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关于科学天才的社会学理论

在这个短暂的穿插讨论之后，我要回过头来阐述科学发展的社会学理论的最后一部分，即天才在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已经暗示过，关于多重发现的假说长期以来与另一个相关的假说联系在一起，这个假说就是：科学界的伟人即那些无可否认的天才，是可有可无的，即使他们没有降生，事情的结果大体上也会像他们实际降生后的情况一样。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好几代，人们的争议很大也很激烈。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都曾在这个时期或那个时期以某种论战观点参与了这场辩论。有些人曾用社会理论反对给科学天才个人提供广袤空间的理论，如爱默生（Emerson）和卡莱尔、斯宾塞和威廉·詹姆斯、奥斯特瓦尔德和德·康多尔以及高尔顿和库利等（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许多思想敏锐的人可能长期以来都认为这是一场权威的争论，但他们肯定不能阻止我们注意到，对那些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一旦这两种理论阐述清楚了，它们之间的对立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相反，有人提出，如果从社会学角度而不是像通常那样从心理学角度来考虑科学天才，那么，这两种环境决定发现的思想就可以融合为一个理论。这两种思想绝不是不相容的，而是互相补充的。

按照这种扩展了的社会学构想，天才科学家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成果最终有可能成为别人的重新发现。这些重新发现可能不是被某一个科学家做出的，而是被一批科学家做出的。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天才个人在功能上等价于一大批具有不同天资的科学家。根据这个假说，伟大科学家不可否认的巨大才干仍然是个未知数。这并不是为了削足适履，以便与某种强求一致的、关于环境决定科学发现的理论相适应。同时，为了防止把具有较大天分和具有较小天分的科学家之间的差异夸大到令人置疑的地步，这种扩展了的构想也不会放弃发现的社会学理论；套用培根的话来说，它并没有“把一切智慧和理解力都置于几乎同一水平上”。

这种扩展了的社会学构想认为，伟大的科学家将会再三涉及多重发现。首先，因为天才将会做出许多发现；而按照这个理论的第一部分，这些发现中的每一个都是潜在的多重发现，因此其中有些发现会成为实际的多重发现。其次，这意味着每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对科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功能上等价于许多其他科学家集体所做出的贡献，其中有些人卷入了天才所涉及的多重发现之中。

总之，最伟大的科学家已经卷入了大量的多重发现之中。对伽利略和牛顿来说是如此，对法拉第和克拉克·麦克斯韦是如此，对胡克、卡文迪什、斯坦森（Stensen）、高斯、拉普拉斯、拉瓦锡、普里斯特利以及谢勒也是如此，简而言之，对所有其在科学众神殿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的人来说，无论按照他们的天才标准来看他们可能有多么大的差别，情况都是如此。

我还是只能间接地提一下适当的证据，而无法对它加以详细的描述。借助例证来考虑一下开尔文这个个案吧。在考察了他的661篇通信和演讲中的大约400篇之后（其余的仍有待研究），埃莉诺·巴伯博士和我发现，开尔文证实，他最终发觉至少在32项多重发现中，他自己独立做出的发现也已被其他人完成了。这32项多重发现涉及了总计30位科学家，其中有斯托克斯、格林、亥姆霍兹（Helmholtz）、卡文迪什、克劳修斯（Clausius）、彭加勒、瑞利，这些人本人就是不可否认的天才，还有像汉克尔（Hankel）、普法夫（Pfaff）、霍默·莱恩（Homer Lane）、瓦利（Varley）、拉梅（Lamé）这样的虽不是最出类拔萃但也很有天分的人。卡文迪什的这些多重发现大都是双重发现，但也有一些三重发现和少量的四重发现。鉴于这个假说，即这些发现中的每一个注定都会出现，即使开尔文的天才没有得到公认，也还存在这样最完善的传统证明：事实上每个发现都有人完成了。而开尔文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才干并没有减少。因为需要相当多的其他人才能重复开尔文本人完成的32项发现。

深入探讨这种事实的内在逻辑，我们就可以揭示多重发现的模型，模型中的细目会指出涉及每个多重发现的特定的科学家。在这些人中，有些人自己就是天才，常常涉及其他多重发现。模型中的另一些人的天分稍逊一筹，从平均水平看，他们所涉及的多重发现较少一些。更次一等的被证明有科学天分的人，是数量巨大的一批科学家，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对科学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所取得的一时的重要成就，往往是他们独立地做出了天才科学家业已独立完成的诸多发现中的某一项发现。

我们继续讨论开尔文这个样本个案。当然，这32项多重发现仅仅是他一生中所涉及的多重发现的一部分。因为我已经说过，这些只是开尔文本人所发现的其他人也完成了的发现。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开尔文作出的发现在以后被其他人完成了。对于这些我们还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估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我说过的占了先的多重发现：从现有的记录上看，开尔文的这些发现并没有被其他人独立完成，但是按照我们的假说，要不是开尔文先完成的发现得到普遍流传的话，就会有其他人做出这些发现。即使根据这种不完善的主张，似乎也可以相当合理地认为，一个科学天才在功能上等同于许多其他科学家。而且，即使我们注意到，科学天才本人对这些发现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事实上别人也做出了这些发现），他个人在科学上的成就也不会有丝毫减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扩展了的社会学理论既可以说明两种环境决定发现的理论，同时又不至于夸大科学家个人在智力方面的差距。

对于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的另一个类似的事例，我们没有太多要补充的。无论人们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有什么别的评价，他毕竟是心理分析主要的创始人，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而对他发表的100部（篇）论著进行的第一次考察就发现，他描述了他所涉及的总计30多项多重发现，这些发现是他在完全不知道别人已经完成了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样本的情况很像我们在开尔文那里所看到的情况。弗洛伊德后来发现的领先者中，有一些是著名的最有才华的人物，如席勒、冯·哈特曼、叔本华、费希纳（Fechner）等。但是，在他的其余众多独立的共同发现者或领先者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知的获得过最高科学成就的著名人物，如沃基斯·劳埃德、库钦（Kutschin）、E.哈克（Hacker）、格拉塞特（Grasset）、诺伊菲尔德（Neufeld）等等。弗洛伊德一人需要完成其他许多人各自完成的发现；弗洛伊德还要使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思想上，若非如此，这些思想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些和类似的一些方面，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尽管对思想的发展而言，他的历史作用比其他人更大一些，但他个人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他实际上从事的多重发现，以及其他许多他大概凭借个人举世无双的天才而抢先做出的多重发现，业已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所发现的对开尔文和弗洛伊德适用的情况，对其他第一流的科学家也适用，对这些人，现在正根据这个理论进行考察。他们都是些多次涉及多重发现的科学家；他们不可否认的才干就在于他们能独立地创造这样一些成就，若是没有他们，这些成就肯定会由相当多的具有不同天分的其他科学家来实现，但我们有理由可以推测说，成就实现的速度会慢一些。因此，科学发现的社会学理论，没有必要坚持在科学的积累发展和科学天才的独特作用之间进行假选言推理。

也许还有时间来谈谈我自愿承担的几个很有必要的防止误解的说明。因为我难以摆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即使你们承认我是对的，这个简短但并非十分简明的对大量科学发现资料的概述，肯定也会导致误解。只要有很多问题尚未说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防止这种误解，也许我在结束本文时应列出一些看似显而易见的推论，它们绝不是我设法描述的东西中所隐含的。

第一，在提出这个经过修正的关于科学发现过程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构想时，我并没有暗示，所有发现从这种意义上讲都是不可避免的，即无论怎样，即使事实上做出发现的某个（些）人没有完成它们，它们也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被别人完成。正相反，确实存在这样的个案，即某些科学发现的主要成分在文化中先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发现在实际完成之前可能会经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被耽搁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发现的现象经常发生，这对这里阐述的理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问题，但它们绝非是不可解决的问题。

第二，也许与我所陈述的看法相反，这种理论拒绝我称之为“预示论”的那种做法，即通过对现在所谈论的和以前所谈论的问题进行过于自由的解释，而声称会在很久以前甚至是古代的研究中发现对现在的科学发现的预料。这个理论并不是17和18世纪关于古代与现代之争在20世纪的翻版。

第三，这个理论并不是《传道书》的一个翻版，认为“普天之下并无新奇之物”。这个理论对科学的增长、分化以及发展提出了附带的条件，恰恰是因为它考虑到了这个事实：科学中的有些增长大体上或者事实上是重复的增长。它也考虑到，科学理论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重要的新变化，尽管引起这些变化的科学家不止一个人。

第四，这个理论并不认为，真正的独立的多重发现在时间顺序上肯定是同时完成的。只有有限的一些个案是这种情况。即使历法时间上相距遥远的发现，人们也可能根据知识在不同文化中积累的状态以及这些发现在其中出现的不同社会的结构，把它们看做是在社会和文化时间上“同时”或差不多是同时完成的。

第五，这种理论考虑到了，实际的而非潜在的多重发现的概率，因特定发现的性质不同而存在的差异。当然，科学发现并非都属于同一个类型。有些发现，是以前知识明显的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这些知识的直接结果。其他发现包含了大量在以前知识基础上的跃进，这些也许不太容易成为多重发现。然而人们认为，最终会证明，这些发现也是与其他发现相同的科学发展过程。

第六，这个理论尤其反对，在科学发现的社会决定与科学中的天才或“伟大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之间进行假选言推理。这个理论从社会学角度把科学天才看做是这样一个人：他个人在功能上等价于许多不同的在才华上稍逊一筹的科学家们所起的作用；从而，这个理论坚持认为，天才在推动科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他常常会大量借助他的权威，使科学发展的速度加快，或延缓进一步的发展。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对这个理论形形色色的推论可以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的基础材料既可以从历史证据中获取，也可以从对当代科学家经历的实地研究中获取。培根间接注意到的并得到许多其他人经常考察的东西，有可能成为当代科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