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作为战略研究基础的多重发现 ^[1]

1969年

科学史的记录记载了数千个相似发现的事例，这些发现都是由彼此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完成的。有时候，这些发现是同时做出或几乎是同时作出的；有时候，一个科学家会重新做出某项发现，而他不知道，这个发现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人完成了。这些事件表明，当人类文化的储备中积累了必要的知识和工具时，当相当多的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因社会需要、因科学内部的发展或者因这两方面的需要而出现的问题时，科学发现实质上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被其历史所确证了的假说。 ^[2] 这种独立的多重发现（为了简洁，我继续把它们称作“多重发现”）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该思想本身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也不时地被人们重新发现。另外，对相同事实以及与之相关的假说的这种重复的重新发现，人们的看法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变，即总认为这种重新发现仿佛是没有发展的重复。毕竟，奥格本和托马斯编完他们的独立发现一览表已经过去50年了。 ^[3] 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观察者们就开始正式注意多重发现的事实，甚至开始编制简短的相关个案的一览表，并且开始探讨这个事实的内在意义。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自弗朗西斯·培根以一组富有启发性的箴言的方式提出这个假说的某些主要部分以来，至少已经有350年了。那么，为什么在此期间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呢？

当然，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关于多重发现对科学发展理论的意义已有定论了。也许，这种思想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多重发现的事实是非主流的，而且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它们就像例如人们有时会失言或出现笔误这个同样为大家所熟悉的事实一样，是无足轻重、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些都有可能。不过，现在我想考察这样一种主张，即尽管这是可能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首先，我要指出，多重发现和科学发现中的优先权等事实提供了一个研究基础，它对推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具有战略意义，这种意义超出了人们一般所认识的程度，其次，有人对这个研究基础不抱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系统地考察这些事实采取了一种非理性的抵制态度。那么，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如何理智地对多重发现进行系统的研究；下一篇论文要探讨的则是这样一个假说，即这种轻视源于另一些同形的抵制。简而言之，我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讨厌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要回答下一个问题：考虑到它的理论意义，为什么社会科学家不讨厌它呢？

对科学中的新思想和新发现的“抵制”（从通俗的意义上讲即“反对”），既表现在庞大的门外汉共同体中， ^[4] 也表现在较小的科学家共同体中， ^[5] 其中的某些社会的、文化的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已被人们认识到了。既然事实上存在多重发现而且常常会出现关于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论，那么在考察科学家对多重发现的详细研究的抵制时，对于有意轻视或否认某种能够看到但令人痛苦的现实的情况，我将更多地从其技术意义和心理学意义上来思考有关“抵制”的问题。 ^[6]

[1] 本章最初是作为《对科学多重发现的系统研究的抵制》（“Resistance to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Multiple Discoveries in Science”）的一部分，发表在《欧洲社会学杂志》4（1963），第237—249页；现获准重印。

[2] 从科学社会学的主题、问题集以及其作为一个学科的特性等方面考虑，需要给它提供大量这种自我例证的思想。

[3] W.F.奥格本和D.S.托马斯：《发明创造是必然的吗？》，原载《政治学季刊》37（1922），第83—100页；W.F.奥格本：《社会变迁》，第80—102页。

[4] 伯恩哈德·J.斯特恩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非常引人注目，如：《医学发展中的社会因素》；《我们是否应当接种疫苗？》（Should We Be Vaccinated?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27）；该书从历史和科学方面对这一争论进行了概述；《对采用技术革新的抵制》，见《技术趋势与国策》，第39—66页。也可参见R.K.默顿：《科学与社会秩序》（即本书第十二章）；《机器、工人与工程师》，原载《科学》105（1947），第79—84页（该文论述了门外汉对社会研究的抵制）。

[5] 参见伯恩哈德·J.斯特恩：《社会与医学的发展》，尤其是第9章“对医学变革的抵制”（“Resistance to Medical Change”）；伯纳德·巴伯：《科学家对科学发现的抵制》（“Resistance by Scientists to Scientific Discovery”），原载《科学》134（1961年9月），第596—602页。也可参见菲利普·弗兰克：《接受科学理论的各种理由》（“The Variety of Reasons for the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原载《科学月刊》79（1954），第139—145页；亚历山大·科伊雷：《哲学倾向对阐述科学理论的影响》（“Influence of Philosophic Trends on the Formul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原载《科学月刊》80（1955），第107—111页。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心理分析的抵制》（“The Resistance to Psycho-analysis”），原载《意象》（Imago）11（1925），第222—233页。重印于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所编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标准本）》（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London：Hogarth Press，1961）第19卷［1923—1925年］，第213—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