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多重发现的模式

在转向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将讨论社会学对天才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的构想）之前，我认为，根据对多重发现的系统研究来描述一下某些发现是很有益的。埃莉诺·巴伯博士和我对大量多重发现中的264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些发现中的大部分，共计179项，是双重发现；51项是三重发现；17项是四重发现；6项是五重发现；8项是六重发现。这264项多重发现中还有一项是七重发现，两项是九重发现，在这九个独立的共同发现者中，绝大多数人大概倾向于接受这个假说：即使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没有做出这个发现，这个发现无论如何也可以完成。

通过对与其相关的专门证据的研究，这264项多重发现中的每一项，都已经被划入了不同的类。每一项分类所依据的是：它出现于其中的特定的学科、多重发现的历史时期、重新发现的时间间隔、共同发现的数量、它是否引起了优先权之争、共同发现者（有别于同一国国民）的民族、共同发现者的年龄，等等。对通过历史探讨所获得的每一个多重发现的信息都已经进行了编码，并且已经转换成了穿孔卡，这样就可以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了。

现在不是描述现有的发现的时候；我此刻的目的仅仅是要指出，对更大量个案的系统分析，会为对特定的多重发现个案深入细致的研究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补充。这一点可能很重要，例如，所评论的20%的多重发现，都出现在一年之中；其中有些是在同一天或同一个星期出现的。另外18%出现在两年之中，更多一些的多重发现则出现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某项多重发现几次出现的间隔越短，所引起的关于独立发现或优先权的其他方面的争议就越少：在一年之内做出的多重发现中，只有大约一半涉及了优先权的争论；而在20多年的时间内作出的多重发现中，有五分之四都卷入了争论之中。尽管存在着民族中心主义，如果共同发现者分属不同的国家，涉及优先权的冲突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而不是很大。这可以说明另一个初步的发现：从总体上讲相当令人鼓舞的是，因多重发现而导致科学家之间发生冲突的频率，似乎处于下降的趋势。在我们考察过的1700年以前的36项多重发现中，92%有过严重的争议；到了18世纪，这个比例降到了72%；19世纪上半叶，这个比例保持在大体相同的水平（74%），而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该比例明显地下降到59%；在20世纪的上半叶，该比例已低于33%。也许，随着每个特别的领域中研究者数量的增加，科学家们开始充分认识到，像他们自己有可能会做出某个特定的发现一样，别人也会做出这个发现。

不管怎么说，这种研究足以使我们相信，关于发现的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是科学社会学紧接着就要实施的一个可行并且富有启发意义的步骤。