有关神经官能症的‘动力学观点’等享有优先权。这使我大为惊讶，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两个原则在我认识阿德勒以前，我就已经阐述过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本）》，第14卷，第51—58页）。
[38] 有关的例子，可参见海因茨·L.安斯巴切尔和罗恩纳·R.安斯巴切尔：《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New York：Basic Books，1956），以及戴维·拉波波特对它和R. W. 怀特的评论的反击，他“在某些方面”使阿德勒获得了荣誉，原载《当代心理学》（Contemporary Psychology）2（1957年11月）：第303—304页。也可参见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第3卷第296页。
[39] J. L. 莫雷诺：《谁将幸存？社会计量法、群体心理疗法及社会剧之基础》（Who Shall Survive?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Group Psychology-therapy and Sociodrama），第2版（Beacon，New York：Beacon House，Inc.，1953），第lxi页。莫雷诺进一步注意到：“他对优先权提出了要求（这是傲慢的一种表现），而这证明他已经变得不受大多数人欢迎了。”（第lxii页）最终为莫雷诺的地位辩护的，是迪迪埃尔·安齐欧的《儿童心理剧分析》（Le psychodrame analytique chez l’enfant，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46），第28—29页。
[40] S. R. 斯拉夫森：《心理剧疗法与群体心理疗法之关系初探》（“A preliminary note on the relation of psychodrama and group psychotherapy”），原载《国际群体心理疗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5（1955），第361—366页。另可参见约瑟夫·迈尔斯（Joseph Meirs）的答复《斯堪的那维亚心理剧的神话：与S. R.斯拉夫森的〈初探〉相反的陈述》（“Scandinavian myth about psychodrama：a counter-statement to S. R. Slavson’s ‘preliminary note’”），原载《国际群体心理疗法杂志》10（1957），第349—352页。
[41] 莫雷诺：《谁将幸存？社会计量法、群体心理疗法及社会剧之基础》，第ci页。
[42] 莫雷诺：《谁将幸存？社会计量法、群体心理疗法及社会剧之基础》，第cii页。
[43] 皮蒂里姆·索罗金：《现代社会学和相关科学中的时尚和癖好》（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Chicago：Henry Regnery Co.，1956），第13页。
[44] 皮蒂里姆·索罗金：《现代社会学和相关科学中的时尚和癖好》（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Chicago：Henry Regnery Co.，1956），第14页。
[45] 皮蒂里姆·索罗金：《现代社会学和相关科学中的时尚和癖好》（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Chicago：Henry Regnery Co.，1956），第17页。
[46] 皮蒂里姆·索罗金：《现代社会学和相关科学中的时尚和癖好》，第19页。
[47] 皮蒂里姆·索罗金：《现代社会学和相关科学中的时尚和癖好》，第19页。
[48] 《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弗洛伊德：《论文集》第4卷，第284—285页。
[49] 莫雷诺：《谁将幸存？社会计量法、群体心理疗法及社会剧之基础》，第cvi页。
[50] 莱昂内尔·特里林已经注意到，“科学家也爱名，但爱名却又是不适宜的：这与他应当这样做的专业神话，是不相符的，而且一旦这种会使他有负疚感的热情被人发现，他会为此感到羞愧”［《逃跑者的聚会》（A Gathering of Fugitives，Boston：Beacon Press，1956），第143—144页］。
[51] 有关目的的替代，可参见默顿：《社会理论社会结构》，第199—200页。
[52] 汉斯·萨尔耶：《生活的压力》，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